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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过多介入中国事务对苏联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苏联援助给了国民党，而共产党则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扩张。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腐败使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干涉的话，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苏联的不干涉态度避免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反苏情绪——如果这两个不同的民族真的发生了大量接触，很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不干涉态度也使苏联在亚洲其他国家赢得了公正的名声。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却使这些国家怀疑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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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苏联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在欧洲干了什么，其在中国的行为看上去是比较公正的。在中国大陆内战期间，它的唯一一次重要介入只是在东北以消极的方式留下了一批武器。如果这仅仅是欺骗中国人的假象，那么起码在这段时期，它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正因如此，在亚洲的冷战中，共产主义者明显居于上风。同样，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失败，而不是苏联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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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之前的章节，我已经叙述了美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为失败埋下祸根。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和国民党的不现实的关系，使我们接近了这场失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不完备，宣传方针不合时宜，而美国新闻界又按主观愿望报道，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场失败的发生。赫尔利把不同意他意见的专业外交人员赶出了国务院，这件事说明，我们习惯于认为外行可以而且应当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这种传统大大促成了这场失败。这些专业人员虽然现在被笼统地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却是：他们当初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已经完全被历史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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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性格易于冲动，我们中有许多人都下意识地轻视有色人种，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教会。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中国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任何一个美国青睐的政府，而不管这个政府是不是中国人自己所喜欢的。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危险地用主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可以由美国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不是必须由所在国的客观事实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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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说过，我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发生的海空大抢运，是我们这场失败的关键所在。这次行动使我们无可挽回地闯下了最后的大祸。但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对这次抢运过程做出详细的解释。甚至国务院的白皮书也把这件事情含糊敷衍过去了，以证明美国对加速国民党的崩溃并不负有责任。虽然如此，这次抢运的大致情况现在已为人们所知，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不难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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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史迪威事件之后说起。当时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指派担任在中国的重要职务。选中这两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方便，因为当时赫尔利就在重庆，而魏德迈则近在锡兰[40]。但他们的保守主义态度肯定也是考虑派往中国的因素之一。赫尔利是共和党人，而魏德迈一直支持共和党的政策。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个人，可能是为了增强对外政策中两党合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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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当史迪威的政策遇到困难之后，罗斯福那种喜欢凭冲动做出决定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了。罗斯福当时没有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贯彻原来的政策，而是凭一时冲动就决定在相反的方向上试试看。当时鲁斯系统的杂志和其他报刊，加上沃尔特·周以德等共和党议员开始煽动鼓噪，反对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蒋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可能认为，不如再给蒋介石一点甜头，并且最好让共和党人去中国做这件事。他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平息共和党对他的国内政策和欧洲政策的批评。另一方面，恐怕他那种过高估计个人作用的历史观也起了作用。他可能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本人和蒋委员长要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外，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曾披露，罗斯福希望在战后前往中国，亲自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调解人。所以他当时可能已经下定决心，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维持蒋介石对日本做最低限度的抵抗，其他一切都留待他日后能够亲自处理这一问题时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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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史迪威事件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被共和党人接管。在日本投降之前关键的几个月中，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代表缺乏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而且他们似乎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评价国民党的。由于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断赞扬国民党，所以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声望押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也没有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失败了。在日本突然投降之后，美国又一次凭一时的冲动来处理中国问题。这时赫尔利和魏德迈特别希望采取能够掩饰他们自己的失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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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蒋委员长请求美国帮助他占据全部日军占领区的要求，最初是用电报形式提交给华盛顿的。然后华盛顿要求身在重庆的魏德迈及其情报部门对此表达意见。魏德迈及其僚属认为，把国民党部队运往东北是危险的军事冒险。很明显，这时魏德迈已经对他自己以前为了讨好国民党而促成的局面感到不安。他拜访了蒋委员长，劝告他不要企图占领东北，因为那样会使战线拉得过长。他还建议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保证蒋介石能够占据华北的部分地区。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建议，而魏德迈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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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匆匆忙忙地交换了一连串跨越太平洋的无线电报之后，海空抢运计划就敲定了。我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是站在赞成蒋介石要求一边的，赫尔利更无疑是强烈支持蒋介石要求的。赫尔利的支持很起作用，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驻华大使。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这样仓促做出的，这似乎是这场灾难中最可悲的方面。这场灾难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给我们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灾难可能是一个老年人害怕全世界的绝望心情所造成的。然而很明显，最后的决定是在华盛顿由杜鲁门总统或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也可能是由他们共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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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根本区别。上述一连串事件更证明了这一点。两位民主党总统对中国这场灾难的责任并不比任何共和党人小。1945年以来的历次事件，特别是发生在1950年的几件事，倒是明确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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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事干涉政策在中国失败了，这种政策虽然同时在希腊获得了成功，但也花费了过多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这种情况使杜鲁门、艾奇逊和他们的民主党支持者们似乎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基础不足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企图用军事行动来遏制共产主义是徒劳无益的。