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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奇怪的是，从他们嘴里出来的不是中国话而是外语。他彬彬有礼，穿着考究，给我的印象是不像中国人，好像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这些人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感情，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中国或者东亚文化做出贡献呢？如果一个中国人看上去、行动上都像中国人，那感觉就好多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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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非常需要这些人的合作，但他的动员失败了。通过把“东亚”与“西方”相对抗，他将其失败转化成这个观点：中国的未来在于农民，重新回到农村，促进农村的改变，而这些西化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担当任何角色。他得出结论，“毕竟中国真正的力量在乡村”。那些嘉定商人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在上海，这些人很普遍，也不显得特殊，但对熊谷而言，这些人就有问题了。与西方文化接触并不仅仅将这些商人从固定不变的中国农民中分离出来，而且还培育了一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使他们对熊谷的计划——为了服务中国他们应该增进日本人的利益——嗤之以鼻。熊谷可能知道他对中国商人特性的看法有点文化上的偏激，尽管他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对他而言，最可资利用的是约翰·道尔（John Dower）关于战争的意识形态理论，即后者所说的“中层语境”的另一种背景：“当人们对敌人与自己进行评论时”，一方面在力图淡化自己的种族偏见，另一方面又不想承认自己语境中政治与政策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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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沿着健康的亚洲路线，通过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帮助日本达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目的，建立新中国。尽管“自治会”已具备了自治的外表，然而他所渴望的更大成功却迟迟未出现。他决定强迫“自治会”沿着新的方向继续前进。熊谷清楚地意识到孙芸笙从不积极主动建立一个有效的或负责任的政府。3月21日，他命令孙彻底改组“自治会”，任命新的职员，重新设计章程来管理“自治会”、分会及其职员，命令乡村基层人员执行好保甲制度，以及公布其他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来控制局势。熊谷继续希望4月份归来的原嘉定头面人物中的杰出分子来接替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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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嘉定农村游击队的频繁活动使得上述希望迫在眉睫，因为它挑战了熊谷的说法，即嘉定秩序正在恢复正常。264月10日，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回忆录也有同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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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上旬，当农作物茁壮成长、树木枝叶繁茂之时，城外的不法之徒蠢蠢欲动。每晚枪声密集。他们好像在利用驻军变动的机会。农村被杀被抢的事件不断传来，尤其是富裕农民损失严重。治安状况突然迅速恶化。每夜，戒备严厉，宣抚人员轮流值班站岗，值班时不许睡觉，不敢有丝毫松懈和怠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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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想听听盗匪的枪声，但他听到的是政治抵抗之声。方泰和黄渡周围的游击队日益活跃，实际上，外冈和娄塘的“自治分会”两次被占领。4月22日那次，有40个士兵和50个男女卷入其中。游击队不仅仅羞辱合作者，而且还想要合作者的命。在外冈，游击队行刺了“自治分会”会长，一起丧命的还有该地区一个臭名远扬的土匪头子。熊谷说，“宣抚班”职员忧心忡忡。4月“宣抚班”报告中记录：两所学校恢复正常，训练了30个警察，一所日语学校开始招生，但是白天里取得的这些成果，夜晚就被武装反抗的枪声和暗杀的行动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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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的太仓“宣抚班”班长玉置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村地区极不稳定。他在4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宣抚班’、驻军、‘自治会’紧密团结，三位一体。鉴于目前动摇分子的被捕和盗匪的抢劫行为，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赢得民心（农民）。”这样的乐观解释出现在玉置新道出春季面临的艰难困苦之后。这段话读起来很像熊谷康描述的嘉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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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内很多人继续从事意识形态分裂活动。首先，目前局势仍是盗匪猖獗；其次还存在以下诸问题：“自治会”成员是在事变后最紧张的阶段加入的，而且全县境内没有一个“自治会”成员能胜任工作。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要赢得全县民心极其困难；最后，几乎在所有事务中，“自治会”只会等待“宣抚班”的指导。尤其是只要治安问题得不到解决，什么事也不能做。这也是“自治会”一事无成的原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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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置新和熊谷都希望有一次成功的军事镇压，他们认为这会给农民带去和平与安全，使其不再受到盗匪侵扰，不再遭到国民党游击队的经济压榨——国民党游击队正利用农民来支持蒋介石政权。帮助人民摆脱压迫能使日本人赢得那难以捉摸的民心。玉置新或许是在给上海的报告中曾坚决要求，他和地方驻军在5月份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当月30号两名“自治会”职员就被暗杀，这证明了军事行动只是虚张声势， 29没有实际效果。直到1939年底，日伪军联合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赶走了这几个县的抵抗力量，治安状况才略有好转。但赢得民心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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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占领政权彻底调整结构。为了支持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制度化”，取消了地方自治会，也放弃了“宣抚班”建立的基层组织。“自治会”变成了“县公署”，“自治会会长”由“省政府”任命的“县知事”取代。6月25日，一个叫冯诚求的本地人就任“县知事”一职。30稍后不久，嘉定改组，隶属于“上海市政府”，他继续担任此职。然而，他实际的权力微乎其微。一年后的1939年5月，在提交到中央的报告中，冯坦白承认，他在职一年几乎一事无成。