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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领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头领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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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伪政权分别发了一份“奉劝”抗战者的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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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政权的通电,对进行抵抗的中国军民做了如下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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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幼稚虚骄之疾,酿国破家亡之祸,本政府已言辞声讨……”表示“不可容忍”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时也道出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然“强弱悬殊,时代迥异”,奉劝武汉军政要人“知时务”,别再跟日本军对抗。通电最后说,抗战者只凭一时之气,而使民众遭殃,实为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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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倒是有,但内容却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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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一出,本以为会取悦日本军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责难,认为这样的措辞会叫国民政府彻底走上“不归路”。怎么跟中国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为1938年春天东京最头疼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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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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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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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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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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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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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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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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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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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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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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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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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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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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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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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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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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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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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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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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