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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德框框从政治现象中剥离出来，会使那些习惯于接受另一种结论的人大吃一惊。例如，1970年代，法国研究维希政府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得出的结论推翻了二战以来法国人许许多多坚定不移的假设。当新观点揭示出法国当局为德国人的利益而工作，特别是大多数人帮助纳粹消灭法国犹太人时，法国民众普遍产生了对维希政府的厌恶情绪。新观点还揭露了大多数法国人没有抵抗德国占领，实际上许多人还支持这种占领，这破坏了法国人一直以来引以为豪、令人欣慰的抵抗精神。在此层面上，这些研究成果强化了一个流行的看法，抵抗是道德上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批判“抵抗主义”（résistancialisme）——信仰所有法国人都进行了抵抗——不能改变忠诚的价值，这是法国人高尚的美德，且保留在战后一代人的理想中。然而，在批评“抵抗主义”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经历战争的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无论如何看待这些人，公平或不公平，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一直标榜的、从战争中继承的道德标准，而这是他们快乐生活下去的精神源泉。一旦从抵抗神话中受益的那一代人去世，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不受欢迎的观点才会公布出来，所以现阶段，法国仍专注于整理那场战争的历史遗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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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人相比，中国人接受占领事实方面还远远停留在早期阶段。一方面，日本人从不澄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责，也从不为在中国犯下的侵略行为提供补偿，这使中国人继续感到恼火和耻辱。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而去追问战争期间的占领区内大多数民众在做什么。对海峡两岸的政治精英而言，抵抗的神话一直是强有力的道德武器，他们利用这件武器来继续维持战后的统治。国共两党各自声称是本党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将自己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投注在这个上面。然而对这场战争思考，还不止于此。自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身怀民族的羞辱感，战后中国政府的治国无方更加剧了这种羞辱感。然而，因为执着于日本人拒不承认错误、拒不偿还债务的意识，使得中国人并未仔细审查自己政府过去的行为和历史：打破关于那场战争的一般流行观点，稍稍转移对外部侵略者的谴责，并对20世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承担起责任。这有可能会暴露出隐藏于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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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人在编写那场战争的历史时，道德标准总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我们要以什么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并思考那些被压制的记忆呢？在本书中，我的方法是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即每个政权用来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依据，向下审视占领区大多数基层政府的情况。在沦陷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各城镇中，与占领者的合作似乎是真实的，而民族尊严和个人荣誉也一定会折磨这些新政权的政客们。但大多数时候，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与日本人合作是为了应付和处理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如供给食物、组织运输、建立安全防护措施等各种事情，这是任何政权的基层官员和地方头面人物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此来确保社会的再生产和维护既有的权益。采用从底层来透视，使合作转变成有待研究的课题，这就不是简单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并因此而进行谴责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合作的研究中，道德考量已无存在必要，而是建议我们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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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放弃已有的“通敌”观点，来考察基层社会的情况，将会改变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1937年11月至12月间，松井石根总司令指挥的从上海到南京的闪电战，仍然是一页残酷的侵略史。但这之后，故事进入了征服后重建占领区的历史。在新的权力结构下，一部分日本人和一部分中国人通过谈判磋商，达成了一些协议，彼此之间构成了工作关系。用这种方法书写的历史是这样的：入侵者有时也是具有一定同情心的官员，招收一些同样具有同情心的地方头面人物，他们一起工作，试图修复因战争而造成的损害。通过这种叙述方法，我们将会发现，那些合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将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他们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寻求和解调停，为的就是能够重操生计，保护同胞，甚至投入所谓的“新中国建设”——这是不久以后日伪政府宣传员提出的口号。起初，地方秩序不稳定，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军事进攻将持续多久，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在这场转变中，一些人孤注一掷，投靠了侵略者。1938年春，长江三角洲的局势看上去朝着有利于日本人的方向稳定下来，这时，与新统治者合作的动机增强了。因此，在以下各章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将会看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人与占领当局妥协、与占领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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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档案馆（该馆收藏了我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档案资料）偶然碰到的一封信，描述了这种合作与妥协的复杂性。这封信是上海“浦西同人会”的成员于1939年1月递交给“占领政府”的，信中描述的是关于他们本地管理的事情。这封信是给中国官员的，但写信的人也很清楚，它一定会落到日本人手中，因此他们非常注意措辞，花言巧语，溜须拍马，竭尽奉承之能事。“展望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抓住新中国建设的精神，积极从事合作事业”，他们宣称，“帝国不仅在文化上先进，经济上强大，而且其人民诚心坚定。作为良善的邻邦，他们正在用其辉煌的文化来指导我们辽阔国土的建设”。作者们毫不脸红也毫不隐藏他们深深涉入这场政治表演中的行为：“忠厚慈善的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程，他们深深热爱中国。