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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唯一类似的描述是熊谷第二天所写下的，与日军在太仓的军事暴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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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惨痛的一副场景啊！当我们一到嘉定县城，从西门走到东门，从南门走到北门。房屋坍塌，屋顶的瓦片散落在路上，折断的电线撒满一地，让人无处落脚。到处是空袭时留下的破洞。非常奇怪的是：耸立在城中心的宝塔是唯一留下的完好无损的东西，看不见一个人。我们所能看到的活人就是偶尔从倒塌的小屋子里爬出来、立即又爬回去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城内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发现自己在一座死城里，一个恐怖的无声的世界里，唯一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这些居民到底跑到哪儿去了？一间挨一间的房屋，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无椅子可坐，无东西可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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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里，“毁坏”可以帮助熊谷将自己塑造成嘉定复兴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因为当某人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克服时，他就变成了英雄人物。毁坏越严重，他取得的成就越大。然而没有任何人出来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除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外，对熊谷来说，这些老人只是同情的对象，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刹那间，他很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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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怜啊！我们感叹道。复兴这样的地方好像毫无希望。我们应该安抚民众，可他们不在那里，我们无法开展工作。站在废墟之中，我们的美梦全破碎了。除了将散落在地上的木头和瓦片堆放在一起，使道路恢复正常，我们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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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稍后的旁白里，熊谷后见之明地评论道：其他“宣抚班”职员面对如此的惨景只做了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这是名副其实的“表面工作”。他轻蔑地称这种“宣抚”会危及日本殖民主义的完整性，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熊谷认为，他正在从事征服中国民心的战斗，客观的效果是必要的。最有价值的胜利是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这意味着表面工作毕竟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表面工作可能是每一个“宣抚员”最希望看到的。熊谷坚持主观想法的正确性是为了他的日本读者，主观性始终是一个殖民者所诉诸的武器。因此不能长期没有计划。熊谷迅速地为“宣抚班”制定了七项任务：“首先让逃走的居民回来，建立地方自治，与军队密切联系以维持治安，帮助恢复经济，利用教育和宣传启发民众，热心为民众治疗和提供医疗设施，这些都要密切联系军队并取得他们的支持。”8其中关键性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组织”，其他六个任务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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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谷到达嘉定前一个月，日军就占领了嘉定，并征召当地人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会长叫孙芸笙。孙的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宝山县人，9月落到日军手里。他至少是个外地人。此外，他周围有些人怀疑，他来嘉定之前，在家乡就与日本人勾结上了。实际上，孙有可能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山田部离开嘉定县城向西进发时，留下了内野警察总队来维持治安、监督“维持会”。在这个被日军炸得破烂不堪的城市里，“维持会”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个日用品供销合作社，试图控制和管理地方粮食供给。“维持会”还制订了人口登记计划，检查人们的身份，对那些证明自己是当地居民的人发放良民证。后来，宣抚班指出，“维持会”在确定居民身份方面，几乎什么工作也没做，它只对每张良民证能卖五分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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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别无选择，只能在军方建立的“维持会”中工作，但他第一步计划是废除“维持会”的人口登记方案，在“维持会”设立“良民审查办公室”。起初成绩不太理想，大概每天有300人来登记。但到12月底，当逃难的居民大批返回时，登记的速度加快了，每天有700至800人来登记。“宣抚班”发行的良民证很简单，却是相当有效的维持治安的凭证。如果有人想进入或者离开城区，或者在西门外的市场内有一个摊位，他必须向日本警备队的士兵出示良民证。“忠诚”的人才会持有良民证，“不忠诚”的人则没有。截止于1月29日，有16,541个居民持有良民证，仅占战前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说明“宣抚班”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所做的每件事。（嘉定的良民证没有按年龄和性别来细分，太仓县这么做了：早期的四分之三的良民是由40岁以上或20岁以下的人组成，男性超过女性，两者比例是三比二。）3月底，登记人口数为32,286人。9“宣抚班”认为超过战前一半人口数就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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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较早投入的工作还有宣传事宜，与登记注册人口工作同时进行。在他们抵达后两天内，“宣抚”人员便将城内反日宣传单清理完，贴上他们从上海带来的“宣抚部”印制的标语。15日，他们贴出通告，禁止抢劫被毁的城区，禁止从城内把任何东西搬到农村。在熊谷的回忆录中，他很困惑，占领已经一个月了，白天城内街道上熙熙攘攘，还有不少人，可每到夜晚，就空无一人，所有人都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他们到城内来是带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发现给了他发表感慨的机会，这个感慨早已根植于他的脑海中：中国是个典型的缺乏社区感情的国家，中国人之间缺少互助友爱的精神。他不愿意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角度来充分理解居民的行为。他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将不会如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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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后，“宣抚班”公布反对盗窃、赌博、纵火的规章制度。反对赌博的规定引人注目。为什么“宣抚班”认为赌博对日本占领区的安全有影响？很显然，它不像盗窃和纵火那样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冲击。