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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一点来说，这个解释要求我们认真考虑，占领政权下的日常生活运作至少部分归功于被占领者所做的工作。正如迈克尔·马若斯（Michael Marrus）和罗伯特·帕斯顿（Robert Paxton）所说，占领当局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管理占领区。最残忍、最固执的征服者都需要地方上的向导和情报提供者。成功的占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反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12在这里，他们倾向于上述的第二种定义，即更具限定性的合作定义，然而，如果没有限定，这一类别的合作者只包括那些非常邪恶和走向极端的少数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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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打算用中国的案例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合作的定义。德斯来夫森从政治的角度来定义，即一个异国占领当局留下现存政府并力图控制它。这个定义尽管很有用，但他的理论是根据丹麦独特的战时历史背景提出的，因而有其使用上的限制。中国的战时被占领的程度比丹麦或维希法国要深刻得多（至少在1942年前是这样的，1942年后可能也是如此）。日本全面性的军事占领消除了原有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强了占领当局的压迫感。所有这些导致中国的合作者在道德方面比丹麦合作者更容易受到指责。在当时的丹麦，合作者适当的妥协大多被人们容忍了，即使遭到后人的诟病。1937至1938年冬季，生活在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必须做出更艰难的选择。决定参与“占领政府”的人，发现自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并受到死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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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那些一直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卖国求荣，可能曲解了中国文化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占领政府”的头头们确实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人的泛亚洲主义论调，但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基本上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就是汉语语言很难造出类似英文“collaboration”（有贬义）一词的原因。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占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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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案例的复杂性并不是在各种有争议的定义中找到适合的一个——这些定义是从欧洲合作经验中总结而来的，而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与敌人串通易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不管这个权力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沦陷时期，政权的创建和再生产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由少数几个道德沦丧的傀儡在外部权力的强制下草草就能成立的。其知识学背景更源远流长，中国人至少用了一千年时间发展出一套有关国家如何限制地方权力和控制地方头面人物的技巧和知识，当然国家和地方权力必须同时并存。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政府权力总是被置于地方社会之外。中国政府经常由外民族入侵建立，如蒙古族、满族，尽管在战争期间，汉族人民从事抵抗活动，但一旦征服完成了，地方上的民众大体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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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政府”的建立较少依赖于合作者的动机——这通常是判断某人是不是背叛“中国”的试金石——大多取决于不得不合作的结构性环境，不管这种说法是有助于还是阻碍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吉凶难卜的社会状况。我在前文就指出，是占领导致合作。占领给特定的地方精英群体提供了一些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没有的、前途未卜的机会。这种推理使我们放弃探索合作者的动机，而且还使我们远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合作是由什么组成的。更为明显的是，日本占领者是通过关闭正常的政治流动和政治沟通的渠道来建立合作政府的，代之以一个全新的体制，尽管这个体制是新老职员组成的混合体。正因为此，我没有选择“合作政府”（collaboration state）这一术语（纯粹指与占领者一起工作），而是用了“占领政府”（occupation state），意思是说，在保证占领当局的利益前提下，建立一个政权来管理占领区。合作是已准备好的政治节目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与占领政权的结构和对“占领政府”的认可没有多少关系，在“占领政府”中，通常必须是占领者亲自到场。反对者用“傀儡”、“汉奸”、“卖国贼”等等的词汇指称“占领政府”的合作者。但诸如合作不合作的问题、如何合作的问题等等，都不是合作者所能选择和决定的。合作者认同“占领政府”可能只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占领者为答谢其服务而奖励的名誉和金钱，但金钱不是驱使一些人服务于“占领政府”唯一、必要或决定性的因素。