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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治安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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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 “北支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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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C “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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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 “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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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特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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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外国侵略者来了，战争和毁坏四处蔓延。无辜者丧失生命，无人能免于暴力的侵袭。游击队在一些地方从事武装抵抗活动，但他们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农村地区。您，恰好是一位有社会地位、有志向或者说愿意为民众做一点事的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乱世，您良心上过不去，不得不站出来。此时，占领军的代表出现在您的家乡、您的家门口，请您出来一起工作，您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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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 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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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一章 关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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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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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30日，菲利浦·贝当通过法国广播电台宣布，德法“两国已准备进行合作”——这一天是他与阿尔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蒙托瓦火车站会晤后的第六天。从此以后，“合作”（collaboration）一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贝当选用这一词汇来形容他与希特勒之间达成的协议，并声称，这个协议能使法国避免强大的军事威胁。不过，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四个月前，法国军队与德国人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效忠于德国的法国官员表示：“遵守德国当局的决定，与他们真诚合作。”1最初使用该词时，其意思含糊不清，也没有投敌卖国的含义。可是到贝当使用时却不然，而且之后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含义。随着战争和占领的持续，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合作已危及妥协的初衷，而这些在战争爆发之初很少有人能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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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至1945年间的冬季，欧洲清洗了一批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人，这既巩固了战后欧洲大陆的新政权，也决定了“合作”一词的历史命运。不过与此同时，该词的使用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例如研究二战期间丹麦历史（战争期间，丹麦政府接受德国“监护”）的亨瑞克·德斯来夫森（Henrik Dethlefsen）在运用这个术语时，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指出，“整个社会都必须适应”现存的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不应被夸大为“通敌”的神奇动力，也不要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所有人都指责为通敌者。他建议，应该将此术语限定在政治范围内：“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2大体而言，我在本书中也使用这个定义。那些参与合作的人，必须行使政治权力，才有可能“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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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合作”的研究非常丰富，它是研究二战史的基本线索。然而“合作”不是欧洲所独有的。早在贝当与希特勒会晤的三年前，在远东地区的长江入海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中国人与日本人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有计划地占领中国大陆地区。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7月又南下至北京地区。这两起事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由于不能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8月，日本以更多的兵力、更残忍的手段第二次攻打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长江三角洲，由长江冲击而成，从上海向西延伸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面积61,000平方公里（2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自古是鱼米之乡。在日军的入侵下，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日本人却说是在建立东亚新秩序。那年秋冬季，猛烈的炮火之后，入侵转变成日常的军事占领，征服被“合作”所取代。这里的“合作”与法国不同，后者迅速成立了中央政权组织，与希特勒交涉。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不是从上层开始的，而是由基层地方头面人物发起。当日军从上海长驱直入至南京时，在沿路的县城，地方头面人物与日军的代表（“宣抚班”职员）达成协议，基层政权渐渐形成。地方头面人物“在占领军的监督和施压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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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恐怖的、极具破坏性的统治者。1937年冬季的军事入侵阶段，日本士兵以异常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中国士兵和普通老百姓。日本侵略军对战争公约的蔑视，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痛苦记忆。所有这些记忆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最终汇聚到单一的记忆中——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军在首都南京的暴行，以“南京大屠杀”一词迅速在英语国家里广为人知。时至今日，那个历史记忆仍以中国人最通俗的词汇——抗日战争——而家喻户晓。但在那漫长的八年占领和军事抵抗时期（结束于1945年日本向美国宣布投降），这并不是唯一可被讲述的故事。中国人对入侵的反应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还有其他一些求生方式。“合作”便是其中之一，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几乎还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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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试图再现占领第一年中国人与日本占领者的“合作史”。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或者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书写。中国人这一时段的集体记忆是由日军的暴行、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抵抗行动所组成的。