禁止赌博暗示着别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图，不仅仅是“占领政府”具有的特性。正如国民政府所认识到的一样，如果要想建立现代化的国家，赌博是必须革除的陋习。在塑造道德秩序方面，嘉定即将建立的“占领政府”与国民政府有着相似的甚至是同样的考虑。“宣抚班”承担起更远大的目标：通过鉴别民众习惯中的反现代成分，使他们屈服于法律的认可，改变他们的习俗，以免危及现代国家的道德工程。就这点来说，熊谷紧跟国民政府改革者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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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嘉定地方当局发布鸦片销售店注册登记命令，这同样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图。然而，这件事更有风险，因为控制鸦片贸易的财政后果远远超过赌博税所带来的。熊谷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嘉定有这么多人抽鸦片。他发现，中国民众有众多陋习，吸食鸦片和赌博只是其中两个。茶馆、花鼓戏、京戏、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是他列举的其他不好的习惯，这些也正是国民政府改革者在1937年前所鄙夷的恶习。乡民与熊谷争辩道：“所有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吸食鸦片。但熊谷是个激进的现代化改革者，他不接受他们认为的“传统”观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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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的观点在长江三角洲“宣抚”人员中普遍存在。跟他极为相似的“太仓宣抚班班长”玉置新是这样表达其思想的：“复兴工作的客观条件是重建稳定和恢复经济，且必须伴随着人们个人生活方式的革新，尤其是戒除鸦片和赌博，‘宣抚班’一定要拯救战后的中国民众。”12不难看到这种正确的主观认识和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玉置新在汇报中指出，他领导的宣抚班“指导‘自治会’创办鸦片吸食中心，并于6月1号成立了”。与此同时，撰写前引“太仓自治会”工作报告的那个中国职员认为，国民政府在禁烟方面取得的成就比日本人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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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办理烟禁颇著成效，嗣经战事，禁政废弛，未戒者固吸食如故，而已戒者亦难免死灰复燃。若不严予查禁，势将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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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述展现了合作者和日本人在提到中国过去和未来时，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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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嘉定后几周内，嘉定“宣抚班”所做的第三项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这方面工作在提交给上海特务部的报告中并不突出，然而却是熊谷回忆录的一大特色，或许是因为这项工作给了他直接接触中国普通民众的最好机会。他评价道，人们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尤其是农村地区，并赞扬“宣抚班”给嘉定县送来了“文明的医学”。从12月13日到25日，“宣抚班”共计治疗了196位病人，其中大多数病人病情有所好转。尽管他们的医疗服务仅仅是最起码也最基本的救治，使用的也是比较普通的药品，但这足以给一些农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宣抚”职员就是医生。嘉定农村的医生极为稀少：战前粗略估计25万人中大概有50名医生，其中只有两人学过西医。如同其他地方从事现代化运动的工作者所做的那样，熊谷利用免费医疗在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人中建立信任。他解释说，他们收到了鸡、鸡蛋之类的礼物，体现了乡民对日本人提供的服务充满了感激之情。13但这些礼物是否可以看作是乡民们偿还所欠的人情，希望结束而不是永远记住他们与日本人之间所存在的人情关系？也或许是乡民“孝敬”这些令人恐惧的占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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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第二位的，“宣抚班”的首要任务还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地方行政组织，与日本人合作，服务于占领区基层社会。声名狼藉的“维持会”应被弃置一旁，代之以一个更具坚实基础的“自治委员会”。熊谷的回忆录稍后才涉及这个主题，或许因为这是一块“宣抚班”成就不大的领域。他另起一章谈论中国行政机构建设问题，并用了一个略带无奈的标题——“政治现实”，坦白承认他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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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宣抚班”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指导建立一个地方自治组织。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找这一地区相对有权力的人物，将他们召集到一起，迅速将他们组织成“治安维持会”或“自治委员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先组织“治安维持会”，然后进一步发展成“自治委员会”，最后，经过多次失败和重组后建立了县政府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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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了完成工作，我们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我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困难。在前两个月里，我们渐渐能得到一些比较有权力、自愿而来的人，建立了“委员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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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建立中国行政机构困难的根源是缺少“相对有权力人”，即日本人想与那些有影响的人合作。熊谷对工作简单地评述道，直到4月，那些“不可靠的中国人”阻碍了委员会的发展。在回忆录中，他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地表述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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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关系实在很复杂，这使我们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之中。一些人秘密忙于有利于国民党的事，有些人利用他们的职位牟取私利，另外一些人聚集私人武装冒充警察，还有一些人与盗匪私下勾结。最初很多人隐名埋姓，使用各种各样的假名字，我们对此一清二楚，但却无力反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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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不愿意将这些困难上升到占领状态下政权建设所必然面临的问题，而是选择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来搪塞。