本书将通过五个合作案例的研究，展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他们与占领者合作，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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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府”里的确有一小部分坏人，他们被塑造成想象中的道德败坏者的典型，并被进一步推而广之，认为整个“占领政府”里都充斥着这种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道德分析方法，其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使用“占领政府”这个术语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合作行为，这样分析的好处是，将这种错误的道德分析方法转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更广泛、更复杂的解释模式，但却不声讨其中任何个人。在长江三角洲占领政权内，即使多数中国人是随着“占领政府”的建立而掌权，还有少数人因此飞黄腾达，但他们绝不是松井石根的刽子手。用这种方法建构出的历史叙事中，也许全部、也许部分、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通敌者。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您所要思考的是根据不同的地点和情境而形成的通敌合作。我的方法是为那些积极参与创建、维持“占领政府”的人保留这个术语。与此同时，我还试图长时段考察合作行为的特征，与近距离观察相对照，长时段考察的结果也许更为复杂，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特征。在我们了解他们的工作之前，我希望读者能暂时放弃这一观点，即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当然，在这之中应该除去公然以别人的生命和尊严为代价而升官发财的人，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罪犯。我们不是要指名道姓地列出谁与日本人打过交道，而是通过这些“交道”来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好还是坏。此外，还要探索在通敌和抵抗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之间存在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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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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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时，我预设故事里的主人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占领政府”里的积极合作分子，支持和教唆他们的日本“宣抚班”职员只扮演了较次要的角色。但事与愿违，有关这些人的记录少之又少。他们留下来的所有东西只有其汇报到中央政府的少数工作报告，收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地方上的合作者留下了他们在“占领政府”里工作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之类的东西。占领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国共内战的政治风暴，这意味着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不敢写，或者无法保留他们所写的东西。这些人原本就不引人注目，加之他们在战后使尽所有手段以期能不动声色地消除这些文件，这使有关合作者文献的收集工作倍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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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档案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合作者的个性或他们的个人观点。比如，有一位名叫苏锡文的人，是上海“占领政府”的第一任头头，样子很枯瘦，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第六章）。他经常变更自己的名字，除了“锡文”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外，至少还有四个化名，但很难根据这些化名来判断他的确切身份。他是上海一家道教协会的成员，这说明他与秘密会社有联系，这些联系我们甚至还没法开始研究，遑论解释了。再如陶锡三，一位留着白色胡须的慈善家，是南京“占领政府”的负责人（第五章）。他身着长袍，以慈父般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完全不同于穿着皮夹克的苏锡文。但我们如何能得知儒家长袍里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能根据他刻意打造的外表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尤其是我们得知几年后他因一次腐败丑闻而被抓捕，从而结束了他那摇摆不定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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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最多的一位合作者是南京拍卖商王承典——“著名的吉米”，监管南京难民营的美国教授路易斯·史迈士（Lewis Smythe）很喜欢这样称呼此人。之所以能很清楚地了解他，完全是得益于认识他的南京外国人在日记和信件中所做的评价。尽管我们从西方人的著述中捕捉了他的众多侧面，但我们所了解的吉米·王仍然来自外部世界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搬运粮食，征召妓女，为了完成某事而屈服于日本人。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与南京黑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因入侵而造成的混乱时期，黑社会给了他不同寻常的有利条件。至于他内心是如何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仍不得而知，他没有留下日记、回忆录或其他亲笔所写的文字。尽管如此，与一般人眼中多数合作者木偶般的刻板形象和命运相比，他依然是少数例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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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抚班”职员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去中国的日本人，被解放亚洲落后民众的特殊“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trice）所鼓舞。