由于他们的参与，我们两个大东亚的人民将走向共同繁荣、相互扶持的光明大道，前途无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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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此阿谀奉承之词，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谴责这些作者是地地道道的通敌分子，他们与“占领政府”已经彻底妥协了。他们甚至不厌其烦地称日本人是“友邦”，这是沦陷期间，官方文件中惯用的称呼。而且我还会立即得出结论，指出他们沉湎于毫无希望的合作中，也就是我建议暂时放弃的那种观点。我们无须假定写信人或收信人（市府当局）有过失或者轻信敌人，这只是他们之间在处理公务，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颂词。交流双方可能会相信所写的每个词，但我们却没有证据。我们也无须认为他们深信那些为了写而写的颂词。权当这些阿谀奉承之辞是交换条件，目的是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新政权中，为了需求和利益，就意味着需要鹦鹉学舌地重复日本占领者的宣传。在利益交换的场合，确保语言在政治上的恰当性，只不过是某人在新的环境里做好某件事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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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西居民是否思考这些事情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与日本人合作、与日本的中国代理机构合作是占领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占领造成了合作，合作的需要转而又导致表面上的合作。仅仅浏览留下来的这些表面上的资料，我们很难判断这些选择了表面上的合作而掩盖事实的人，到底是因为占领造成了他们的合作，还是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合作。而且，这些人可能会算计选择和冒险的得失，这可能完全不同于那些后见之明者的简单化看法，民族主义者使这一简单化看法广泛流传，而且经久不衰，这些观点又传给了我们。所有这些使我猜测，沦陷时期可能会有比我们已经接受或假设的更多的、不甚明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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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这是亨瑞克·德斯来夫森的定义，但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中文对应词。与西方相比，中文缺少对“collaboration”一词的讨论，无论是指狭义上的政治术语，或是指广义上的仅仅与占领者一起工作（后者已成为西方大众使用这个词时的主要意思，这个词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所以当我翻译浦西同人会的那封信，说他们宣称正准备“collaboration”的工作时，我的翻译已经不同于他们原来的意思。他们用的是一个中性的中文词汇“合作”（cooperation），意思是“一起工作”。这个词暗示着追求共同目标的双方具有平等的关系，而没有西方人在使用“collaboration”一词所带有的贬义色彩。既然“一起工作”（working together）就是“collaboration”这个词原本的意思，用于对应中文的“合作”一词最恰当不过了，只是不具有英文单词“collaboration”带有的贬义而已。“合作”这个词可能较好地表达出作者在信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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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一个比较完整的词汇“亲日合作”，出现在“大上海青年团”的成立宣言中。这是日本军官组织的一个准军事组织。8“占领政府”官员和日本人也使用“提携”一词，由日本人动员成立的大民会，其章程第四条中便有这个词汇，完整的术语是“中日提携”。此章程中还用了“协力”一词，在宣布大民会的任务时用了“协力提携之工作”。当被派到镇江做“宣抚”工作的加藤幸藏（请看第四章）于1939年年中回忆起他的“宣抚”工作时指出，当他听到人们将“亲善”、“提携”、“合作”这些词挂在嘴边时，简直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9这是新政权的话语，并不是什么羞于启口的词汇。但是如果加藤幸藏偷听镇江人之间的对话，那么他听到的一定会是另一个不同的词汇——“汉奸”，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直言不讳地责骂与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用的词语——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这个词仍然代表了邪恶、欺骗和卖国。这个术语在无辜者与混蛋之间没有留下中间类型，没有留下不确定的空间，没有留下理由来回忆和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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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在欧洲，伴随着人们对战时合作行为的强烈兴趣，学者们开始争论“合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个词包括所有的合作行为，主动地、被动地与占领者一起工作，也就是说，能使占领维持下去的一切行为都包括在内。另一个极端也是最狭隘的定义，是将这个词的用法严格限制在执行占领者的任务和认同占领者的意识形态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建议使用更专门的“collaborationism” 一词。10第一个定义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合作者，这不利于在战争中没有选择余地的普通民众；“collaborationism”一词的发明，给自愿通敌者贴上了标签，此举保护了占领政权下的大多数民众，不指责他们出卖国家利益。但它并没有使较通常意义上的“合作”作为一个问题而消失，而只是把它限定在占领政权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不同的解释确实能将不同类型的合作者区分开来，但却给广泛谴责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敞开了大门。一个研究大屠杀的学者提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希特勒意志的刽子手”，此观点将这种“谴责”推到了极致。还有学者指责接受德国统治的法国人大多是“贝当意志的合作者”，也采用了相同的推理逻辑。11将大屠杀解释为大多数德国人互相串通、共谋所导致的，并把这种解释放到终极问题中审视，认为全体德国人的道德都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能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包括研究维希法国，我们将会发现：无辜的受害者变成了他们所期望的无辜的牺牲者。那些认为所有生活在占领区的人都是通敌者的人，是不会去设法了解他们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的，也不去分析他们日常行为中极大的模棱两可性。当行为和动机间的所有差别都消失了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个人实际的行为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有的行为之间的差别，因此，对行为的判定便转移到用绝对道德标准来衡量，此时，后见之明者就忽略了真实生活的选择中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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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一点来说，这个解释要求我们认真考虑，占领政权下的日常生活运作至少部分归功于被占领者所做的工作。