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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镇江经济包括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和少量的城市工业经济。刚开始，“宣抚班”不明白这些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其资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被初生的现代工业弄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试图从这里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加藤在1938年8月报告中插进了简短的镇江经济分析，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清楚镇江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商品流通。工业对沦陷时期的镇江也很重要，下文即将讨论，但关键部分是商业。而且商业也不依靠镇江的物品，而是取决于水路交通网的有效运转。加藤绘制了一张表格，内容是1938年11月流经镇江的商品，这个表格收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表格显示，镇江是大运河下游流域与上海东南区域之间商品运输的主要中转站，其主要优势在于介于大都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地理位置。将镇江及长江以北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东南边的上海；将大部分加工于上海的工业品以及一些经过特殊加工的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北边的扬州，比较典型的是从上海到内地的香烟贸易。似乎入侵带来了很好的商业机会，一个名叫哈拉·哈希尔（Hara Hachir）的生意人12月底出现在镇江，他被允许从上海运来香烟，21“宣抚班”欣然同意。有关早期其他商品的批发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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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对镇江经济的分析不仅仅限于镇江市及其周边地区，他还认识到紧靠该市边界地区的农村腹地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乡下居民消费了由镇江运来的部分商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出产农产品原材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部门和部分商业部门。因此镇江经济的生存能力需要稳定的农村、较好的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为农村服务的信用机构。没有这些设施，城市和农村的连接就会瘫痪，这反过来又会中断更大区域经济重要商品的输入，镇江是这些区域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站在县城的角度得出的看法：将政治经济控制从中心延伸到其所依赖的外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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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城墙内的经济还仰仗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需要资本雄厚的商人来操作和促进商品贸易。加藤迫切希望中国人的生意尽快恢复运行。正如返回人口的多少与发行通行证的数量具有相关性一样（他在1938年9月明确指出，这反过来又表明“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政策发挥作用了），商业繁荣的标志是“自治会”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他的报告中通常包括这些。截止到1938年2月底，有1239个商家接到营业执照，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最多是茶馆（169个）；其次是小商品零售点，出售油、酒、干货（87个）；再次是米店（65个）、五金店（34个）和肉店（32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小贩，这是镇江大多数男人所从事的业务。然而，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种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希望他们站到“占领政府”一边，来推动商业经济大规模发展。他还希望日本商人来复兴镇江的商业经济，但在占领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日本人只在城市商业区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注册了几个，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多。到5月，加藤很兴奋地报告说，城市人口已达15万。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于”镇江经济复兴的三个因素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没收的商品——正由日本零售商销售——和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但日本商号数量不多，四个月后，加藤统计只有18家商号与扬州进行贸易，再加上20个餐馆老板和小零售商。尽管他们为经济复兴带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并参与经济活动，但还没有达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决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谷物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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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激励中国商人的活动，加藤努力劝说处于地段较好的商人组织商会。