这个版本的故事特别引人注目，反映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又强化了这个故事：相似的抗日英雄，相似的汉奸恶棍，中国民众处于相似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士兵干着相似的惨无人道之事，就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类似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以任何其他方式来描述这段历史，均意味着附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宣传——黄种人应该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种叙述是与日本侵略者勾结，没有胆量称这场战争是日本向欧美国家争夺中国的殖民权。然而，沦陷期间，多数中国人仅仅是因为除了迎合日本人外，别无选择；或者说他们必须顺从日本占领者的统治，否则无法生存。这部分人只将迎合、顺从日本人作为求生之道；只有少数人衷心欢迎日本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心甘情愿与征服者合作。当代的中国人无法了解这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以中国人的身份效忠于日本占领者的少数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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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至少有一小部分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对此研究抗战史的中国历史学者已达成共识。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一种解释是，决定与占领者合作的人，大多与某某日本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解释似乎合乎逻辑。他们认为良好的私人关系能充分解释“合作”行为，而且不难找到这种关系。例如，日本占领时期，镇江第一任“维持会会长”柳肇庆（第四章），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第五章），从位于东京的法政大学拿了法学学位，他的同事——“南京自治会”里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上海“‘占领政府’第一任市长”苏锡文（第六章），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日本学习，意味着他们与占领者能说同一种语言，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接触时，首先要寻找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比其他不会说日语的人更有机会接近日本人。以“关系”来解释合作原因有可能会走进死胡同，因为无法更深入探索这些人的真正动机；而且这种解释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即大量与日本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中国人选择了抵抗，合作者只是极少数人。例如1937年的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日本学习航空学，而他选择了与国民政府一起向西撤退，而不是与日本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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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更为突出，大多数与日本人合作的较次要的地方头面人物，根本没有去日本旅行或学习的经历，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这又如何解释呢？与聚集在上海和南京的有权有势者不同，小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完全在地方上活动，他们只看到身边的机会，处理的问题也是在自己有限的势力范围内。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战争前与日本有关系的人，就会完全忽略这部分人。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而无法拓展视野，从实际情况和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无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要求，宁愿接受日本人的占领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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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给合作者贴上道德沦丧的标签。其实有些人只不过是军事占领下的政治附庸，与道德沦丧并无多少关联。但几乎从不允许对此进行简单明了或平铺直叙的描述，而且人们很容易诉诸道德语言，用逖慕·罗斯考拉（Teemu Ruskola）优美的语言婉转地表达就是“规范化的社会制度已预设了道德准则，并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在此准则指导下的正确的行为”3。道德准则首先将“合作”与民族或国家联系起来。其基本假设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保护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这最好用“伦理”而不是“道德”（规范不是指导，而是建构道德准则）——没有比国家或民族利益更重要的事了。由于这紧扣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尤其当民族或国家的事业毋庸置疑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合作”说成是爱国主义之外的另一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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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会发现，这个不可思议的标签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在《通敌的含义》（The Meaning of Treason）一书中，情绪激昂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该书收集了英国从1940年代末对合作者的审判记录，到1960年代初对间谍的审判记录。一些英国人可能选择效忠于德国或苏联，将那些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英国。作者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是个“龌龊的交易，对这些事的处理更加龌龊”。4按她的观点，公民身份是保护个人荣誉的契约，我们有义务且应该毫不含糊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她控诉那些在战后被审判的“合作者”如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伦纳德·布莱克（Leonard Black）和约翰·埃默里（John Amery），这些人都到德国效命于纳粹。卫斯特根据这些人令人反感的性格及其令人讨厌的政治抱负，刻画了他们的一些行径。布莱克“长期以来执迷于混乱、纠结的理想，并习惯于从政治冒险中谋利”；埃默里“智商低下，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法西斯主义的空壳”5。他们的缺点、唯利是图以及反犹太主义，再加上与希特勒、苏联政治的比较，使作者宣扬的爱国主义成为道德上唯一正确的选择。韦斯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据这些人的经历来了解他们道德观的形成。实际上，在叛国者的描写上，她的研究比我对中国合作者的描绘更为详细。她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来解释战后被审判的人为什么在战争期间为德国人效力。然而在她的眼里，没有一个证据能充分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当的，因为大多数处于相同环境的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对她而言，保卫自己的国家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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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研究者而非专业辩论家来说，“合作”一词有着使用上的困难。被贴上“合作”标签的人，其行为是耸人听闻的。毫无疑问，这完全是道德的力量在起作用。也只有在占领时期，道德力量才能使这个话题充满活力。然而对这个词所包含的价值判断——甚至在我们了解这些价值判断的依据之前，就已经妨碍了分析。当一提到“合作”时，立即就会给研究者冒着风险描述的政治现象施加了人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会导致仅从道德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阻止了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研究者必须设问，合作者预先假设的道德准则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事后根据这个道德准则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我们既不能接受在历史真实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这些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框，审视其背后的政治事实，来了解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坦白承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没有办法将道德和政治完全分离开来，因为尽管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却常常以相同的语言表达来展开。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将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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