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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除—取代方法的致命威胁是均等原理。如果一个“依靠”可以被另一个“依靠”所取代，那么对中国人而言，这种“依靠”仅仅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日本国。为了防止这种逻辑推理，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术语——“依靠”而不是“殖民征服”。但是，一个可以被另一个替代的概念，给日本带来了危险，它需要给一个绝对不能命名的事物命名：即它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宣抚”人员痛苦地发现，中国人很容易命名而他们却不能。当张怿伯——镇江抵抗力量的发言者，我们将在第三章提到此人——提醒那些有可能被诱惑而支持占领者的同胞：日本人将“地方就变成了死城，没有市声听到，虽在白昼，如同静夜。时入耳鼓的，只有非本国音节的军号声，惊天动地的坦克声，时刻放枪声，冲门劈门声，以及成群鬼叫声，皮鞋脚步声”17，人们还认为有安居乐业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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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宣抚”计划透露出对于苏联影响蒋介石的焦虑，但计划主要集中在建立组织事务方面。该计划说明每个“宣抚班”由好几个职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个“北支派遣军特务部”的职员，这名职员以前是军官。“宣抚班”成员接着忙于他们的工作，使“自治会”承担起管理和保证其区域内安全的职责，以便日本职员卸下烦琐的工作。“自治会”稳固后，下一步是动员村庄头面人物在乡村建立“宣抚”网络。“宣抚班”应任命特殊的助理帮助地方头面人物执行这项任务。基层的“宣抚”任务包括将每家每户登记在册，组织成五户或十户的职能小组作为保甲的组成部分。保甲是传统的邻里监督制度，中国政府已经使用好几个世纪了。计划还提议建立群众运动的分支机构，将“协和会”自上而下延伸到基层社会，“协和会”是1933年（第二年又重新发起）“满铁”在“满洲国”发起成立的，是号召大众支持“占领政府”的组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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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知识，34个职员（原本只有30个，后来又就地招收了4个，其中包括第三章提及的熊谷康。）12月中旬从上海出发了。然而，他们不是长江三角洲的首批“宣抚”人员，也不是他们最先建立“自治会”。最早的“宣抚”人员是三个月前被派去宝山工作的。宝山位于上海北面，8月“中支派遣军”的先头部队上海远征军在此地登陆。早在9月23日军队便组织中国人成立地方委员会，10月，一个“宣抚班”被派到此处指导工作。第二条“宣抚”线路是上海南市区，以前市中心部分，在法租界的南面。11个日本“宣抚”人员外加4个保安从11月15日开始工作。与此同时，还秘密组织了一个重建上海市政府的“宣抚班”，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另外一些“宣抚”职员分别于11月26日、12月1日、12月7日去了松江、苏州和无锡。每个“宣抚班”的介入都是根据特殊要求来完成的，没有档案记录。从那以后，“宣抚”工作以较系统的方式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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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员于12月10日清晨离开上海，其中两个人去了南京，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上了军队，首都陷落时，他们在现场，其余的人上午接到小组任务。那天下午和后来的四天，他们成扇形前往上海周围的县城。一些人出发后立即就陷入麻烦中。13日，四个人去了上海正西面的青浦，由于中国军队的阻拦，那天下午就返回了。一周后，青浦的局势仍没有好转，因此这四个人被重新派去杭州，第二天，又增添了两个人，其“宣抚班”升格为“特务机关”。14号去昆山的三人小组遇到了不同的阻挠：他们发现日本驻军司令官已经任命了“宣抚”职员，所以其中两个人重新分派去了更远的内地——镇江，那里还没有成立“宣抚班”。日本军队的迅速推进意味着原先派往地方的“满铁”职员跟不上需求。12月的第三个周末，在上海组织第二批“宣抚”职员，24号分派至地方，大多数人去了浙江。1月的第二周，第三批“宣抚”人员被派到新占领区，这一批人员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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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本华中宣抚机构组织系统，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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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完每个个案研究后，将会熟悉其中的一些志愿“宣抚”人员。研究并未刻意挑选同一类型的人，但很多人确实具有相同的品质：热爱“宣抚”工作，积极主动，信奉日本重建东亚使命的正当性。镇江“宣抚班”班长加藤幸藏（第四章）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这种主动性，刊登在1939年7月的《南京新报》的两处。19回到上海一年半后，加藤仍然怀念这场战争，是这场战争给像他这样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里持有普通工作的普通人”、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到实地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带来了刺激。他说，这里“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摧毁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使他们有机会“亲密接触中国人民”。