现在这些民主党人不幸又有可能被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另一场危险的军事冒险中，这次他们显然希望在这些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中，运用成功的马歇尔计划代替杜鲁门主义，即采用政治解决方案，用政治、经济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来压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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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在1950年初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激烈辩论中，许多共和党人提出的口号是：“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再干一次。”换言之，正因为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希望挑起一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更为不祥的预兆是，一些共和党人在1950年春季的预选策略表明，他们竟然有意或无意地打算在美国试验一下戈培尔的弥天大谎式宣传术，目的是让我们在亚洲继续奉行军事干涉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在中国造成了最大的失败，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神话，和事实完全相反，从而麻痹了美国公众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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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确实有些“可敬”的共和党人当真相信，民主党政府已被亲共产党分子渗透，这一政府开始忽视中国问题，后来更是顺势把整个中国都出卖给了苏联。但很明显，另外一些共和党人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不已，纯粹是选战投机活动，华盛顿残留的亲国民党院外集团更是竭力鼓噪。麦卡锡参议员及其一伙很可能还会从政府中抓出几个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路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问题上，目前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颠倒了黑白，这使我们在将来更加难以防止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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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共和党人说史迪威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打算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并让他们参加盟军方面的作战。实际上，史迪威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他既没能利用共产党的军队，也没能在美国于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之前，加强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反倒是陈纳德在大战期间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竟然能使自己主张的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计划得到批准，而这一计划的执行引起了日本人在1944年的大规模进攻，让几百万中国人倾家荡产，陷入绝望的境地，而这种情况，恰恰给共产党人的扩张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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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还说马歇尔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曾致力于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联合政府是唯一能延长国民党的生命并给予其必要的重建和改革喘息时机的办法。但马歇尔也失败了，联合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倒是赫尔利和魏德迈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们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使国民党的战线拉得过长，他们的反共好战态度也使蒋委员长不切实际地幻想可以获得更多的美援用于内战，其结果就是后来的这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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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现在被共和党人指责为过激派。其实，国务院的错误正在于过分保守，由于这种态度，它迟迟没有理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而当它发觉这点，想制定一项可行的政策时，却已经为时太晚了。左翼作家们也被视为有罪，因为他们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因而被说成是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其实更应当受到责备的反倒是那些右翼报刊，它们企图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加强国民党的力量，结果却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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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事实表明，1937年到1941年，即由抗战开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表明自己能够在日本侵华的危急态势中扩张力量，而国民党则在这个时期开始失去力量，因为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于战时危机状态。到中国成为我们的盟国时，势力消长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很难施展影响扭转这种趋势，因为当时我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向中国投入的精力都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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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已经变得如此虚弱，而共产党已经变得如此强大，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击败共产党人了——除非我们美国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干涉，并在实际上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我估计至少需要10万人，这支军队必须准备投入战斗，甚至牺牲生命。此外，还不得不向中国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顾问、军事教官和文职官员，他们必须学习中国事务和复杂的中文，甚至可能不得不接管国统区的行政权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由于当时美国人在国外事务中缺乏经验，所以这种大规模干涉的最后结果很可能仅仅是使得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这种干涉必将毁掉美国在全世界的名誉。但共和党中主张积极干涉的人，像鲁斯、周以德、蒲利特、诺兰、惠瑞、麦克阿瑟、赫尔利、麦卡锡、魏德迈和陈纳德等人，对这种必然后果却采取了故意不去正视的态度。据我所知，1947年，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决定美国不会进行这样一种冒险行动。但当时魏德迈却在建议将东北地区交联合国托管的报告中，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而这种介入最后必然会走向全面干涉。我认为，马歇尔当时的决断证明他是一个正直而明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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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力图使蒋介石和日益强大的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太少了，相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东西太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影响。我们的这种做法，使蒋介石根本不愿意在向中国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方面和共产党竞赛，而这才是我们挽救非共产党中国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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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考虑，我认为共和党的现行立场有两个方面最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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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共和党人荒谬地希望坚持积极干涉的政策。实际上，这一政策已经破产。共和党人的这种表现使我想起，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盲目地追求完全保障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带来了自杀性的后果。因为这种做法，他们过分考虑自己的“面子”，完全脱离农民，仅仅相信武器、碉堡等军事力量，结果反而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完全崩溃。我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95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话，美国可能会在亚洲全面执行一种积极干涉的政策。这项政策很可能会在几年内导致共产党人夺取全亚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可能会使我们短期内在军事上取得某些胜利，但在今日全球性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些胜利恐怕只是长期战争的序幕。这场混乱很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之久，谁要是想夺得这场混乱的胜利，就必须采取比现在的冷战严酷得多、复杂得多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原子战争的另一种可能后果，是使人类退回到原始时代。如果那样的话，最后的较量就不会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了，而是将在崇拜蛇的人和崇拜龟的人，或者树栖人与穴居人之间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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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共产党人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反动的美国恰恰为他们的扩张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敌对行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激愤的反美情绪引起的。他们现在只需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来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例如，正值我们对台湾地区问题的辩论达到高潮时，他们没收了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财产。这表明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共和党人是他们最可靠的美国朋友。他们正希望能挑动美国人的情绪，为干涉主义者们影响我们的政策制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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