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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十日，有兵住寄宿舍，笔者见职员某与兵笔谈，兵有写“中日快快和平”于怀中簿上，旋即涂去，似畏别人看见者；有时闲谈，自怀中取出其妻照片，给人阅看，称道其家庭乐事者；有列举其家中有牛若干，鸡若干，竹园若干，表示其为富农者；有谈及上海南市全毁于火，表示惋惜者。种种谈吐，其希望和平，厌战思归之情，不期自然流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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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占领者之间的谈心揭露了日本兵的主观感受，有助于打破大众中流行的有关英雄和坏蛋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小插曲，并不能消除由战争带来的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抱有善意的日本人经常面对这些尴尬和障碍，然而，他们越过不平等和国族间的差异，来寻找日本与中国的相同点。与此同时，一个中国观察者自发性地记录了“那一刻”，提醒我们沦陷时期、占领者内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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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策略是宣传他们与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相同的。用“同文”（使用相同文字的人）和“同种”（同一种族的人）来表达这一意图。后者是一个现代的词汇，但“同文”有两千年的历史，显示了文字能将不同的人们纳入中国天朝文化典章制度之下的力量。引申这个词义的目的是指中国人与日本人具有共同的文化，这在战争和占领情境下有点牵强附会。日本人从“同文”这个较深层次上来认同中国，似乎只增强了其文化来源于中国的焦虑感。自日本开启现代化运动以来，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抵制这种观念。提出“同文”，在他们看来，将取得辉煌成就的日本置于贫弱落后的中国之下，是在抬举中国人。对中国人而言，他们一直生活在日本人的阴影下，这种花言巧语对他们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感觉没有必要与用武力侵占他国的亚洲人（指日本人）成为一体，也不喜欢为了迎合别人而压制差异、为了同一性而隐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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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合作者用与日本人“同种”的观点，来对付西方的种族歧视。这确实便于他们利用日本的存在来反对西方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15然而除了在宣传材料里，没有发现全面表述这种观点的文章。例如，1939年5月，大上海青年团的成立宣言就采用了这种观点。这个青年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在上海郊区的农村活动。其宣言声称同文同种是亚洲人反殖民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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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成为苏俄英法美之走狗，东亚兄弟便陷入了令人扼腕、两败俱伤的冲突中。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在危难时期互帮互助。英法使我们的民众陷入贫困，使我们的财富消耗殆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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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怿伯没有用“唇齿相依”而是引用了另一个不同的词语——“非我族类”，来表达其种族观念。这个词语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当时长江南北的文化大相径庭，长江以北的人无法想象他们与长江以南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便用了这个古老的词汇来表达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张怿伯在记述沦陷时期的镇江时，好几次用了这一术语。17这个术语并不是表达现代意义上的优生学——“族类”翻译成现代英语，最好用“species”而不是“race”——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没有共同点。实际上，中国人大多不屑于“同种”的口号，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也使中国人对“同种”主张更加反感，只要诸如熊谷康等“宣抚”人员坚持认为日军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中国的利益，那么这种抵制就会一直存在。沦陷时期不可能有平等，屈尊不可能有手足之情。只要日本官兵对无故杀害中国老百姓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无动于衷，这种障碍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张怿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手下的一名职员：他因妻子被掳，家被烧，逃到亲戚家躲藏，当日本人夺门而入时，最先看到他，便开枪打死。其他人问那个日本兵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日本兵回答：杀死一个中国人与杀死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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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这个难以忍受的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战争，正如扎营在张怿伯工厂的日本兵所暗示的那样。中国人想要的和平，或许不是日本兵暗地里透露给工厂工人的那种和平。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是对等的。有一种和平是结束流血，但日军将继续占领中国，即和平占领中国。还有一种相对较好的和平：新殖民主义和平，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结束公开的军事占领，但日本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到1940年，日本部分军事领导人支持这种选择，新当权的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也大加倡导，但这种和平从未获取大多数日本掌权者的支持。