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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我称之为“外观”。打造一个政权的“外观”是合作双方每个人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且必须一开始就要迅速完成。军事入侵中断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机能，任何“占领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扭转这种局面，将占领者的军事入侵带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为通敌者获得突如其来的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交易双方需要尽快成立政权机构，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些权宜之计和折中妥协，这是双方都不乐意干的事。“外观”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为什么合作政府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熊谷康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为打造嘉定县的“外观”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外观”作为第一个案例主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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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主题是“成本”。日本军方的期望很明确，占领应该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入侵的成本巨大：军队需要装备，士兵需要粮食，而且日军造成的破坏需要修复。此时，政府的正常税收渠道却不能带来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者要恢复地方经济，重建税收体系，满足占领者的物质需求。普遍的看法是合作者在做这些工作时，顺便也为自己捞取了财富，因此又增加了另一项成本，这也必须由地方财政来负担。成本是追问“占领政府”在财政上能否自立自主且又为谁而自立自主的问题。早期“占领政府”很少有财政记录，但镇江却有一些，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探讨“成本”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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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合作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相遇时的一个可能选择，但那些没有选择合作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同双方的瓜葛和纠缠。“共谋”——本书的第三个主题，主要探索所有无法逃避但又不得不卷入地方政治舞台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如果给合作者下这样的定义，即他们是被迫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反之，即非合作者就是不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非合作者也间接地与日本占领者和合作者发生关系。占领者需要物资支持，至少需要被占领者的顺从；而非合作者也不得不求生，反过来他们也需要合作者所提供的民政设施。因此，拒绝合作的人被迫对占领者做出一些让步，且必须对合作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每个人，甚至那些抵抗者，也不得不卷入合作政治所编织的网络中。第三个主题探讨“共谋”，选择南京作个案。在南京，非通敌者的西方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贯穿于整个地方政治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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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总会导致个人和群体之间为权力、各种资源而你争我夺，甚至为争取占领者所声称的保护而相互竞争。因此，第四个主题是“竞争”。这个主题是考察合作政治实际上演的过程。合作者与占领者、合作者自身以及合作者与非合作者之间，为利用或控制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而互不相让。已收集的1937至1938年间上海地区的资料，有助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我经常发现，试图区分货真价实的通敌者与那些只是做做样子、表面上与日本合作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二者都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采用相同语言和姿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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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五个主题是“抵抗”。抵抗是过去抗日战争史大力研究的课题，这促使我们去寻找这样一个案例，恰好长江三角洲有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差不多连续不断进行抵抗的地方，占领政权试图做的每件事，都遭到抵抗者的打击。抵抗在削弱和驱逐占领者方面作用有限，但它给中国人施加了压力，提醒他们，除了合作，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我选择崇明岛来研究这一主题。它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边缘，与其他地方相比，此处的抵抗将遭受较小的惩罚和报复。本章的目的不是重构崇明抵抗运动的完整画面，也不是评估抵抗的效果，而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连续不断的抵抗给“占领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少冲击？它削弱了合作者的意志了吗？或者它只是驱使合作者与占领者保持更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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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在某一地方所发生的事，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生了。占领者在每个地方面临着大体相同的问题。日本“宣抚班”草草制订计划，匆匆忙忙开始工作，我在第二章将重构这一过程。虽然每个“宣抚班”职员需要处理各地偶发的特殊事情，但总体而言，各地的“宣抚”过程大同小异。然而，研究这段历史令我吃惊的不是“宣抚”工作的雷同，而是在日本占领的每一个县、每个地方都有一部分的头面人物按其商人的本性前来和新政权做交易，每次谈判都有其特殊的安排，然而，最终的结果都极为相似，即“占领政府”的组建。尽管如此，注意这些细节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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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来，研究欧洲二战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合作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真仔细阅读他们的论文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将人们所熟知的两极问题变成了恼人的不确定问题。罗德里克·科德华（Roderick Kedward）研究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已有十年了，他谨慎地建议道：“或许这个不确定的灌木丛就是树林的心脏，是他们真正体验了沦陷时期的酸甜苦辣。”或许，这副山水画上的主要标志不再是“人们熟知的通敌和抵抗之树”。26他的假设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印证。研究德国占领欧洲地方史的学者，揭示出了一个无比复杂的世界，远远超过战后一代人的认识。