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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普通老百姓快速回来，从事正当的职业，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为了解决他们的思想障碍，我们必须恢复秩序；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大日本皇军高尚的仁爱之心。当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必须渐渐地鼓励他们与反日的国民政府决裂，支持新政权的建立。为了得到他们的效忠，我们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手段从基层培养支持日本的氛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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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这份文件的“特务部”官员相当清楚，“宣抚班”职员将面对巨大的混乱和焦虑，这是展示原先设想的、日本军队“崇高的仁爱之心”的失败而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加上反日的标签，但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普遍的反日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宣传，还是由军事入侵而带来的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如果宣抚班职员打算扭转局势以有利于日本，就必须致力于改变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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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和先前那一段的特务部工作报告所隐含的观点，转化成新来的“宣抚班”职员的实际指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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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抵达目的地必须与当地驻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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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军队和宪兵队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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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建立新政治组织作为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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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组织地资助难民，重新安置他们，使其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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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在汇中饭店的招待会上没有涉及“宣抚”工作的具体细节，那是原田少将的职责，但是原田接触这些新兵的时间很短暂。首批从“满洲国”来的职员，在上海的时间几乎不到两天就接到新任务。军队急需宣抚员去占领区，没有充裕的时间做充分的准备了。在上海短暂的逗留可能预示着这些职员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不很熟悉，而这可能会导致“宣抚”工作的失败。像“满铁”这样组织完美、运行良好的企业不会将赌注下在职员的智慧上，而看不到充分准备的好处。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推测，他们在上海码头上岸之前已经开始了“宣抚”工作的培训。可能是采取阅读北支“满铁”“宣抚”工作报告的形式，北支进行这项工作已有好几个月了。“满铁”北支事务所在前一个月编纂了不少这样的文件，有两份保留在东京自卫队档案馆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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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北支”工作报告是“宣抚班”1937年11月8日在天津举行的联络会议议事录。15议事录大多是河北省29个“宣抚班”班长的总结报告，他们是从10月下半月开始“宣抚”工作的。这些总结报告活生生地勾画出“宣抚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处理地方合作者、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应付经济中断的状况等等。这群驶往上海的未来职员们，至少从这些总结报告了解到在地方上工作大体会遇到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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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较为全面地介绍“宣抚班”工作的文件是扩大北京以北地区“宣抚”工作计划，这份文件也是1937年11月份起草的。16该文件当月1号最终定稿于“满铁北支事务局”，是在张家口特务机关（Special Service Agency）10月底工作草案的基础上草就的。张家口是北京以北的一个重要铁路交通枢纽。（“特务机关”是“特务部”地方下属机关的名称，它将被用来指称“上海特务部”在南京建立的地方“宣抚”办事处。）这份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宣抚”工作的两个方针。第一是组织上的，在所有的县及地区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第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通过带来稳定和秩序以赢得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同情和了解。这个计划接着解释与这些方针相关的任务，这是“宣抚”职员应该从事的工作。组织上，他们应该与“自治委员会”紧密合作，“自治会”成员是由日军驻守地方的军队劝诱中国合作者组织的新领导群体。意识形态上，“宣抚”职员应集中宣传反共思想，促进“亲日”思想的形成，与亲欧美思想做斗争。这种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程序是“被忽视的请求者策略”（ignored-suitor gambit），该策略是设法消除对敌人的同情，代之以对自己的同情。