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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想了想，用了“墙头草”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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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本问：是形容他很顽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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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过关卡时，三个人受到中国士兵的严格盘查。樱井出示了证件，士兵打量着三个人。依据公平和井本的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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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了宛平城外，远远望见卢沟桥，两个东京来的参谋再次被中国驻军盘查。公平和井本离开北平前得出的结论是：中日军队严重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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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平后，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继续转悠，跑了华北的好几个城市。后来，井本在青岛坐船回了东京，公平则继续“旅行”。他也真认为自己是旅行了，因为从华北到华东，湖光山色越来越美。他惊叹于中国之大。一路上，公平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火车、汽车、马车、轮船，从农民到官员，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到达华东一带的城市，他警觉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反日排日”情况比华北严重得多。措辞激烈的抗日标语，在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见怪不怪。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庞大的国家一直是麻木的，看来情况不像以前说的那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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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旅行”时，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大约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你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瞎转悠什么？不给你抓起来审问就不错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6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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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石原莞尔拿到了这样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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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军队下级干部态度更加露骨，日本军部方面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不同。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对华进行打击，这样就会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仇忾心。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将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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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省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派到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茨城县人）。柴山对华态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识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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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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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的参谋们在中国“旅行”时，林铣十郎过了四个月的首相瘾后成功下台，因为他在任什么都没干成，大家凑上去围观，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首相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个军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前两条说得还行，最后一点似乎有点过了，完全给一棍子打死了。人们开始对林的上台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陆军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们开始撞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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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墙声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组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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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家有点来头，是日本史上与天皇家关系最近的贵族“五大摄政”之首。近卫毕业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法学系，因为他爹是公爵，他世袭了不少好处，早早进了政府，后来跟在元老西园寺公望后头，到巴黎参加《凡尔赛和约》[1]的签订，干到贵族院议长的位子时才四十岁出头。很早他就被认为是首相的最佳人选了。“二二六兵变”后，天皇想叫他组阁，但近卫躲了，不想收拾那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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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希望近卫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啦。但有人觉得这个近卫华而不实，按西园寺的某个秘书的说法，近卫这小子像富士山。是赞他么？那个秘书多年后这样回答：从远处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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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都往中国派人，我们内阁也会啊，所以近卫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打发出去了。这名字有点耳熟，的确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老婆是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纪初，他曾先后到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和南亚探险，在佛学界、探险界、考古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跟他有过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过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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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国饭店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长野县人）。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后来他做到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1945年8月他还得出来。今井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平的形势：如果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起作用的话，按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定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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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告诉今井，入夏后，东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北平可能会发生像柳条湖那样的事变。对大谷来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种类似于他探险一样的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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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回去后向近卫报告。大谷说得不错，近卫上台后，东京就有个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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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茨城县人），永津跟矶谷一样，也是特别关注中国南方一举一动的“中国通”，甚至在中日开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矶谷是所有日本“中国通”里脑子最清醒的（开战后此人开始犯昏）。他认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已演变为针对日本的全国总动员。因为蒋和他的政党过于自信，所以“侮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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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强硬派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可以改变他们抗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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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非常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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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是真忧虑。他担心前方的日军蛮干，破坏他的“开发满洲、亲善中国、降伏苏联、驱逐英国，最终与美国决战”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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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隆吉在绥远闹事时，当时在关东军做参谋的武藤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也跟着掺和了。绥远出事后，石原飞往前线，质问田中和武藤：你们瞎闹啊！那两个人笑道：我们学的是当年的您啊！而现在，不听话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当作战课课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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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陆军省军事课向中国又派出一个“旅行者”（冈本清福）时，石原叫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驻屯军有什么不对劲的苗头，如果有的话，要及时掐灭，并特别叮嘱：留意一下中日士兵步哨间的摩擦，一定要拿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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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中国大地酷热难当，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到了“最后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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