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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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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2日清晨，熊谷和四个“宣抚班”职员乘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再次稳定嘉定县的秩序。嘉定县位于上海的西北面，是该市的一个周边县。熊谷描述了他们到达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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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别冷，为近几年来所罕见。大卡车跑了10公里，将我们从上海“宣抚部”拉到这个县城。下车时，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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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计五人执行这次任务：我、古川、川赖、行元、山中。到达西门时我们很兴奋，但当我们进到城里环视四周时，却看不到一个活的东西。城内一副惨状：道路被毁坏了，房屋坍塌了，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发现了四五个警备队员围着一堆火站着，对我们突然闯入，他们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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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是谁？”他们想知道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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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宣抚班的。”我回答。他们的脸上立即浮现出友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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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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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经历过一次恶战，那天作为警备队正好被派到这一地区值勤。无论如何，见到熟悉的面孔，他们很放心。他们的年龄全比正常的士兵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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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熊谷”，他们问我名字时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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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接去找警备队队长，接着去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作为宣抚工作的营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着手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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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个小故事，熊谷康开始叙述如何稳定嘉定社会秩序。熊谷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职员，他在12月的第二周从上海出发，带领一个“宣抚班”来内地。然而，熊谷只是“满铁”的一个长期雇员，他在一周前刚应招从事“宣抚”工作。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真实背景，只是说在战争前好几年就来中国了。他中文很好，能偷听别人对话，能根据方言判断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作为两种不同体裁著述的作者，熊谷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日本在长江三角洲各县建立占领政权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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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作为日本的一个“宣抚”地区，与11月中旬日军西进侵占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其他各县差别不大。 如果说嘉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那就是它为沪宁铁路沿线的第一个县，因此它是日军摧毁中国中央政府过程中必须占领的第一块领土。熊谷和他的同事12月12日到此地。嘉定县城不在铁路线上，但嘉定县三个较大的镇——南翔、黄渡、安亭——在这条铁路的前三个站的附近。这些地方在11月的第二周就被日军占领，是嘉定县最早被占领的地区。县城被彻底空袭后，于11月12日最终沦为日军的囊中之物。空袭平民是日军在1932年第一次袭击上海时发明的方法。在第二次入侵期间，这一方法更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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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城是个只有三万人的小城，人们主要聚居在那个很有名的、明朝时期建立的宝塔周围。轰炸没有击中宝塔，但却毁坏了城区三分之一的建筑物，最终全城居民一逃而空，人员伤亡惨重。根据日本当局成立的嘉定安葬社社长的报告，截止于4月底，该社共安葬了4570个平民和士兵尸体。战后嘉定县政府就全县范围的人员伤亡作了调查：确定日军在1937年杀死嘉定居民8031人，1938年又杀了3720人，1939年又有332人莫名其妙地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3日军在其他地方也常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例如，在熊谷到达嘉定的第二天早晨（1937年12月13日），另一个“宣抚班”职员到太仓县城附近，他们发现二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毁，其余被劫掠；政府粮仓和盐库被洗劫一空，公安局消失了，城中图书馆化为灰烬。太仓“宣抚班”工作日志上描述：当他们进入城里时，“没有一个人影”4；铁路线西面的较大城市丹阳，很不幸正好坐落在日军进军南京的路线上。11月27日的第一轮空袭后，大火熊熊燃烧，火势迅速蔓延，持续烧了三天三夜；两天后的第二轮空袭，将第一次幸免于难的地方又点燃了，丹阳完全被焚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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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征服嘉定的中文文献没有被保存下来。但临县“太仓自治会”1938年5月的工作报告中描述了该县县城的情形。这个工作报告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他不惜笔墨详细描述毁坏的惨景，目的是让“中央政府”明白，“地方政府”目前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他写道：“县城及沿江沿公路各处商店民房多半成为灰烬。全县民众弃家逃避，惨罹锋镝者不下十万人，受灾惨重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这还是一位合作者所写的！嘉定未被言明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然而它呈现的惨景与太仓差不多。甚至在太仓恢复秩序后，这位作者仍写道：“劫后灾黎大多无家可归，啼饥号寒，伤心怵目”，很普通的措辞，但没有比这更能传达真实情况的了，城厢一带、刘河镇及“附近乡村，受灾惨重，炮火所及，庐舍为墟，颓垣残壁，满目疮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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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唯一类似的描述是熊谷第二天所写下的，与日军在太仓的军事暴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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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惨痛的一副场景啊！当我们一到嘉定县城，从西门走到东门，从南门走到北门。房屋坍塌，屋顶的瓦片散落在路上，折断的电线撒满一地，让人无处落脚。到处是空袭时留下的破洞。非常奇怪的是：耸立在城中心的宝塔是唯一留下的完好无损的东西，看不见一个人。