他在8月报告的摘要里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并指出这是复兴镇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新政府”颁布新商会法，表明建立商会的时机已成熟。他拒绝承认这将进一步加强对商业团体的控制能力，以及操纵他们的商品买卖，但这些好处随之而来。战前的商会名存实亡，其会长躲到上海公共租界去了，仍留在商会里的本地屠夫和五金店主不可能成为新商会的中坚力量。9月，情形有所好转，案卷上第一次显示镇江有一笔超过5000元的交易单。11月有5笔，第二年1月有9笔。这就是加藤迫切需要共事的那些人。但这种趋势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愿望发展，大商人并没有源源不断地来镇江。实际上，如果看一看下一类别交易数量，我们发现，除一笔交易外，商业增长正是由5000元以下的买卖累积而成的。加藤仍认为他得到了一大批重要的商人，过了秋季，就可以建立商会了。11月，他从省政府那里得到了一张允许组建商会的申请表，不知什么原因，申请在苏州耽搁下来。差不多过了两个月，批示还没有到镇江。加藤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12月，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镇江商会开始运作，声称有600个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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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成立后，下一步计划是组织同业公会（“宣抚班”每做一件事，通常有下一步计划）。对外宣称其目的是实现日本人理想的“自治”——每个行业要自我管理——但真正的用意是每个行业选出代表，以便帮助加藤约束商家的行为，处理经济上的问题。在日本人试图控制镇江的大部分商品贸易的情况下，同业公会领导人的能力尤为重要。到1939年1月，39个同业公会组织起来了，但加藤敏锐地觉察到缺少一个船业公会。刚刚出台了一套新的河流管理交通规则，并成立了相关机构，部分终止了军队的水上运输而委托给私人船只。加藤很清楚，水上运输只有继续与军队合作才会有成效，可地方上缺少类似的人物来帮助在河运交通要道口上建立船只运输代理机构网，为此他很着急。军队下令船夫保证不允许抗日人员和走私物品从水上搬运，加藤只有建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船只运输代理机构网才能给予这样的保证。然而，船夫最初没有组建同业公会，他不应该感到惊奇。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撤走时破坏了本地的船只运输业，1938年8、9月，日军准备长江上游的武汉战役时，没收了所有船只来支持这场战役，镇江水上运输又被彻底地毁坏一次。镇江市这时还要给六万士兵提供营房。在这种情势下，商家购买船只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没有船，经过镇江中转的物品便无法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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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有点幸运，因为镇江有了初步的工业部门，包括两个纺织厂、一个火柴厂、一个面粉加工厂、一个小型大米加工厂，另外还有一千个小作坊——其中包括张怿伯的蚊香—蛤油厂。这些企业大多为上海市场加工农产品，并生产轻工业品向内地出售，大多销往扬州以北地区。此外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和郭志诚的电力公司，燃烧煤来发电的，宣抚班较早介入发电厂，与日海军谈判，希望它能提供煤给发电厂发电。3月上旬，全城水电供应恢复。因为宣传的需要，印刷厂是日本人优先考虑的另一项工作。“宣抚班”到达镇江时，很高兴发现印刷厂还库存大量的原材料。2月1日，印刷厂开始发行《镇江新报》（日报），每天700——800份（最后好像一份也没有留下来）。50份送到长江以北的扬州。火车一开通，丹阳也有50份。因为很少有商家支付得起广告费，报纸亏本经营，虽然如此，还得给日本人优先使用。“宣抚班”提供开办经费以确保报社顺利开业，接着便强迫“自治会”筹集营业费用，直到它能自负盈亏。一年后，报社每月仍需要200元的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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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镇江后，五个现代工厂中，两个纺织作坊消失于所有的记录中而不见踪影，一定是被毁坏得太厉害了，无法修理，至少是不值得投资了。纺织厂没有重建，这暗示，在“占领政府”不能保证农村地区安全时，实业家不会热心投资这些地区的工业。大米加工厂没有被炸毁，只需工人回厂就可以恢复生产，1月9号复工。火柴厂和面粉厂是镇江两个最大的工厂，毁坏也不是很严重。日军进城时，这两个工厂都停产了，但厂房损害较轻。让这两个工厂恢复生产是“宣抚班”的主要工作。但如下文所述，它们还是经常引发“宣抚班”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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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昌火柴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设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七个分厂之一。战前，它每天生产50多万根火柴（80箱，每箱7200根），雇用了375个女工和350个男工。因为预料到日军将占领镇江，工厂于11月23日停工，厂房幸免于难。日军接管后，将其作为兵营。中国工人被允许留在厂内，这对后来恢复生产有益。还有好几个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首先，大中华火柴股份公司本地代表周阳乔会说日语；其次，上海总公司与日本领事磋商要求重开工厂，22但是在重组公司时名义上是中日合资企业；第三，镇江沦陷时，工厂还储备一个月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这意味着在找到新原料之前，可以恢复生产；最后，“宣抚班”也积极与日军协商，希望他们尽快离开工厂，2月27日，士兵搬走了。