因为雄心壮志和艰苦条件是人生前进道路上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常不会轻易落到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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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是第二批从大连来到上海的“宣抚”职员。他在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上面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住了十来天。在等候任务期间，他游览了这座城市，希望能找到一些感觉，比如他将要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需要他解决什么矛盾和问题，等等。当看到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的闸北，他说，甚至在去工作地点之前，他已经非常清楚“宣抚”工作要做的每件事情了。这一课使他明白，这场战争，不仅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驱逐出中国，而且还能将中国人民从仇恨和战争的说教中吸引过来，加入到由日本提供的“共荣圈”中。12月23日，加藤在另一个“宣抚班”职员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并深信其使命的正义性。或者换句话说，至少如他在占领政权首都南京发行的官方报纸《南京新报》上向中国读者自我表述的那样，去从事光荣的“宣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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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于帝国事业的日本官员中，加藤的这种主观感受不是唯一的。“兴亚院”的木村肥佐于1940年去张家口工作，他回忆说，离开日本去中国时，“是一个天真的、理想的、具有冒险精神的十几岁的青少年”。1980年代写这个回忆录时，木村倒不是为其理想辩护，而是试图使下一代的读者能懂得他们这些自愿去做“宣抚”工作的人的想法，“那时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提供给他们，我们日本国不仅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而且还成功地实现了工业革命”。这种成功给日本人一种帝国主义的自信，尽管他们在学习这个词汇时专指高加索白人。“为什么我们不促进亚洲其他地区共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带领他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呢？！东亚各国应盼望我们来领导和给予他们灵感，这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实际上，当地人不希望日本人来领导，木村后来主动承认，这种幻想是其主观想法中最具有破坏性的特征。但他和其他许多人的这种主观想法，是“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在他们出发去中国时，满脑子都是这种空想。“我们很少有人认识到战争开始后的残酷性，但到战争结束时都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真相就不可原谅了。对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巨大的灾难不在于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几乎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什么，身份缺失的情绪显露出来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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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部”鼓励“宣抚人员”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府，中国民众尊重日本的合法经济需求，关心社会治安。从一开始，“特务部”就将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注入整个计划中，而且这个致命性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在进一步建立“占领政府”时，“特务部”和“宣抚人员”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回避这个矛盾。它们或许可以成功地将占领政权变成全国性的政府，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存在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合法政府等在后面将这个危险的竞争者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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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特务部”派遣“满铁”职员到地方上建立基层政权，它想从最基层取代蒋介石政权。去除殖民主义的浪漫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人暗示，“占领政府”的这个根本性矛盾是导致他们所从事的伟大工程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冈田酉次，一个参加了12月18日日本占领南京庆典仪式的“宣抚人员”，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由衷地相信这是亚洲的伟大转折点。21冈田不是个领土扩张论者，但在那特殊时刻，他似乎感觉到“帝国”的历史使命，它将中国从其自身蒙昧的状态下拯救出来，这是一种超出日本的国家利益、代表整个亚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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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宣抚人员”都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进入目的地，并用它去认识和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观念极其依赖某人最初所接受的训练，而对眼前由于日军入侵而导致的痛苦和破坏视而不见。