在实际应用的术语中，这意味实施日文版本的社会福音：慢慢将日本的方式植入中国基层社会，帮助中国人，使其更安全，经济状况更好，身体更健康，以赢得他们的青睐。此处又一次使用了成语“安居乐业”，使中国民众确信这就是日本试图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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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除—取代方法的致命威胁是均等原理。如果一个“依靠”可以被另一个“依靠”所取代，那么对中国人而言，这种“依靠”仅仅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日本国。为了防止这种逻辑推理，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术语——“依靠”而不是“殖民征服”。但是，一个可以被另一个替代的概念，给日本带来了危险，它需要给一个绝对不能命名的事物命名：即它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宣抚”人员痛苦地发现，中国人很容易命名而他们却不能。当张怿伯——镇江抵抗力量的发言者，我们将在第三章提到此人——提醒那些有可能被诱惑而支持占领者的同胞：日本人将“地方就变成了死城，没有市声听到，虽在白昼，如同静夜。时入耳鼓的，只有非本国音节的军号声，惊天动地的坦克声，时刻放枪声，冲门劈门声，以及成群鬼叫声，皮鞋脚步声”17，人们还认为有安居乐业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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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宣抚”计划透露出对于苏联影响蒋介石的焦虑，但计划主要集中在建立组织事务方面。该计划说明每个“宣抚班”由好几个职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个“北支派遣军特务部”的职员，这名职员以前是军官。“宣抚班”成员接着忙于他们的工作，使“自治会”承担起管理和保证其区域内安全的职责，以便日本职员卸下烦琐的工作。“自治会”稳固后，下一步是动员村庄头面人物在乡村建立“宣抚”网络。“宣抚班”应任命特殊的助理帮助地方头面人物执行这项任务。基层的“宣抚”任务包括将每家每户登记在册，组织成五户或十户的职能小组作为保甲的组成部分。保甲是传统的邻里监督制度，中国政府已经使用好几个世纪了。计划还提议建立群众运动的分支机构，将“协和会”自上而下延伸到基层社会，“协和会”是1933年（第二年又重新发起）“满铁”在“满洲国”发起成立的，是号召大众支持“占领政府”的组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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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知识，34个职员（原本只有30个，后来又就地招收了4个，其中包括第三章提及的熊谷康。）12月中旬从上海出发了。然而，他们不是长江三角洲的首批“宣抚”人员，也不是他们最先建立“自治会”。最早的“宣抚”人员是三个月前被派去宝山工作的。宝山位于上海北面，8月“中支派遣军”的先头部队上海远征军在此地登陆。早在9月23日军队便组织中国人成立地方委员会，10月，一个“宣抚班”被派到此处指导工作。第二条“宣抚”线路是上海南市区，以前市中心部分，在法租界的南面。11个日本“宣抚”人员外加4个保安从11月15日开始工作。与此同时，还秘密组织了一个重建上海市政府的“宣抚班”，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另外一些“宣抚”职员分别于11月26日、12月1日、12月7日去了松江、苏州和无锡。每个“宣抚班”的介入都是根据特殊要求来完成的，没有档案记录。从那以后，“宣抚”工作以较系统的方式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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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员于12月10日清晨离开上海，其中两个人去了南京，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上了军队，首都陷落时，他们在现场，其余的人上午接到小组任务。那天下午和后来的四天，他们成扇形前往上海周围的县城。一些人出发后立即就陷入麻烦中。13日，四个人去了上海正西面的青浦，由于中国军队的阻拦，那天下午就返回了。一周后，青浦的局势仍没有好转，因此这四个人被重新派去杭州，第二天，又增添了两个人，其“宣抚班”升格为“特务机关”。14号去昆山的三人小组遇到了不同的阻挠：他们发现日本驻军司令官已经任命了“宣抚”职员，所以其中两个人重新分派去了更远的内地——镇江，那里还没有成立“宣抚班”。日本军队的迅速推进意味着原先派往地方的“满铁”职员跟不上需求。12月的第三个周末，在上海组织第二批“宣抚”职员，24号分派至地方，大多数人去了浙江。1月的第二周，第三批“宣抚”人员被派到新占领区，这一批人员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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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本华中宣抚机构组织系统，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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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完每个个案研究后，将会熟悉其中的一些志愿“宣抚”人员。研究并未刻意挑选同一类型的人，但很多人确实具有相同的品质：热爱“宣抚”工作，积极主动，信奉日本重建东亚使命的正当性。镇江“宣抚班”班长加藤幸藏（第四章）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这种主动性，刊登在1939年7月的《南京新报》的两处。19回到上海一年半后，加藤仍然怀念这场战争，是这场战争给像他这样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里持有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到实地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带来了刺激。他说，这里“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摧毁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使他们有机会“亲密接触中国人民”。因为雄心壮志和艰苦条件是人生前进道路上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常不会轻易落到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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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是第二批从大连来到上海的“宣抚”职员。他在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上面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住了十来天。