到5月，工厂已有300个工人。加藤允许周阳乔继续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并预先任命他为工厂所在地区（镇江东区）的“自治分会”会长。然而，当日军在夏季控制力削弱时，工厂能否继续生产就成问题了。因为原料缺乏，工厂不得不停产好几周。8月原料供给恢复，加藤在这时安排了一个日本人管理工厂，生产规模没有扩大。到9月，工人减少到200人，原料供给又有问题了。11月，日本大阪一个公司签了供应合同，工厂又有了点原料。但到12月底，供应中断，工厂再度关门，这次足足停产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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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宣抚班”来说，火柴厂很重要，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它是战前保留下来的厂家，而且还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卖出产品，能挣钱，是“占领政府”的纳税大户；它还是城市劳动力大军最大的雇主。只要它处于正常运转，就能证明“占领政府”在经济上仍有可行性。它在镇江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占11月份镇江运出总量的11％，是仅次于大米的重要商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数据，即意味着占领当局无力从农村地区得到充足的谷物。）但这个火柴厂前景黯淡，因为它也经常面临原料供应中断的问题，冬季的输出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月又恢复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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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厂是“大民会”的经费来源，因此它对镇江“宣抚”工作又有另一层意义。“大民会”是由“维新政府”于1938年夏成立的，它是高度集权的“群众”组织，与中国华北的“新民会”和东北的“协和会”相似，是占领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9月，“镇江大民会分会”筹备工作开始，10月1号举行了成立典礼，郭知事被推选为分会会长。“大民会”立即着手开展了几项工作：即宣传工作，建立一个当铺来资助一些小买卖（但这个计划失败了），组建一个青年团，开办一所日语学校等。1938年冬和1939年春又主动做了另外一些事。大民会活动经费来源是优先获得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大民会以每箱低于零售价一元的批发价格购买火柴，然后在工厂附近的小店出售。第二年4月《南京新报》报道了这项商业活动，其中有一条信息加藤的工作报告从未提到：“大民会”和火柴厂之间的协调工作是通过一个名叫恒川的日本人从中斡旋的。恒川不是镇江“宣抚班”成员，也从未在“宣抚班”报告中出现过。报纸用了“宣抚员”暗示他是做特务工作的，可能是南京特务机关的，由“中央政府”派来协助“大民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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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火柴厂反复无常的命运使加藤有点烦恼，那么面粉厂的上下波动则使他大失所望。面粉厂成立于1924年，是镇江市现代经济的亮点。镇江地区小麦产量丰富，面粉厂可以就地加工，否则就要运到上海加工。（战争改变了运往上海加工的模式：以太仓为例，1936年产于此地的76％的小麦运往上海加工；1938年，满足本地人的消费已变得困难重重，因此93％的农作物收成留在当地。由于交通中断，加之镇江依赖于外地供应粮食，因此一般而言，太仓粮食价格比镇江低。）231931年面粉厂扩大生产规模，每年能生产75万袋面粉。对日军来说，面粉厂是一笔净资产，它储存了大量的小麦。“宣抚班”迫切希望面粉厂投入生产，与日军迫切渴望没收库存谷物的心情一样，期望面粉厂的收益能支付“自治会”的费用。“宣抚班”还试图通过出售面粉刺激市民使用日军所发行的军用券，因为只有军用券才能购买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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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发现部分磨粉机被毁坏了，决定到上海购买新的设备。2月中旬开始与新井洋行商讨来镇江投资，这是一家在上海周边经营的日本公司。但新井洋行不能满足“宣抚班”的全部要求，于是“宣抚班”职员又找面粉厂原来的老板，希望他们雇用原来的技工修理机器。日本袭击镇江时，那些修理工人都跑回宁波老家了。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新井洋行3月从上海运来一些机器，面粉厂原来的老板从宁波找回几个修理工人。但让面粉厂的工人回来工作也是件麻烦事，他们大多是长江以北扬州附近的苏北人。寻找小麦来加工更令人头疼。针对这个问题，“宣抚班”与军队协商，希望他们将没收的谷物转交给“宣抚班”，面粉厂的部分收益将资助“自治会”的运作。5月，面粉厂差不多全线开工，工人比战前稍微少些，有200人。既然面粉厂和火柴厂都恢复生产了，加藤就可以向上海总部汇报，镇江城市经济在复兴道路上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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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藤将新井洋行拉来做合伙人，但面粉厂实际管理工作还是由他控制。8月，他确实将面粉厂转移到“县公署”名下，但这只是形式，不影响企业的实际运作。他最希望将面粉厂办成合资企业，将它打造成中日资本家合作经营并从中收益的典范。加藤尽其所能，鼓励中国商人投资，鼓励日商带来资本和贸易关系。然而到9月，面粉厂开始被该地糟糕的治安问题所困扰，与火柴厂面临的困境一样。从农民手中获得谷物日益困难，加之1938年春，小麦收成只有前一年的40％，使局面雪上加霜。秋季，面粉厂虽然断断续续一直在开工，但产量不断下降。加藤的解决办法是将面粉厂移交给新井洋行管理，条件是该公司确保小麦的稳定供应。