不管这种痛苦和破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日本人对此都要负有责任。这种现状是入侵的结果，而且在特务部文献中，偶尔也会提到日军的不当行为。例如，在“北支派遣军”12月22日制定的《占领区执行维持和平纲要》中，其中“宣抚班”主要任务和职责一项中，有一条明确指示它应与地方驻军合作从事维持治安工作。在文件的结尾处，“北支派遣军”经过再三思索后，终于提醒“宣抚班”职员注意维持治安的日本兵，其恶劣行为可能是“宣抚”工作的巨大障碍。22事实正是如此，一部分日本人给日常生活的秩序带来裂痕，责成另一部分日本人来缝补这个裂痕。“宣抚”工作确实不易。正如我在第八章指出，许多日本人在中国经历一段生活后，精神上受到伤害，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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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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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立基层“占领政府”不仅落到占领者的头上，被占领者也被卷入其中。占领是被迫接受的，但它也是一种关系：一个戏剧化的带有偏见的词“合作”，但它仍然是一种关系，只有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才能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尽管如此，但占领是突然而至的。正如瑞士历史学家菲利普·博林（Philippe Burrin）清楚明白地描绘了德国占领法国的经历，“外国占领对一个社会的惯常结构造成了极大的、残酷的侵扰和中断。它强加了权威，要求人们服从，这既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它破坏了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社会规范，而且使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着危险的选择。”23接着，在面对“原有地方行政机构瘫痪”24、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使民众处于敌对情绪的情况下，来完成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建立新政治秩序。最终，占领者必须伪装他们所建立的新秩序，称其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依赖于传统和大众支持的政治资源，以消除他们入侵的暴力行为。占领者发现这项任务难度很大，而又必须要做，正如博林所说，“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规范”不再发挥功能，占领者被迫要完成政权建设的工程。占领者在这种形势下所做的选择非常重要：打造基层“占领政府”，它们将影响整个“占领政府”的生存能力。最终的胜利或失败有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但是必须设计好日常管理机构以维持基层社会的运行。这就意味着要在生活被占领者毁坏的人群中寻找一些杰出的、愿意参与基层“占领政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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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宣抚班”最初的任务是政治上的，即寻找进入这种关系的中国人，这种关系是占领所需要的。先前曾提及的“满铁上海事务所”1938年3月16日的报告，简单地描述了一个“宣抚班”政治工作的起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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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宣抚班”到达目的地后，首先要做的是调查“宣抚区”内的居民。它与军队、宪兵队和保安人员一起，致力于消灭坏人、鼓励民众返回家园。与此同时，它调查研究寻找到的人物（作为“合作者”）及其资源。“宣抚班”给居民发放“良民证”，登记注册，并撕毁了本地的反日宣传标语，在原来的地方张贴有利于我们的布告、宣传单以及《新申报》（上海合作者的报纸），目的是稳定民众的情绪。“宣抚班”还清理了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和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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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宣抚班”调查了“维持会”或军队及其他代理机构所建立的组织，并强加入自己推荐的领导人物。如果没有“维持会”，它就和军事当局合作立即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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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职员初到目的地时，通常会发现，日本地方驻军已经根据华北的进展，开始招收合作者了。这是为了使本地人组织“维持会”（全称是“治安维持会”）。从满洲来的日本人已经采用了这个名词，他们根据华北的经验，当中央政府势力不强时，便组织地方头面人物控制“维持会”（华北第一个“维持会”于1937年7月30日出现在北京，两天后，在天津又出现了一个）。25根据“中支派遣军”1937年12月4日《未来政治战略总纲要》的规定，如果还没有“维持会”，“宣抚班”职员需要联系地方头面人物建立一个，或许这些人物愿意在新政权中施展他们已有的权威。26通常引诱地方头面人物合作的理由是共同反共。其目标是吸引有资产有声誉的人。《未来政治战略总纲要》中写道：这或许有一定困难，如果找不到头面人物，可以利用政治上默默无闻者。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的“维持会”都由政治上默默无闻者组成，依靠军队的资助以求得生存。27鉴于整个建立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不稳定性，“中支派遣军”强调，日本人一定要牢牢控制地方组织的重建。从军事阶段过渡到文官治理时期，不管地方利益群体卷入有多深，适应程度有多强，在这场维持和平的过程中，都不会给这一群体多少实质性的权力。