在那个世界里，芸芸众生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奋力挣扎，设法应付，做出让步和妥协，保持较低的姿态，甚至心甘情愿的通敌者也试图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倒向占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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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中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27但到目前为止，我在日本和中国档案馆里所搜集的资料，间接表明了科德华所提出的不确定性观点，他研究纳粹占领欧洲时期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合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这儿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例如“合作”。而通敌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抵抗的对立面。“合作”真实发生了，且“合作”不一定亦不总是对占领区具有破坏性作用（而一直以来都假设他们对抗战具有负面作用），这两种观点都侵蚀了民族主义历史编写者所钟爱的真理，我将在结语中探讨这一问题。我选择研究合作问题，不是开释或谴责那些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人，而是试图稍稍转移抵抗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叙述。与人们较熟悉的抗日故事一样，占领区的是是非非也是1937至1945年间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设法了解其中发生的人和事。徘徊在这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中，我们将发现人们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言说。只要我们闭上双眼，这些人和事就迅速聚集起来。但最好是睁开双眼，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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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二章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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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增强其实力，需将其他帝国主义的竞争者驱逐出东亚，1937年至1938年冬，占领长江三角洲便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此项计划起源于19世纪末日本侵占朝鲜，1931年日军加快了入侵中国大陆的步伐，占领了中国东北各省，并扶植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建立满洲傀儡政府。与日本较早期的殖民地台湾（1895年日本通过条约得到这个宝岛）和朝鲜（1910年占领）不同，“满洲国”没有被纳入日本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学说很有影响力，日本没有把满洲降为日本的一个省或保护国的身份。日本不得不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从英语世界里购买来的、混乱的、罗马化的“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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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计谋没有得逞。正如日本满洲特务部部长于1932年简述的那样：除了罗马教廷，其他国家都没有接受“新满洲国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日本人只是顾问”的说法。1在通常的看法中，它是一个傀儡政权，为日本人所拥有，由日本人操纵，但这个谎言对日本而言关系重大，它既能行使殖民权力，表面看去又不像这回事。即使是李顿的国际调查团（由国际联盟派遣的）也没有从正面施加有意义的影响。日本转移了对它的温和的责难，生活在“满洲国”下的中国人发现他们在一个重新登基的、伪称是政府首脑的满洲皇帝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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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地区，是六年后全面入侵中国领土的一系列侵略行为的第一次。1937年7月首先攻打北京，接着于8月攻打上海。北京几乎一枪未发就沦陷了，但是上海的防守部队阻止了日军的优势火力。起初上海的战事主要集中在沪北，一直持续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日军沿杭州湾从侧面登陆，才首次接近上海南市区，接着日军沿着长江口的南岸到达沪北。11月11日布防于上海外围的中国军队崩溃，防御设施瘫痪，通往南京的大道敞开。上海远征军此时改编为“中支派遣军”（the Central China Area Army），横扫长江三角洲，沿着一个接着一个县城向西推进。它的目标是南京，但此时仍未宣布。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无条件答应日本的要求，将其政府和经济置于日本人的托管之下，那么军事入侵就不能立即过渡到占领阶段。中国国民党总裁和政府首脑蒋介石态度坚决。军事上的失败迫使他迁都到西部，但他没有屈服于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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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秋季，日本政府和军队之间围着日本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而争论不休。战场上的胜利使大多数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东京最高指挥部于1937年12月1日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项指示，一项给“北支派遣军”（the North China Area Army），命令它在北京组建政权机构；一项给中支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让他夺取南京。2有了这些指示，战争由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惩罚性入侵，转移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代之以日本指导下的政权。至少上海特务部一个军官将攻打南京的命令看作是彻底改变军事方针，即否定了军部温和派的主张：限制或倡导和平方式解决中日冲突。3日本人的政治野心和军事暴力同时释放，已无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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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是一回事，占领是另外一回事。入侵是动员大量的军队从军事上打败对手；而占领意味着将注意力由士兵转向民众，并且建立机构来管理被征服的领土。可是建立什么样的占领区呢？是组建另一个“满洲国”，由日本人亲自建立行政机构，安排中国人和满洲傀儡建立个殖民政府？建立这样的虚体不是日本政府的初衷。尤其是日本海军，一直抵制在亚洲大陆派驻部队保护另一个傀儡政权，因为这需要承诺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会减弱日本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能力。迟至1938年3月，上海中支舰队司令官发电报给副部长，警告道，日军倾向于将北支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东京应该限制这种野心。司令官说，如果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就导致“灾难”4。日本应该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目标，寻找一个顺从于日本并能满足日本需求的人取代蒋介石，而不是卷入到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务中。然而，随着国民政府的败退而不是投降，日军选定的“中支”面临的却是一个政治真空。5如果中国人要返回的话，这个政治真空必须填满。国民党内没有出现派系来组织另一个政府，日本人不得不亲自着手此事。