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最好的和平是将日本人赶走并完全消除其影响，即无条件和平，这只有等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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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至1945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多数民众最渴望的是休战。在被占领后的一两年，他们就已明白，中国没有能力单独迫使日本人撤出中国。张怿伯甚至渐渐注意到其背井离乡的逆向性，尤其当镇江的秩序已经恢复时。他说，他“总计留住江北四年余，其初年余，尚属平安，至后时有危险，到处漂泊，生活极不安定，而彼时镇江情况，则较江北安靖，故我仍不回南，仿佛与趋安避危立于相反地位，盖有不得已者在耳”。最终，张怿伯选择了安全稳定的镇江，回到家中，仍然拒绝合作。迟至1945年7月，他还与一个不怀好意、企图接管其工厂的日本人作斗争。日本人试图没收他的物业，将之改建成工业酒精蒸馏厂，为侵略战争服务。但张宣布，日本人要没收就没收，但他绝对不会签署合同，合法转让酒精厂。他的拒绝如他所说“无异以卵敌石” 。19对他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卵被击碎之前，日本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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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弱者的反抗不能将日军驱逐出中国，但却使日本占领者焦头烂额，派去恢复占领区秩序和经济的日本“宣抚”人员就被这种状况所困扰。从一开始——读者几乎在每一章都会看到——“宣抚”人员感觉自己很不喜欢所处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容忍前来投效的地方人士，这些人大多是最缺德的投机家，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能力。“宣抚”人员处处面对着没完没了的猜疑和不信任，无法让其合作伙伴言听计从，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他们每前进一步所得到的立足点，一旦离开去建立下一个时就被摧毁。他们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使命和控制中国而不得的焦虑心情之间做出妥协。如果占领创造了从基层社会开始的合作，那么就需要上层政府做出妥协，两者都是没有根基、不牢靠的安排，都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浮夸自负的山崎海弘和贪财图利的苏锡文或许比较满意占领的形势，但是本书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喜欢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有些人只想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些人自私自利，有些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抵制，其他一些人纯粹是求生保命。每个人都被笼罩在前途未卜的浓浓烟雾里，这个烟雾只有将日本占领者赶出中国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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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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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到目前为止，书中所列举的人物全是男性。导致这种性别不平衡的部分原因是本书的论述集中于占领初期，这是军事入侵阶段，行动的决定力量是军事暴力和政治交易。传统上，女性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并不起眼。当然，不起眼并不能保护她们免于飞机的轰炸、大炮的袭击，以及大火的燃烧。随后强奸发生了，日本兵对待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是不同的。男性、女性的身体都被践踏摧残了，但却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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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年龄的男性被枪杀或被抓去做壮丁，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士兵或准士兵。生育年龄的妇女被强奸或者强迫其做妓女，因为她们是国家人口的来源或即将为国家带来人口。因此，强奸的大规模上演是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这不仅仅是男性性饥渴的释放，它还是一种羞辱的行为。日本兵强奸的是中国女人的身体，但羞辱的是中国的男人，这证明了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在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中，这种象征是最令人讨厌和恶心的。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提着一篮黄瓜去镇江市内出售，在城门口被日本兵拦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去衣裤，且强迫他们裸体在太阳底下晒好几个小时。一个士兵用黄瓜插入女人阴部，拔出后令男人吃下黄瓜，男人拒绝，立即被开枪打死。女人是施暴的对象，男人是羞辱的目标，这个公式可以被放大到对中国国家的蔑视和羞辱。20这个故事是张怿伯听别人说的，但他深信确有此事发生。他相信这是可能的，是因为这次特殊事件真实地反映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遭受凌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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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而言，强暴意味着她们将遭受较高的性攻击率；而对男性来说，则是较高的死亡率。有人估计，南京沦陷时期，男女死亡的比例是三比一。21与之相伴随的现象是女人失去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可能性要比男人高，而且她们经常发现家中无收入来源。这种差异在南京难民营中无家可归者的性别比上也有所反映，女人与男人的比例是二比一，这是南京被占领一年后统计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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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入侵阶段外，妇女在整个沦陷时期还遭受怎样的影响呢？