在等候任务期间，他游览了这座城市，希望能找到一些感觉，比如他将要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需要他解决什么矛盾和问题，等等。当看到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的闸北，他说，甚至在去工作地点之前，他已经非常清楚“宣抚”工作要做的每件事情了。这一课使他明白，这场战争，不仅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驱逐出中国，而且还能将中国人民从仇恨和战争的说教中吸引过来，加入到由日本提供的“共荣圈”中。12月23日，加藤在另一个“宣抚班”职员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并深信其使命的正义性。或者换句话说，至少如他在占领政权首都南京发行的官方报纸《南京新报》上向中国读者自我表述的那样，去从事光荣的“宣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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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于帝国事业的日本官员中，加藤的这种主观感受不是唯一的。“兴亚院”的木村肥佐于1940年去张家口工作，他回忆说，离开日本去中国时，“是一个天真的、理想的、具有冒险精神的十几岁的青少年”。1980年代写这个回忆录时，木村倒不是为其理想辩护，而是试图使下一代的读者能懂得他们这些自愿去做“宣抚”工作的人的想法，“那时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提供给他们，我们日本国不仅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而且还成功地实现了工业革命”。这种成功给日本人一种帝国主义的自信，尽管他们在学习这个词汇时专指高加索白人。“为什么我们不促进亚洲其他地区共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带领他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呢？！东亚各国应盼望我们来领导和给予他们灵感，这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实际上，当地人不希望日本人来领导，木村后来主动承认，这种幻想是其主观想法中最具有破坏性的特征。但他和其他许多人的这种主观想法，是“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在他们出发去中国时，满脑子都是这种空想。“我们很少有人认识到战争开始后的残酷性，但到战争结束时都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真相就不可原谅了。对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巨大的灾难不在于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几乎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什么，身份缺失的情绪显露出来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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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部”鼓励“宣抚人员”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府，中国民众尊重日本的合法经济需求，关心社会治安。从一开始，“特务部”就将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注入整个计划中，而且这个致命性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在进一步建立“占领政府”时，“特务部”和“宣抚人员”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回避这个矛盾。它们或许可以成功地将占领政权变成全国性的政府，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存在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合法政府等在后面将这个危险的竞争者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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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特务部”派遣“满铁”职员到地方上建立基层政权，它想从最基层取代蒋介石政权。去除殖民主义的浪漫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人暗示，“占领政府”的这个根本性矛盾是导致他们所从事的伟大工程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冈田酉次，一个参加了12月18日日本占领南京庆典仪式的“宣抚人员”，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由衷地相信这是亚洲的伟大转折点。21冈田不是个领土扩张论者，但在那特殊时刻，他似乎感觉到“帝国”的历史使命，它将中国从其自身蒙昧的状态下拯救出来，这是一种超出日本的国家利益、代表整个亚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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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宣抚人员”都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进入目的地，并用它去认识和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观念极其依赖某人最初所接受的训练，而对眼前由于日军入侵而导致的痛苦和破坏视而不见。不管这种痛苦和破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日本人对此都要负有责任。这种现状是入侵的结果，而且在特务部文献中，偶尔也会提到日军的不当行为。例如，在“北支派遣军”12月22日制定的《占领区执行维持和平纲要》中，其中“宣抚班”主要任务和职责一项中，有一条明确指示它应与地方驻军合作从事维持治安工作。在文件的结尾处，“北支派遣军”经过再三思索后，终于提醒“宣抚班”职员注意维持治安的日本兵，其恶劣行为可能是“宣抚”工作的巨大障碍。22事实正是如此，一部分日本人给日常生活的秩序带来裂痕，责成另一部分日本人来缝补这个裂痕。“宣抚”工作确实不易。正如我在第八章指出，许多日本人在中国经历一段生活后，精神上受到伤害，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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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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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