正如迈克尔·马若斯（Michael Marrus）和罗伯特·帕斯顿（Robert Paxton）所说，占领当局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管理占领区。最残忍、最固执的征服者都需要地方上的向导和情报提供者。成功的占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反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12在这里，他们倾向于上述的第二种定义，即更具限定性的合作定义，然而，如果没有限定，这一类别的合作者只包括那些非常邪恶和走向极端的少数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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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打算用中国的案例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合作的定义。德斯来夫森从政治的角度来定义，即一个异国占领当局留下现存政府并力图控制它。这个定义尽管很有用，但他的理论是根据丹麦独特的战时历史背景提出的，因而有其使用上的限制。中国的战时被占领的程度比丹麦或维希法国要深刻得多（至少在1942年前是这样的，1942年后可能也是如此）。日本全面性的军事占领消除了原有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强了占领当局的压迫感。所有这些导致中国的合作者在道德方面比丹麦合作者更容易受到指责。在当时的丹麦，合作者适当的妥协大多被人们容忍了，即使遭到后人的诟病。1937至1938年冬季，生活在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必须做出更艰难的选择。决定参与“占领政府”的人，发现自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并受到死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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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那些一直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卖国求荣，可能曲解了中国文化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占领政府”的头头们确实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人的泛亚洲主义论调，但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基本上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就是汉语语言很难造出类似英文“collaboration”（有贬义）一词的原因。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占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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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案例的复杂性并不是在各种有争议的定义中找到适合的一个——这些定义是从欧洲合作经验中总结而来的，而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与敌人串通易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不管这个权力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沦陷时期，政权的创建和再生产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由少数几个道德沦丧的傀儡在外部权力的强制下草草就能成立的。其知识学背景更源远流长，中国人至少用了一千年时间发展出一套有关国家如何限制地方权力和控制地方头面人物的技巧和知识，当然国家和地方权力必须同时并存。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政府权力总是被置于地方社会之外。中国政府经常由外民族入侵建立，如蒙古族、满族，尽管在战争期间，汉族人民从事抵抗活动，但一旦征服完成了，地方上的民众大体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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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政府”的建立较少依赖于合作者的动机——这通常是判断某人是不是背叛“中国”的试金石——大多取决于不得不合作的结构性环境，不管这种说法是有助于还是阻碍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吉凶难卜的社会状况。我在前文就指出，是占领导致合作。占领给特定的地方精英群体提供了一些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没有的、前途未卜的机会。这种推理使我们放弃探索合作者的动机，而且还使我们远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合作是由什么组成的。更为明显的是，日本占领者是通过关闭正常的政治流动和政治沟通的渠道来建立合作政府的，代之以一个全新的体制，尽管这个体制是新老职员组成的混合体。正因为此，我没有选择“合作政府”（collaboration state）这一术语（纯粹指与占领者一起工作），而是用了“占领政府”（occupation state），意思是说，在保证占领当局的利益前提下，建立一个政权来管理占领区。合作是已准备好的政治节目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与占领政权的结构和对“占领政府”的认可没有多少关系，在“占领政府”中，通常必须是占领者亲自到场。反对者用“傀儡”、“汉奸”、“卖国贼”等等的词汇指称“占领政府”的合作者。但诸如合作不合作的问题、如何合作的问题等等，都不是合作者所能选择和决定的。合作者认同“占领政府”可能只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占领者为答谢其服务而奖励的名誉和金钱，但金钱不是驱使一些人服务于“占领政府”唯一、必要或决定性的因素。本书将通过五个合作案例的研究，展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他们与占领者合作，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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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府”里的确有一小部分坏人，他们被塑造成想象中的道德败坏者的典型，并被进一步推而广之，认为整个“占领政府”里都充斥着这种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道德分析方法，其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使用“占领政府”这个术语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合作行为，这样分析的好处是，将这种错误的道德分析方法转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更广泛、更复杂的解释模式，但却不声讨其中任何个人。在长江三角洲占领政权内，即使多数中国人是随着“占领政府”的建立而掌权，还有少数人因此飞黄腾达，但他们绝不是松井石根的刽子手。用这种方法建构出的历史叙事中，也许全部、也许部分、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通敌者。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您所要思考的是根据不同的地点和情境而形成的通敌合作。我的方法是为那些积极参与创建、维持“占领政府”的人保留这个术语。与此同时，我还试图长时段考察合作行为的特征，与近距离观察相对照，长时段考察的结果也许更为复杂，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特征。在我们了解他们的工作之前，我希望读者能暂时放弃这一观点，即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当然，在这之中应该除去公然以别人的生命和尊严为代价而升官发财的人，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罪犯。