火柴厂也做了类似安排，移交给那个大阪来的公司，但效果都差不多。因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公司都无法保证原料供应充分。新井洋行有可能在别处收购到小麦，但它无法确保交通道路线畅通。12月，面粉厂被迫只开动战前30％的设备。1月，情况稍稍好转，但到2月又不得不关闭，因为镇江内外的交通路线差不多完全中断。11月，输出面粉的价值大约占搬出镇江商品总价值的10％，可是2月输出面粉情况完全从统计表上消失了。有一些小麦从长江以北运来，但直接运往上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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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署”靠这两个工厂的利润来维持开支。1938年夏秋两季，两厂将收入的大半贡献给了“县公署”。“自治会”刚开始运行时几乎身无分文，由日军安排贩卖些米粮以及颁发通行证收取点手续费，以维持开支。（与其他县发行良民证不同，镇江是通过发放通行证来控制人口并赚取利润，因为在交通繁忙地区，流动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关键资源，固定居民就不那么重要了。）“自治会”还设法从遍及全县的食盐贸易中汲取收益。1938年1月中旬，自治会得到日军帮助，2月能从“扬州自治会”安全地运来食盐并在镇江出售，但获利不多。到2月底，尽管还有地方驻军的财政援助（未说明来路），但“自治会”快撑不下去了。3月初，“宣抚班”按“自治会”所求划拨了一些补助费，用于发放职员的薪水，但这只是一次性的补给。如果有很多人为“占领政府”工作，“宣抚班”因财政困难仅仅给点补助费恐怕是不行的，这预示着基层合作面临着瓦解。接下来一两个月，“自治会”每月成功地汲取了好几万元的收入，3/4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税收，其余的来自面粉厂和火柴厂，但是这些收入记录都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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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的财政记录又保留下来了，“县公署”预算显示月财政收入下降到可怜的6500元，这大多数来自于货物搬运税；另一方面，月支出费用达到49,333元。巨大的亏空由两个工厂的利润来填补，有这样的后援虽是幸运的，但不是长期财政收入的基础。“县公署”仍在办公，但财政收入岌岌可危，尤其是“宣抚班”为吸引投资者而许下的诺言：两个厂的利润不再被扣押，财产也不会被充公，这使“县公署”的收入更雪上加霜了。所以，必须要重建本县战前财政的基础：田赋。“宣抚班”决定敦促“占领政府”的中方人员制定税收目标：10月份完成一万元的征收目标；11月底使田赋征收系统恢复正常。整个占领期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一直是本县财政收入无法企及的幻想。前四个月各区累计征收的田赋只占国民政府时期的1％。失望之余，加藤于11月下旬召集区长会议，向他们施加压力：必须改进征收方法，提高征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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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赋征收取得绩效之前，短期解决管理费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提高货物通过税的征收额度，在东、南火车站安排税收人员（1月“维新政府”禁止此项征税）；第二，征收鸦片税。自从初夏以来，各级政府便在打鸦片的主意，试图将其作为“县公署”的财政来源。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为了长期限制吸食鸦片，严格垄断鸦片买卖，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得到了一些财政收益。24战争中断了供销体系，使“占领政府”的官员无费税可征收，但这并不意味着鸦片买卖终止了。占领前几个月，一个黑市开始运作，尽管吸食者在那里购买鸦片易遭抓捕，25但交易如火如荼。2月中旬，在中国警察与日本士兵的帮助下，“宣抚班”在镇江市破获了一起横跨长江两岸、生意兴隆的鸦片走私贸易。但是即使处于严打高潮时期，也没有控制住走私活动。在“宣抚班”的同意下，一些地方的小商贩还能从日军那儿得到鸦片运往内地。但这些活动没有在镇江“宣抚班”报告中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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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设立了地方禁烟局，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首先响应“维新政府”号召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松江）。7月20日任命了局长，但直到11月4日镇江禁烟局才正式挂牌成立26，大概是因为与上海建立鸦片供应体系，以及零售商从镇江政府取得营业执照都需要时间的缘故吧。鸦片税首次出现在10至11月收入预算上，两个月总收入为34,801元，其中有一个月鸦片税为3760元。11月的数据没有单列，但鸦片税至少占这个月收入的20％。一直到1939年1月前，鸦片收入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当年县财政总收入为104,897 元，其中鸦片收入为21,040元。到1939年1月，鸦片税总入账为29,554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33％。3月鸦片收入继续保持稳定（估计10,000元），但本月财政总收入为41,435元，鸦片收入降低到25％。之后，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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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鸦片税进账，镇江“县公署”还是出现财政赤字。12月的预算缺口是31,410元。火柴厂和面粉厂捐助了40,000元弥补这个缺口。1月两个工厂停工，县财政少了这项收入，“宣抚班”提供了17,298元，但没有说明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提供资助。