我们所能看到的活人就是偶尔从倒塌的小屋子里爬出来、立即又爬回去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城内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发现自己在一座死城里，一个恐怖的无声的世界里，唯一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这些居民到底跑到哪儿去了？一间挨一间的房屋，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无椅子可坐，无东西可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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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里，“毁坏”可以帮助熊谷将自己塑造成嘉定复兴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因为当某人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克服时，他就变成了英雄人物。毁坏越严重，他取得的成就越大。然而没有任何人出来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除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外，对熊谷来说，这些老人只是同情的对象，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刹那间，他很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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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怜啊！我们感叹道。复兴这样的地方好像毫无希望。我们应该安抚民众，可他们不在那里，我们无法开展工作。站在废墟之中，我们的美梦全破碎了。除了将散落在地上的木头和瓦片堆放在一起，使道路恢复正常，我们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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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稍后的旁白里，熊谷后见之明地评论道：其他“宣抚班”职员面对如此的惨景只做了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这是名副其实的“表面工作”。他轻蔑地称这种“宣抚”会危及日本殖民主义的完整性，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熊谷认为，他正在从事征服中国民心的战斗，客观的效果是必要的。最有价值的胜利是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这意味着表面工作毕竟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表面工作可能是每一个“宣抚员”最希望看到的。熊谷坚持主观想法的正确性是为了他的日本读者，主观性始终是一个殖民者所诉诸的武器。因此不能长期没有计划。熊谷迅速地为“宣抚班”制定了七项任务：“首先让逃走的居民回来，建立地方自治，与军队密切联系以维持治安，帮助恢复经济，利用教育和宣传启发民众，热心为民众治疗和提供医疗设施，这些都要密切联系军队并取得他们的支持。”8其中关键性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组织”，其他六个任务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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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谷到达嘉定前一个月，日军就占领了嘉定，并征召当地人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会长叫孙芸笙。孙的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宝山县人，9月落到日军手里。他至少是个外地人。此外，他周围有些人怀疑，他来嘉定之前，在家乡就与日本人勾结上了。实际上，孙有可能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山田部离开嘉定县城向西进发时，留下了内野警察总队来维持治安、监督“维持会”。在这个被日军炸得破烂不堪的城市里，“维持会”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个日用品供销合作社，试图控制和管理地方粮食供给。“维持会”还制订了人口登记计划，检查人们的身份，对那些证明自己是当地居民的人发放良民证。后来，宣抚班指出，“维持会”在确定居民身份方面，几乎什么工作也没做，它只对每张良民证能卖五分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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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别无选择，只能在军方建立的“维持会”中工作，但他第一步计划是废除“维持会”的人口登记方案，在“维持会”设立“良民审查办公室”。起初成绩不太理想，大概每天有300人来登记。但到12月底，当逃难的居民大批返回时，登记的速度加快了，每天有700至800人来登记。“宣抚班”发行的良民证很简单，却是相当有效的维持治安的凭证。如果有人想进入或者离开城区，或者在西门外的市场内有一个摊位，他必须向日本警备队的士兵出示良民证。“忠诚”的人才会持有良民证，“不忠诚”的人则没有。截止于1月29日，有16,541个居民持有良民证，仅占战前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说明“宣抚班”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所做的每件事。（嘉定的良民证没有按年龄和性别来细分，太仓县这么做了：早期的四分之三的良民是由40岁以上或20岁以下的人组成，男性超过女性，两者比例是三比二。）3月底，登记人口数为32,286人。9“宣抚班”认为超过战前一半人口数就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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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较早投入的工作还有宣传事宜，与登记注册人口工作同时进行。在他们抵达后两天内，“宣抚”人员便将城内反日宣传单清理完，贴上他们从上海带来的“宣抚部”印制的标语。15日，他们贴出通告，禁止抢劫被毁的城区，禁止从城内把任何东西搬到农村。在熊谷的回忆录中，他很困惑，占领已经一个月了，白天城内街道上熙熙攘攘，还有不少人，可每到夜晚，就空无一人，所有人都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他们到城内来是带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发现给了他发表感慨的机会，这个感慨早已根植于他的脑海中：中国是个典型的缺乏社区感情的国家，中国人之间缺少互助友爱的精神。他不愿意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角度来充分理解居民的行为。他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将不会如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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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后，“宣抚班”公布反对盗窃、赌博、纵火的规章制度。反对赌博的规定引人注目。为什么“宣抚班”认为赌博对日本占领区的安全有影响？很显然，它不像盗窃和纵火那样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冲击。禁止赌博暗示着别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图，不仅仅是“占领政府”具有的特性。正如国民政府所认识到的一样，如果要想建立现代化的国家，赌博是必须革除的陋习。在塑造道德秩序方面，嘉定即将建立的“占领政府”与国民政府有着相似的甚至是同样的考虑。“宣抚班”承担起更远大的目标：通过鉴别民众习惯中的反现代成分，使他们屈服于法律的认可，改变他们的习俗，以免危及现代国家的道德工程。就这点来说，熊谷紧跟国民政府改革者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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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嘉定地方当局发布鸦片销售店注册登记命令，这同样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图。然而，这件事更有风险，因为控制鸦片贸易的财政后果远远超过赌博税所带来的。熊谷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嘉定有这么多人抽鸦片。他发现，中国民众有众多陋习，吸食鸦片和赌博只是其中两个。茶馆、花鼓戏、京戏、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是他列举的其他不好的习惯，这些也正是国民政府改革者在1937年前所鄙夷的恶习。乡民与熊谷争辩道：“所有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吸食鸦片。但熊谷是个激进的现代化改革者，他不接受他们认为的“传统”观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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