这更难描述。研究维希法国的汉纳·戴蒙德（Hanna Diamond）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占领状态下的妇女“必须做出选择，其选择的环境与男人完全不同，女人之间或女人和男人之间，不论在合作还是抵抗方面，出发点都不相同”。23然而由于我们还没有开始书写沦陷时期中国的社会史，对于占领状态下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她们不得不面对和做出的选择等，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我们可以采纳戴蒙德的观点：法国妇女聚集在一起，向当局请愿释放她们的丈夫，这是对“占领政府”抱有希望而不是抵抗它。1938年春，南京的妇女在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24的领导下，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但当我们了解更多沦陷时期妇女的生活状况时，才得知这件事只是处于计划阶段的，还没有付诸行动。尽管如此，戴蒙德关于法国妇女的研究结论仍适合我的案例，即合作对男性更有吸引力。“尽管一些特殊形式的合作有性别要求，但相对而言，只有很少的女性加入‘占领政府’的团体，很少的妇女卷入到正规的政治组织中。另一方面，男人似乎较多地参与到有组织的合作中。”男人公共生活的训练使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合作，而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外，使她们免除了这些纠缠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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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合作故事里，妇女不是唯一不起眼的社会群体，儿童更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争期间，能事先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避难的父母都这样做了，但大多数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些孩子在战乱中并没有受伤，但却被有心人利用他们的单纯来做宣传照。但很多孩子流离失所，失去亲人，饱受身心创伤。难民营的报告偶尔也会提到他们。在日军第一波的袭击中，有关他们状况的报告好像不存在。早在1938年4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便成立，它宣布总共有37,253名孤儿。这只是大上海地区的统计数据，不包括被其他家庭收留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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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遭受战争灾难的孩子，将终身被沦陷时期的残酷记忆所折磨。李植中亲眼目睹了镇江的沦陷，那年他12岁。50多年后，在一篇短小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那天，日机投了上百枚炸弹，轮番轰炸镇江。晚上，他母亲领着他们兄妹三人躲在防空洞里，洞土簌簌地往下掉。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害怕极了，不敢哭出声来。他还记得一颗炸弹在防空洞的上方爆炸，一些孩子都吓得尿裤子了——或许是他自己？当空袭结束后，他们从泥泞的藏身之处出来时，发现在不远处的地方被炸死了60多人。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许多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恐怖可怕的事情“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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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日本人的残暴并非本书讨论的主要议题。本书希望研究合作的过程：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合作的？以及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和控制合作的？我们不像民族主义者叙述的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占领政府”档案里来寻找合作者的堕落，而是从基层、从一开始来探索合作的过程，那时，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战争和占领是日本从上面强加而来的，当地方人士被迫应付时，合作便产生了。因此，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来探索“占领政府”县一级基层政权，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合作的所有特征：误解、错误的开端、笨拙的妥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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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阅览中国、日本、北美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的资料后，我选择了这几个地方进行个案研究。在仔细阅读搜集的资料时，我曾决定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七个城市和县作为研究重点。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方资料比较丰富，能比较清晰反映出当地人在面对军事占领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日本“宣抚班”职员招募和指导他们时的所思所想。在写作本书时，我最终选择了五个地方，因为这五个案例已充分展现了本书主题，手头的资料只允许我做这样的主题分析。原初打算写七个地方，最后还是去掉两个，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的案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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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案例是嘉定，它是长江三角洲东面的一个小县，位于上海的边缘。日军攻打南京前，事先占领了几个县，嘉定是其中之一。我选择它是因为熊谷康曾被派到此处，他的回忆录在所有日本“宣抚班”职员之中是最有趣的。我们对嘉定所知甚少，这个回忆录是唯一资料。第一个案例主要展现长江三角洲各县“宣抚”过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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