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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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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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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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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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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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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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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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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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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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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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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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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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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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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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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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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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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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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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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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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12]”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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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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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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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13]：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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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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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14]，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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