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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加上［］的日期是从其他资料中获得的，原表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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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军队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张时，“宣抚部”必须跟上这一步伐，立即派遣“宣抚班”到占领地点。到3月，又有16个“宣抚班”准备就绪，计划向长江以北进发。但是“满铁”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宣抚”工作人员，这就迫使上海事务所要招收新的职员。“满铁”开始在“满洲国”行政部门招收非“满铁”职员，接着求助于“东亚经济调查局”（“满铁”内的半自治研究机构，总部在东京）；再接着从高等教育机构中文专业中招收新近毕业的学生；最后，“满铁”将注意力集中于日本领事馆和上海纺纱厂的职员，寻找任何具有中国经历的日本人。随着体系的扩大，其组织迅速发展。截至1939年初，这个体系包括7个特务机关：苏州、南京、杭州各1个，其余的分布在南通、蚌埠、安庆和武汉。到1939年10月，上海、苏州、南京、蚌埠等特务机关在59个县建立了“宣抚班”。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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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对1937年12月8日而言还太遥远了。那天晚上，当伊藤武雄向第一批被派去长江三角洲的“满铁”职员致辞时，这些年轻人对他们将要就职的岗位没有详细深入的了解，动身时他们只带了极其粗糙的计划以及完成使命的信心。但由于其经验仅来自于远没有那么多暴行、甚至有天壤之别的“满洲国”，这会误导他们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状况的理解。一些人刚到时发现，情况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糟。抵达上海北边真如的“宣抚班”职员发现，这一地区几乎杳无人烟；到更西边的太仓、常熟、嘉兴和常州的职员感到情况更糟。这四个“宣抚班”汇报到上海的报告中都声称，分派给他们的城市完全空无一人。“宣抚”仅仅是一个计划，在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他们如何开展“宣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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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三章 外观：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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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入侵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机构陷入瘫痪。“中支派遣军”每到一处便开始实行统治，不需要与任何人谈判协商。一旦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关闭其行政机构，废除其权力时，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组织。如前章所述，日军派去做这项“宣抚”工作的不是军人——尽管只要“宣抚班”有需求，当地日本驻军便会随时给予武力上的支持——但日本占领者还是不想利用暴力方式将政治权威强加给本地居民。他们的方式是政治策略、说服教化和经济补偿。而如之后所见，经济补偿的款项一直不大且不久便告枯竭，所以就只剩下政治策略和说服教化较为有效了。政治策略就是转变中国人的立场，使其放弃抵抗，转而与日本人合作；说服教化是使中国的顺从者与不顺从者都相信：日本将成功实现统治中国的目标，而且他们的统治是符合中国人长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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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研究时间跨度比较短，主要是“宣抚班”到达后的三四个月内。这个时间段可利用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但正合我的目的：我试图展现日本人与中国人“合作”过程中匆匆忙忙的重建将带来什么。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占领就可能被看成习以为常的事了。然而，在短时间内，入侵具有攻击性，且滥用武力，使它建立的新“政权”看上去非常不具有合法性。“宣抚班”首先不得不关注并打造稳定和良好的政府形象，尤其是过去政府所没有过的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他们的暴力入侵而毁坏了社会财富。“宣抚”过程必须消除日军入侵时带来的暴力，使新“政权”看起来不像是突然强加给中国人的；必须将规划中的政府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必须将民众表面上的屈从解释成积极的支持。不仅如此，负责这件事的日本人还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这项任务。对占领者而言，只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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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成功控制地方的标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合作者的关系。如果说合作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建立在外来势力与地方代表之间固有的权力不平衡的基础上，那么新的地方头面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掩饰这种不平衡。合作者必须坚持以为公众服务和维持良好秩序为最高原则；必须要掌握实权，不能唯占领者马首是瞻；必须将自己打扮成代表地方民众的最高利益的角色，或者至少要比他们所取代的政权多带来一些实惠。这些表面形象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较稳固的合法性，就必须有一点实实在在的业绩才能站得住脚。如果不让地方民众相信新的“政权机构”能有效地代替原来的县政府，谁愿意不厌其烦地去登记户口、纳税、听从合作者的指示呢？除非他们被迫这么做。这就是1937至1938年那个冬季，日本“宣抚班”职员和地方头面人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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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当局强加的地方权力与外来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是唯一的，中央与地方的联合体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平等，这似乎是根植于中央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实际互动中。所有的政府都存在这种不平等性，而且所有的政权又都试图掩饰这种不平等性，以争取大众的支持。不同的是，占领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不可能只维持这两种权力关系，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这可能使地方政府影响甚至侵占中央政府的利益。大多数沦陷时期的权力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占领者或合作者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基层政治行为的不自由使合作者看起来更像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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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二 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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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嘉定县探索上述诸问题，是因为熊谷康写了两本书，记述了他担任“宣抚班”班长的生涯。这些记述并未展现他为建立一个地方合作政权做了些什么，而是揭示他勉强取得成就的一些权宜之计。一本是他的工作日志，在嘉定“宣抚班”分类工作报告中被大量引用，因而被保留下来。像其他每个“宣抚班”一样，他的工作报告4月要上报到“满铁上海宣抚部”，向“陆军特务部”汇报。1另一本是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嘉定和蚌埠的经历。这本回忆录是1943年出版的，作为战时日本人家中读物。回忆录是历史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揭示了日方同一个作者“主观”解释的“宣抚”经历，它现在就“客观”地躺在东京自卫队研究所的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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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本在语气上是不同的。“满铁”报告是由简洁条目化的日本片假名写成的，作为战时交流的官方手稿，只有那些深藏不露之人才能阅读的“最机密”文件。而回忆录，发行广泛，富有感情色彩，是提供给日本民众的读物，用平假名印刷。另一方面，回忆录再现了他在中国乡村的工作经历。他在序言里告诉读者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共同繁荣”名副其实，他的读者们可能会比较欣赏中国农村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中国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尊敬。一方面他是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文明开化任务的执行人。“宣抚班”报告避免个人角色出现，而回忆录则用第一人称给人们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一个旅行/冒险故事。工作日志中的一些事实也出现在回忆录中，但后者所渲染的气氛比事实重要得多：熊谷是个冒险家，他前面有个凶险的、未知的世界等着他去发现，等着他用双手去“拯救”；熊谷是个英雄，勇敢地面对乡村那变化无常的敌意，将安全、文明与和平带给强健的、可靠的农民。讲述不同的故事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并不矛盾。当然，熊谷的回忆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是他行动的证实；工作报告正好相反，要模糊他的个人行为。与工作报告一样，回忆录也主张“宣抚”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和正义的。由于缺乏嘉定沦陷初期半年内的中文文献，熊谷的著述便成了记录嘉定沦陷时期基层政权建立过程的唯一文献了。再现当时熊谷希望能提供的合作与实际情形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这大概也是唯一可参考的文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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