货物搬运、鸦片、田赋等收入为54,036元，超过1月份的总支出47,725元，该县财政状况终于柳暗花明。然而，2月，“维新政府”禁止地方征收货物搬运税，这对步履蹒跚的镇江财政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2月，财政赤字达57,171元，足以让“宣抚班”职员晕倒。3月下降到16,840元，那仅仅是因为火柴厂又开工了，捐献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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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财政赤字日益加深，并不是管理者经营不善、腐败或短视，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39年1月底，《南京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比战前镇江的谷物产量和流通量来估算下一年的情况。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来介绍这些信息的，没有作评论，也没有得出结论。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坏，也或许不会。该县战前生产大米300,000担（大约合20,000公吨），估计1939年将颗粒无收。该县战前消费大米500,000担，预计1939年的消费量下降40％。该县战前出口面粉100万袋，预计1939年只能达到这个数据的40％。后来证明这还是个乐观的估计，1月份面粉厂因小麦短缺而关闭。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一点也不奇怪。镇江是个谷物净进口县，因为战前该县消费的粮食是产出的近两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该县大米流通减少一半，小麦流通减少三分之二。 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镇江经济的关键。流通量缩减是本地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它无力依赖自身财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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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济工作的第二负责人去苏州恳求“省政府”资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请，说镇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他全力以赴对付冬季的来临。郭自己拿出一些钱缝制了100套冬衣，分发给穷人。他的慷慨激发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赠了100套衣服。然而，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每件上衣的背后都印有醒目的两句话：“致力中日亲善，支持东亚和平”。为了在公共场所粉饰“占领政府”，郭在镇江老公园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樱花树。《南京新报》向读者许诺，这些樱花树在春天里将绽放出美丽的花朵。27但是这些园林里的宣传，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谁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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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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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述的发生在镇江的关于入侵者与合作者之间的“合作”的故事，是建立在郭志诚和加藤主动联络的基础上。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推测：一个事实是加藤偏爱郭并公然支持他领导的县行政机构，一个推测是郭长期任职证明他善于与日本顾问一起工作。主导者与跟随者之间不可能发展出更深入密切的关系，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使他们处于敌对状态，在县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各种分歧。我们所看到的是加藤对他们关系的解释，在这种关系中他处于主导地位。至于郭的观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郭的情况全是张怿伯的陈述，他说郭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地征收税款，汲取财富。我们都知道张怿伯对郭的政府带有强烈的敌意，尤其是这个政府将其工作重心放在征收赋税上（伪政权总是入不敷出，使它不得不这么做），使人不禁产生一种看法，这个政府除了汲取财富，其他什么事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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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郭的行为呢？他作为大照电力公司难民营的组织者，与日本占领当局取得联系，但有证据表明，他想方设法参与了12月份镇江“自治委员会”的组建，第二年5月他又担任“县知事”。他参与“占领政府”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这个问题不能轻易地做出回答。重开禁烟局之前，县财政吃紧，表明他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日本占领者到来之前，他是电力公司的老板，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已成为富人。即使到占领后一年，他仍很有钱，足够支付得起100套棉衣来补充冬季的救济。但是人们不能期望他无限制地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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