31两个月后，“兴亚院”派来一个调查小组，调查农村实际情况。他们这样叙述在嘉定农村的经历：“一踏出城墙外，情况便糟糕透顶，感觉自己正身处险境。”321939年10月16日，冯诚求奉命召集一次群众集会，纪念县公署成立一周年。为了维系一种表面上的外观，上午他在一所小学召开了会议，下午举行了群众游行，晚上还有提灯笼的游行队伍。《嘉定新报》报道了这次活动，这张报纸被保存下来了，一名官员为表明一切照令行事，将这天的报纸送交到上海市政府。这张报纸和其他一些剪报、七张照片（六张表演、游行照片和一张孔庙会议照片）一起收藏在上海市档案馆。33瞟一眼这些照片就会发现，六张表演、游行的照片和第七张在孔庙拍的照片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小学生。看来，在这个场合中，冯诚求能动员的也只有这些小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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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春之交，那些依靠与日本人的关系而短暂掌权的老“维持会”/“自治会”的职员下落如何，没有被记载。“自治会会长”孙芸笙从文献资料中消失了。然而，我们从他的消失中看不到更多的意义了，因为关于后几年发生的行政或政治事件，嘉定县档案馆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直到1943年才出现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但仅有那年6月统计的嘉定地区主要行政人员花名册，早期合作者的姓名没有一个在上面，还有那年7月和11月的区务会议记录。34为了让外来者管理这个县，1941年2月县长和其他几个头目一起被免职，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群体当权了，原来政权所具有的“草根性”再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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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力，在建立“占领政府”的过程中，日本人迅速完成了好几个任务。嘉定沦陷后半年的短暂历史便能概括这些任务。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个任务，以了解长江三角洲各地的“宣抚班”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贯彻“特务部”的指导方针。第一步，清理碎石、尸体，为无家可归者搭建临时居所；为新的“占领政府”寻找行政人员；在县城及之后的边远小镇建立基层行政机构。第二步，收税，但这不是在第二步就能成功完成的任务。地方行政机构需要经费，另外还需要承担日本入侵的成本。日军可能偶尔资助基层政权的合作者，但没打算长期支付这项费用，它也没那么多钱来管这些人。基层“占领政府”依赖意外的横财、没收和随意收费来维持其低预算的运作。“宣抚班”的任务是通过构建稳定的地方税收来源，建立一个不依赖上面拨款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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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前两项任务而开展的第三项工作是创办看上去可信可靠的行政机构，诱使地方头面人物加入或支持。占领最初几周，主动前来的那些通敌者令人生厌，在稍后的地方“占领政府”建立过程中，这些人也非常不负责任。一些人没有管理能力，一些人盗窃他们掌管的物资，但这可能不是匆匆取消“自治会”的充分理由。尽管“自治会”拼命自我打造，使自己看上去像个合法的县行政机构，但它行事不当，完全缺乏道义或政治权威，这可能是“自治会”被取消的另一原因。然而问题的症结可能还是缺乏安全。如果说“宣抚班”的政治成功依赖于日军军事力量的话，那么其经济、意识形态正常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似乎也只能依赖于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士兵保护，县行政和经济事务无法开展。如果税收人员、教师、杂志社的编辑易遭到暗杀，就没有人敢去收税，也没有人敢去学校上课，更没有报纸敢来从事反对对手的宣传事宜。如果“宣抚班”不能保证安全，那么其傀儡靠不住是可想而知的；“傀儡”这个词有点贬义，不太友善，但却相当公平地描述了嘉定地区大多数与“宣抚班”职员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农村的不稳定意味着强行建立的“占领政府”的权威只限于县城的城墙之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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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职员与其合作者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自治会”看上去是个运作良好的“民政机构”。表面工作的背后几乎没有物质支撑，每走一步，他们都陷入因入侵而造成的破坏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了：一开始秩序就恢复了，但没有房子可住；城市居民回来了，但只是搬走他们的东西；良民证发行了，但只是收取费用而不提供身份证明；“自治会”代替了“维持会”，但人员没有更换；乡村头面人物建立了自治分会，但只是捞取个人利益，不是推动“占领政府”的运作。熊谷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仍是他所鄙夷的表面工作。光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它不能提供物质基础，那需要与其合作者建立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关系，但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建立此种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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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熊谷离开嘉定去长江以北的安徽省省会蚌埠从事另一项新的“宣抚”工作。就任新职后不久，他便给嘉定一个朋友寄钱，叫朋友为他继子国树买礼物。国树的父亲是“自治会”职员，那年春天他多次请求熊谷收他长子为继子。送一个儿子给朋友做继子在嘉定是很普遍的，父亲希望借此提高儿子的社会地位。继子没有和熊谷一起居住，但期望未来能得到他的帮助和关照。熊谷很谨慎，但孩子的父亲不希望此事泡汤。最后，熊谷同意举行过继仪式。孩子的父亲试图与嘉定县最有权力的人保持紧密关系，熊谷没那么天真，没被他蒙蔽。但当孩子叫他“爸爸”时，他还是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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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寄去一段时日后，熊谷接到国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几句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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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张先生对我说，你写信托他买一件纪念品给我，真使我感激得很。张先生问我买什么，我以为买一只手表是好的，因为我时时刻刻看到手表，好像时时刻刻看到你大人一样呢。不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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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继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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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子 国树 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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