他将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描绘成缺乏忠诚团结训练的掠食者。他相信，情况之所以如此之糟，是因为中国人自然的、不正当的特性所致，他们将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放到了社会利益之前。在地方政权的形成过程中，日本人的在场则完全没被提及。又一次，熊谷不允许设想他的存在被看作是在中国建立“占领政府”步履维艰的根源，就如“宣抚班”刚到嘉定时他不愿意承认民众不愿意接受“宣抚”一样。他断定问题的根源在于他来的这个地方极其糟糕，在于中国人自己也纠正不了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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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嘉定后几天里，熊谷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迅速”（熊谷的原话）组织“维持会”。很显然，在这个不稳定时期，军队同意任何人来负责此项工作。“维持会”的成员已安排就绪，晚来的熊谷只有与他们共事。“维持会”会长孙芸笙的势力相当坚固，他的联盟或者至少他与警察局长内野的关系，就使熊谷很难安排自己挑选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在成立“自治委员会”时，熊谷很想安排自己的候选人。对付前任留下的一群合作者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再加上这个问题与另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即在占领状态下征召精英分子，越发显得难上加难。占领之初的那些自告奋勇者——正如他在机密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品德和能力都令人怀疑的人”——那可不是他建立一个“有德行”的占领政权所需之人。16他需要那些品德高尚的地方头面人物，因为复兴嘉定秩序的工作需要这些人的声誉、视野及其号召地方民众的威信。没有一些地方公认的头面人物的合作，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行政机构的。他不希望建立一个只会流失稀缺资源、藏污纳垢的“占领政府”。但是在日军抵达之时，有地位、受过教育、有钱的人早就逃走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地方头面人物不愿意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第一，已合作的人一无所获，而且他们精心修复的房屋会被日军征用，或许复兴的机会已被日军的专横行为所断送；第二，地方头面人物因日军的入侵而遭受的损失更多；第三，合作常常以短期安排开始，且合作者遭受道德的压力，他们的恐惧心导致合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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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民众尤其具有强烈的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并将其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因为他们有着特别的抵抗经历：1645年嘉定人民奋勇抵抗满洲入侵者的军事接管，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个英勇的故事一代代传下来，其所有民众都是在抵抗的记忆中长大。在那场战斗中，地方头面人物和民众领袖组成的联盟抵抗清军的围攻，但最后嘉定县城还是陷落了，城区遭到残酷地破坏，保卫嘉定的人被屠杀。熊谷知道这个故事，并在回忆录中讲述，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嘉定民众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日意识。17他非常欣赏这个反抗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容易向民众灌输抵抗侵略者的美德。他拒绝提到较近一次的抵抗事件，即1932年日军袭击上海。那次袭击主要是转移人们对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强烈不满的视线。在这场袭击中，日军不仅炸平了上海北部新建的重要地区，且炸毁了上海至嘉定的铁路，迫使嘉定、宝山、太仓居民向西南方逃难。1937年日军轰炸机不仅激活了人们的记忆，而且使人们再一次逃向五年半前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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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与入侵者合作的人，脑海里或许早已淡忘了这些鲜活的记忆。那些地方上政治意识较低的人，可能观察形势的角度有所不同——他们将入侵看作是个人前途从未有过的大好机会。他们是大胆的机会主义者，为了进入权力之门，宁愿忘记1932年和1645年的历史——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权力之门只向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开放，这些特权阶层来自为数极少的地方统治家族。由于占领所导致的政治真空，使那些试图获取公共权力的边缘人物，利用这个新旧转化的机会进入了“维持会”。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使熊谷进退两难。他不得不依靠那些已经进入“维持会”里的人，唯恐后者断绝与日本人刚刚建立起的忠诚关系。然而他们的存在又使占领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卷入的人更少有机会进入“维持会”了；如果他们仍留在“维持会”内，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在日本人没有权力强迫不大愿意的候选人进行合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一个新来的头面人物能赢得民众支持的时候，不断与这些机会主义者谈判、妥协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由于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占领政府”的基层领导人物最终由那些面对打击（反抗势力的暗杀等）、愿意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组成。但是威胁立即就出现了：一个暗杀团杀死了陈贵全（音译），这个中年人与“宣抚班”建立了良好关系；接着是张连贵（音译），也被枪杀了，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的国民政府税收人员，“宣抚班”刚招他来制定税收方案。18合作是一桩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危险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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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宣抚班”主要的幕后工作是改组“维持会”，尤其是18日以后，上海军方号召逐步以正规的行政机构取代临时性的地方组织。1月21日，“宣抚班”宣布由9人组成的“嘉定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监督现存的“维持会”重组为“自治会”。“宣抚班”在其机密报告里也不得不承认，“自治筹备委员会”实际上只不过是“维持会”的另一个名称而已。换句话说，“维持会”成员是不容易被排除出去的。（熊谷的抱怨不是孤例，“太仓宣抚班”班长4月也沮丧地指出：“目前‘自治会’主要人员大多数是些三流人物，甚至更糟。”19）唯一有所变化的是，在返乡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些新成员。 这些所谓的新成员是“以前真正有权力的嘉定人”，“宣抚班”报告所称的地方上层头面人物，也就是那些在日军袭击之前首先离开嘉定的人。其中一些人向西逃往苏州，另外一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避难，与1932年的情况一样。去上海的地方头面人物1月间返回嘉定，这正是新“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宣抚班”设法诱使其中一些人进入“自治委员会”，这不仅是想提高“委员会”的声誉，还想利用他们来削弱那些处心积虑捞取好处的老成员的权力。“维持会”还试图诱使地方有钱人资助“新政权”，即支付“自治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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