我们不是要指名道姓地列出谁与日本人打过交道，而是通过这些“交道”来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好还是坏。此外，还要探索在通敌和抵抗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之间存在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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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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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时，我预设故事里的主人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占领政府”里的积极合作分子，支持和教唆他们的日本“宣抚班”职员只扮演了较次要的角色。但事与愿违，有关这些人的记录少之又少。他们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只有其汇报到中央政府的少数工作报告，收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地方上的合作者留下了他们在“占领政府”里工作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之类的东西。占领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国共内战的政治风暴，这意味着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不敢写，或者无法保留他们所写的东西。这些人原本就不引人注目，加之他们在战后使尽所有手段以期能不动声色地消除这些文件，这使有关合作者文献的收集工作倍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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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档案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合作者的个性或他们的个人观点。比如，有一位名叫苏锡文的人，是上海“占领政府”的第一任头头，样子很枯瘦，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第六章）。他经常变更自己的名字，除了“锡文”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外，至少还有四个化名，但很难根据这些化名来判断他的确切身份。他是上海一家道教协会的成员，这说明他与秘密会社有联系，这些联系我们甚至还没法开始研究，遑论解释了。再如陶锡三，一位留着白色胡须的慈善家，是南京“占领政府”的负责人（第五章）。他身着长袍，以慈父般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完全不同于穿着皮夹克的苏锡文。但我们如何能得知儒家长袍里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能根据他刻意打造的外表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尤其是我们得知几年后他因一次腐败丑闻而被抓捕，从而结束了他那摇摆不定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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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最多的一位合作者是南京拍卖商王承典——“著名的吉米”，监管南京难民营的美国教授路易斯·史迈士（Lewis Smythe）很喜欢这样称呼此人。之所以能很清楚地了解他，完全是得益于认识他的南京外国人在日记和信件中所做的评价。尽管我们从西方人的著述中捕捉了他的众多侧面，但我们所了解的吉米·王仍然来自外部世界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搬运粮食，征召妓女，为了完成某事而屈服于日本人。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与南京黑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因入侵而造成的混乱时期，黑社会给了他不同寻常的有利条件。至于他内心是如何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仍不得而知，他没有留下日记、回忆录或其他亲笔所写的文字。尽管如此，与一般人眼中多数合作者木偶般的刻板形象和命运相比，他依然是少数例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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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抚班”职员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去中国的日本人，被解放亚洲落后民众的特殊“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trice）所鼓舞。对于这种冒险活动，他们自然觉得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人和事要记录下来。结果是我们了解他们更多，而对其扶植的中国人却所知甚少。后殖民时期，书写殖民地历史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殖民者将自己作为剧本里的主角，并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述最有趣的故事。当然，他们想方设法避免回答我提出的“合作”问题， 但一些通敌合作中难以应付的情形仍通过殖民者的记录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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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两类文献里的主角。首先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编纂的报告。这是由外地工作的“宣抚员”每月送回上海的工作报告汇集而成的。这些报告送交给相应的副部长，报告相当机密，在政府档案中属于第二安全级别。其中1938年4月的十份报告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宣抚班”提交的，保存在东京日本自卫队的档案馆里。还有七份是第二轮编辑的，也被保存下来，时间在1939年8月和1940年4月之间。大多数报告有详细和精确的工作计划，以及“宣抚班”职员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报告很少涉及其中的日本人或中国人，那不是报告的目的。即便如此，至少还能从报告的一些地方窥视出“宣抚班”班长的个性和志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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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真可爱、好奇心极强的丹阳“宣抚班”班长高田光三郎（第三章出现一次）为例。一月的工作报告间接反映了他不怎么适合分配给他的工作。当高田一行在丹阳县巡回考察到达邓巷时，发现村民们在他们抵达前不久匆匆逃离了村庄。高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和150名士兵的到来使村民们如此胆战心惊。他们发现了一名躲藏起来、失魂落魄的村民，逼他说出原因。他战战兢兢地说，所有人都隐蔽起来是因为日本兵上次经过邓巷时，无缘无故地杀了三个村民。高田听完之后，好像由衷地感到惊讶。不知什么原因，处于军事占领前线的他竟然不能理解日本士兵的所作所为。这一点也不奇怪，高田在恢复本县的秩序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五个月后，他离开了岗位。从那以后，他从报告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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