对于这种冒险活动，他们自然觉得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人和事要记录下来。结果是我们了解他们更多，而对其扶植的中国人却所知甚少。后殖民时期，书写殖民地历史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殖民者将自己作为剧本里的主角，并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述最有趣的故事。当然，他们想方设法避免回答我提出的“合作”问题， 但一些通敌合作中难以应付的情形仍通过殖民者的记录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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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两类文献里的主角。首先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编纂的报告。这是由外地工作的“宣抚员”每月送回上海的工作报告汇集而成的。这些报告送交给相应的副部长，报告相当机密，在政府档案中属于第二安全级别。其中1938年4月的十份报告是由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宣抚班”提交的，保存在东京日本自卫队的档案馆里。还有七份是第二轮编辑的，也被保存下来，时间在1939年8月和1940年4月之间。大多数报告有详细和精确的工作计划，以及“宣抚班”职员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报告很少涉及其中的日本人或中国人，那不是报告的目的。即便如此，至少还能从报告的一些地方窥视出“宣抚班”班长的个性和志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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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真可爱、好奇心极强的丹阳“宣抚班”班长高田光三郎（第三章出现一次）为例。一月的工作报告间接反映了他不怎么适合分配给他的工作。当高田一行在丹阳县巡回考察到达邓巷时，发现村民们在他们抵达前不久匆匆逃离了村庄。高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和150名士兵的到来使村民们如此胆战心惊。他们发现了一名躲藏起来、失魂落魄的村民，逼他说出原因。他战战兢兢地说，所有人都隐蔽起来是因为日本兵上次经过邓巷时，无缘无故地杀了三个村民。高田听完之后，好像由衷地感到惊讶。不知什么原因，处于军事占领前线的他竟然不能理解日本士兵的所作所为。这一点也不奇怪，高田在恢复本县的秩序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五个月后，他离开了岗位。从那以后，他从报告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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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个人没有记述他的经历或撰写一些东西。我们仅仅通过“宣抚”工作报告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有些人留下了回忆录，或者其他文献。在长江三角洲工作的“宣抚员”中，我发现了其中三人记述了战争期间的一些情况，他们是加藤幸藏、山崎海弘、熊谷康。我还找到了两篇战后的回忆录：一个是特务部军官冈田酉次的自传，另一个是南京特务机关长丸山进写的一系列回忆录，那是他80多岁时完成的。这些作者的目的是想证明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善意的，然而他们善意的标准却不尽相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并没有展示作者们好的一面，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东西。山崎海弘的书使他看上去像个小丑。他太急切以至于描述不清年轻日本“健儿”在战场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他急于告诉人们一些战争故事，那些士兵们如何以牙还牙的事迹，他的故事里经常会有一些精辟的思想，供人们在抽香烟时回味。并且他对年轻的中国人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坚信如果游击队不杀他们的话，他们能将中国带到辉煌的未来，并与日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此书中，作者有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咧嘴大笑，在一个校园里为一群中国孩子演奏手风琴，这张照片好像只能给人留下假仁假义、优越感作祟的印象。山崎海弘只要有可能便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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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康回忆录的记述风格是完全两样的，展现出他与山崎海弘全然不同的个性。熊谷康成功地把握了记述的分寸，避免夸大其词，并发自内心来谈论他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以及他感到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同时还揭示了“宣抚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在中国寻觅他所能感受到的属于亚洲文化圈的特质，为日本国建立东亚共荣圈提供依据。他发现且相信，中国农民有此特质，他们很务实，远离现代时尚生活。对熊谷康而言，所谓的时尚生活，是由受过教育的都市人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拙劣模仿。熊谷康非常受不了这群都市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与其中一些人开过会，且是一次失败的协商（见第三章）。反过来看，这些都市人也都很讨厌他。在记述中，尽管偶尔会有一些感情强烈的评论，但熊谷康还是认真地将他和“宣抚班”所做的工作展现给读者。他非常担心日本读者瞧不起中国和中国人，认为这是由他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和思想灌输造成的，并提醒他们如果真正希望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一起为中日共同繁荣而战斗，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熊谷康在1943年出版了回忆录，此时，中日双方转变思维方式的希望日益暗淡。因此他急切地向日本人解释，不能完全期望中国人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在改造中国人之前，日本人首先得学会爱护他们。一个日本人能这样想并不简单，即使是毫无希望的理想主义，但这种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甚至是否有人能看到这种建议都值得怀疑。