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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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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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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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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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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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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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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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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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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人应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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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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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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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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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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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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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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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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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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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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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声明很难说充满了近卫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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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其为对手，相当于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启程回国，随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返回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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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略上讲，东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和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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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参谋本部虽然有个战争指导课，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稳健的战争指导机构。即使开战后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仍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略是分开的。此时，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但国家战略却一步未失；而日本，尽管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但军事的胜利没法转为政治的胜利，而是随着军事胜利的继续，使局势陷入日本根本没法解决的复杂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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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日本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不靠谱。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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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作出这个决定后，随即出台了一个“不扩大”方针，计划最迟到1938年7月，把驻中国的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在华中方面，把第9、11、101师团撤回国，留下第3、13、18和台湾混成旅；在华北方面，调回第10、16、20、108、109、114师团，只留下一个第5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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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计划如果不实施的话只能是计划，前线的战事还在一步步推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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