日军在长江三角洲首次一边进行全方位的战争，一边征召合作者建立新的、顺从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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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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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8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30名日本职员抵达上海，他们是从“满洲国”的大连港乘船而来的。6他们的任务是从事日本人所称的“宣抚工作”。这些人（其中没有女人，既没有女职员，也没有男职员的妻子）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被派往长江三角洲的一些较大的城市和县城，重建社会秩序。随后的几个月内，从他们送回上海的工作报告里断断续续的评述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所知甚少，而这些破坏都等着他们去修复。在他们抵达上海的前三周，中支派遣军攻破该市周围中国人的防御工程。当它稳步扩大内地的占领区域时，军队便需要有技能的人：他们能了解中华帝国的特点，熟悉中国，有中国生活的经历，会说汉语等。北支派遣军在北京比较容易从“满洲国”得到这些有技能的官员，利用他们来做“宣抚”工作。中支派遣军就没有这么运气了。它求助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SMR是英文简写，但我将利用更通用的日文缩写——“满铁”）寻找“宣抚班”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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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原先是俄罗斯的一家企业，日本打败俄罗斯后于1906年得到它，并假惺惺地表示由俄罗斯承建南满铁路。“满铁”迅速全面发展为一个包括铁路、交通服务、生产、投资和经济研究于一体的大公司。1940年代，“满铁”发展至顶峰，职员有2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本人。7这就是中支派遣军签订合同的公司，用“满铁”的职员从事重建中国占领区的政府、社会和经济工作。其职员有能力，受到训练，并具有实地工作能力，这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而且，他们是文官，自始至终都支持“宣抚”工作。军队认为文官身份是很有用的，这表明他们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是日军势力的延伸。他们不用穿军服，只穿普通的白衬衣，胸前的口袋上绣有日/中文“宣”字，“宣抚”两字的前一个字 ，翻译成英文是“pa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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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派遣军将组织和监督“宣抚班”职员的工作交给“满铁”上海事务所。1937年11月，上海事务所建立“宣抚部”。“宣抚班”职员和“宣抚部”最终对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而不是“满铁”总公司负责。所有的日本远征军，包括“满洲国”，都设有“特务部”（SSD, Special Service Department），负责非战斗事宜。1937年12月，上海特务部主要关心的是在长江三角洲政治真空地带重建社会秩序问题，这是由日军入侵导致的结果。在基层，特务部必须建立县政权，“宣抚班”职员就被派去那里。在“中央”，“特务部”必须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政治家，组建一个可以替代国民政府的政权。后一个工作在1938年3月底实现了，一个公认的“国家”政权——“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伴随着新政权成立而来的任务是维护它的正常运作，这意味着需要聚集足够的智慧和可靠的财政来源。上海特务部进行鸦片贸易，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投机，作为其合作人短期的财政收入来源。招收通敌者、大规模的毒品贩卖、情报工作，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使“特务部”名誉扫地。甚至一些研究者也搞不清“特务部”与那些残忍的、臭名远扬的宪兵队之间的区别，他们经常一起工作。8这些“特务部”人员被调去做安全和平工作，在稍后成立的“兴亚院”（the Asia Development Board）军事组织成员中，“上海特务部”实际上是温和观点与温和行动的所在地，它是1939至1940年间唯一大胆反对继续在中国扩大战斗的军事成员，主张日本真正放弃对占领政权的领土主权要求。其中有好几个军官因在中国问题上持温和观点而被调查或逮捕，从而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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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的“宣抚班”职员来上海的第一天是与“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少将一起度过的。原田是一位聪明、精力充沛的职业军官，被推荐组建占领政权的复杂工作。那天晚上，在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的招待会上，新上任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任伊藤武雄接见了他们，这个事务所是由伊藤监督大批文官工作以支持侵略战争的基础，“宣抚”是其唯一的工作。那天晚上伊藤在汇中饭店对新来的职员说了些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甚至伊藤战后写的回忆录，也几乎没有提到他人生中这一时间点，而且在回忆录中，他试图设法掩盖早期生涯中的所作所为。10他在上海第一个月内的大而化之和自相矛盾的记述，说明宣抚计划并没有吸引他多少注意力，但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忆自己多么积极地投入到占领中国的活动中去。他是这样提到军队决定雇用“满铁”职员的：“我认为这是英明的举措”，他赞扬这些人是“尽职尽责的职员”。总共有250名职员参与宣抚工作，其中四分之一去野外，四分之三留在上海事务所“宣抚部”，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职员的姓名。11他对这些人后来的工作也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的职位太低了，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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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藤那晚的讲话不存在了，但有理由推测他一定提到了这些事：“满铁”的优良传统、日军因在长江三角洲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大出风头、“宣抚班”职员在基层建立中日合作的巨大责任等等。为了粗略估计他们即将遇到的挑战，他大量引用了1937年11月题为“宣抚工作纲要”的特务工作文件，其事务所第二年3月“宣抚”工作的主要报告中也引用了不少“宣抚工作纲要”的内容。这份文件解释“宣抚”的目的是“向战区的中国民众解释，这次事件真正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为了消除中国民众反日思想和亲欧美的情结，使他们意识到现在应该亲日了，这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基础”。这段话表明“宣抚”人员在接下来的一年将向占领区民众灌输两个主题：第一，中国人应该放弃亲欧美的观念，尽管欧美各国曾经帮助过中国，但现在日本正在将中国从欧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第二，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放弃分裂活动，好好生活，普通人应该继续日常生活，恢复生产。通常他们使用“安居乐业”一词，日本人用中文的一个成语来宣传，这大概是他们拉拢中国人心的一种手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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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或许也从“中支占领地区宣抚工作执行纲要”中引用了一些，下面一段话是从上海事务所三月份工作报告中节选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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