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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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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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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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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16]，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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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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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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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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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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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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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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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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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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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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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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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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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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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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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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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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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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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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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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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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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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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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