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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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希望不一致，这一点也不奇怪。日军希望利用“维持会”来争取地方头面人物。那些参加“维持会”的人希望日军成为他们的工具，按照他们的利益重建地方权力。几乎所有的“宣抚班”都延续了这个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问题。地方上有一个“维持会”，“宣抚班”有了可以合作的对象，但他们立即发现，“维持会”里充斥着边缘化的头面人物，他们不喜欢与其中任何人一同工作。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将会看到，“宣抚班”职员不得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让“维持会”职员跟上他们的步伐，并不断更换一些职员，希望招募到更好的人。“宣抚班”职员发现自己与“品质不好”的通敌者为伍，这是暴力统治的副产品，它开启了出乎意料的或没人希望的政治投机。占领者与新近招来的同事合作，希望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同时意识到，如果这些同事参与其中，它不太可能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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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稀稀拉拉几个地方头面人物的帮助下，基层“占领政府”以高压手段开始履行一个政府的职能：征募新兵，重新配置；汲取财富，征收税款，强迫劳役；维持治安，舆论宣传，重组行政机构等。所有这些都是任何政权建设者在通常情况下惯用的控制和汲取措施，用来动员或训练民众支持它，不限于“占领政府”。在利用这些基础设施时，“占领政府”至少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本土组建的政府，那就是依赖于外国军事力量和外国势力。这有时非常幸运（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幸的），能招募到足够的职员，但它缺乏一个牢固的关系来支持日常的社会功能——即博林的“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规范”。占领者陷入了困境，其合法性需要得到承认，但却苦于没有手段来打造出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要求。没有合法性，它看起来只是当前的样子：从外部强加的、令人讨厌的政府。当然，这种困境是自作自受，因为军事暴力入侵首先就造成了合法性问题。可是合法性问题又无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必须找到政治解决的途径，这意味着要进入一个开放式的政治圈子，并与之协商。“占领政府”愿意立法，但缺少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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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特务部”派出“宣抚班”的日本军队是如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维持会”的，这些资料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然而，我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两个文件，文件粗略拟定了日军军官希望“维持会”如何运作的条款。28这是上海郊区某镇（文件中没有交代镇的名称）的“维持会”。“维持会”长叫杨雪樵，驻军司令官叫木本。第一个文件是双方领导人出席会议的记录，时间是13日，没标明年月，或许是1937年12月，或许是1938年1月。会议记录有十一条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是“维持会”的职能。木本开门见山地斥责地方商民不带头建立“维持会”，只在日军一再催促下，才“慢吞吞地”建立了一个。他提醒地方商民只要有袖章的，就可以通行上海。他指出，地方商民的最初任务有两项：一是“街道房屋要清洁”，二是“老百姓对皇军要敬礼，不要假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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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交流信息。木本说，“百姓有何事体要向皇军要求，可以尽量要求”，“有何不规矩的事可以报告队长”，虽然后来实际是报告给野村清先生，这是另外一个身份不确定的日本低级军官。“对用译话一点不通过，有何事可向杨巡官报告，转向队长”，这个杨巡官可能是一个中国翻译？在地方提交给上海的报告中，语言误解比较常见。下面仅举一例。1月22日晚，在上海郊区高桥镇宿营的一个日本兵去钟表店修理钟表，因言语不通，双方争吵起来。附近一个中国警察听到声音，前来调解，日本士兵用枪上刺刀将警察头部刺伤，幸有帽子遮盖，警察仅受轻伤。但轻伤并没有阻止该中国警察向上司汇报此事。上司向地方日军司令官抱怨。司令官妥协了，认为那个日本兵有错，随即将该士兵所在的部队调离高桥镇。29帽子避免了这次愤怒所致的致命伤害，但日军因这次挫折而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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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樵和木本会面的第三个议题是经济问题。木本要求商民尽快开市，并保证“我们的兵以后没有坏的行为”（整个文件的措辞很蹩脚，我猜想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有两条记录揭示了中国商民诈骗日本士兵。“维持会”接到警告，以后的商品要明码标价，应允许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用日元按照固定的汇率来支付。最后两条的记录是“日兵用物可向‘维持会’取”，“日兵要征取物件之处，宜往他镇，大众表示通过”，即私人用品要从其他城镇征收。这最后一条暗示，地方商民视日军的出现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他们急于接到军用品的订单（地方经济能够提供的），不希望驻军将钱花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