也许人们还想知道那些对日本兵暴行略有所知的人是什么态度——从日本兵1937年11月侵占嘉定开始，也是熊谷康最初抵达嘉定之时，到他次年四月份离开，日本兵也许杀害了一万多嘉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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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记述更让人难以捉摸。除了五个有力的目击证人关于南京占领的记述外——这已经印刷出版，被广泛用来建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回忆录，直到2001年秋，时值研究的尾声，我才在上海接触到两份回忆录。第一份回忆录是张怿伯所写。张怿伯是镇江一个小业主，日军逼近镇江（在南京沦陷前五天被日军占领）时，他选择留下来。他的《镇江沦陷记》是一部极具说服力的记述，控诉了占领者的兽行及其胜利的残酷性，中国损失惨重，日本死不悔改。我在第四章大量引用此书。张怿伯不只讲述了这些事，主要还是想引发大规模的政治效果，他利用日军的暴行使中国人坚信，他们不能接受日本人的侵略，除了抵制，别无选择。1938年夏，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面世。同年11月，第三版刊行并附上了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Magee）的《南京屠城记》，这部屠城记在这之前曾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在张怿伯看来，暴行接踵而来，而且呈日益扩大之势。暴行在不同的地方发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系列无漏洞的证据来反对日本人的行为。他希望唤起行动，而不是做一份档案文件。“吾国春秋大义，有九世复仇之古训”，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我们对于日本的深仇大恨，过去，现在，真数不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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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很有用的回忆录是李鹤庐的《崇明沦陷记》，是第七章的主要材料。和张怿伯一样，李鹤庐也是从底层来叙述占领的经历。如果说他的记述风格有所不同的话，部分是因为他的回忆录是战后才写的。动员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是他所关心的，他的目的是揭露沦陷期间崇明岛上那些利用占领机会与日本勾结或自称是游击队的人，后者自称抗日英雄，而在战争期间以勒索人民为能事，日本占领者说他们是“盗匪”。这种描述很恰当。沦陷期间，李鹤庐的生命财产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兵，而是来自闯入他家勒索钱财的游击队，勒索的理由是他不支持抗日运动。李鹤庐拍桌大骂，你们这些游击队为什么要抢劫不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真正的通敌者全都有保镖）。开始局面可能闹得很僵，但没有继续恶化下去。李很幸运，游击队首领遭到讽刺，但并不在意，他大笑道：“此书生，固无害于我者”，与他的同伴扬长而去。李鹤庐的生活、财富毫发未伤，且留下了小命来写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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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所记述的内容和“宣抚班”职员所汇报的东西不同。在李鹤庐记述的崇明，没有相应的日本人记录与其做比较。然而，在张怿伯的镇江，却有三份：两份“宣抚班”的报告，分别是1938年和1939年所写的；另一份加藤幸藏的回忆录，内容简短，1939年发表在南京的一家官方报纸上。在重构镇江占领史时，我从这两份比较机密的“宣抚”工作报告开始。它们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没有像毁灭其他城市那样来摧毁这座城市。在镇江，几乎没有暴行，恢复工作相对平稳地进行着。我在加藤的回忆录中也看出了类似的情形。加藤坚持说，镇江没有遭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对他来说，主要的挑战是能找到一名符合自己要求的合作者来管理政府机构。接着我读到了张怿伯的悲惨描述，在日本兵的控制时期，本市居民饱受煎熬，躲在储藏室的老人被枪杀，八岁的小女孩被强奸，屋子里被抢劫一空，甚至电灯泡都被拿走了。他和加藤谈论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不同的地方：张的愤怒之火是被日本接管时的枪林弹雨点燃的，而加藤抵达的时间是占领五个星期后，这时情形已经稳定下来，重点是重建，而不是破坏。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加藤和张怿伯有相同的看法。为“占领政府”服务的人需要挑选一些东西来拼凑和平的假象；而不为“占领政府”服务的人，站在全然不同的角度，没必要平息怒火，装作无关痛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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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这些案例时遇到了这样一个挑战（但部分案例除外，如镇江和南京），即如何从中日两方截然不同的观点中看出二者的合作关系。当两方现存的资料不平衡时，这样做尤其困难。解决此类困难的部分方法是，当我在研究此案例时，可以从其他案例中暂时找一个替代品，希望替代品能提供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帮助我在资料缺乏和取舍时保持警觉。要在资料（无论作者是谁）所告诉我的和我对实际情况的理解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另一种挑战。即使在最佳的情况下，两者也从未一致，更何况是身处敌我两极的人，他们的看法当然大相径庭。因此，我的另一方法就是寻找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一些资料会偏离言说者本意。当作者认识到他专注的目标或献身的事业或必须要讲述的故事是不完整的时候，当帮助人的人也做了伤害人的事、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也有设法做好事的时候，这种收获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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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怿伯的镇江记述里就有几处这种“那一刻”，其中之一出自于占领一个月后，最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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