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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新秩序》一书透露，郭志诚在其位置上并不快乐。该书是美国情报局于1939年出版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日本宣传机器美化占领区的幸福生活。关于镇江的一章中，篇幅很短，时间是1939年5月11日，可能是位美国传教士写的，题目为“战前的省会现在处于贫困之中”。作者自然强调占领时的毁坏。他不仅详述了日军最初袭击时的情景，还特别突出了目前的困境：经济条件极其糟糕，90％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鸦片公开买卖，教育停滞不前。但下一段尤其吸引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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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做法是日本人接管了公用设施和所有重要的商业。例如，电力公司“重组”了，尽管其原来的主人是本市傀儡市长。郭的弟弟因建议日本人应付给他们家30,000美元而被捕入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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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傀儡市长”毫无疑问是指郭志诚，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不是谣传，那么沦陷时期的郭与其他人一样，是听从别人指示而不是指示别人。在与日本的“合作”过程中，他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保护，手中的权力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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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伪政权里任职，郭志诚没有权力为其家人牟取利益，但他并没有辞职。他弟弟被捕一事对“县公署”里的其他职员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郭的政府易于将其职员组织起来，给予他们汲取财富和违纪的权力，也很容易给他们带来贫困。没有证据表明郭能给“占领政府”施加某种影响，来庇护民众免于日本占领者强加的秩序和赋税。合作者陷入上面日本人的命令与下面民众的抵制的夹缝中，不得不考虑忠于哪一边的问题。在沦陷时期的镇江，郭决定满足上面的要求。但看不出郭本人在此这个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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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于1939年2月解散，沦陷时期镇江的历史文献也就逐渐消失了。加藤还继续在镇江待上几个月，指导镇江“县公署”的工作，然后他被召回上海从事其他工作。1939年7月在《南京新报》上发表了回忆录后，他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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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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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合算吗？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有一本著作就以此为书名。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对占领者来说，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特别是工业化、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至于占领者，利伯曼发现，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占领政府”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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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曼研究得出，日本帝国在1895至1937年间征服朝鲜和台湾、满洲地区，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案例。起初镇压的费用巨大，但根除有效的政治抵抗后，那项投资便赢利了。“一旦占领政权巩固，日常的控制费用就很低了，不会耗尽日本人的财政或殖民地的生产力。”他将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成功归结为“政治高压、军事镇压和鼓励合作三位一体”。29只是附带提到，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暗淡，且贯穿战争之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回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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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沦陷时期的镇江来看，证实了利伯曼的观点，日本人没能收回征服成本，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残酷暴力。从各项指标来看，本地经济在征服时期的生产能力低于沦陷之前。本地大部分行业要么任其崩溃，要么在补贴下开工生产。这取决于日本人的理解，对战争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补贴，其他的任其自生自灭。不可能计算出日本人占领镇江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经济上，日本人从镇江几乎没有捞到好处。这个证明不完善，因为这章只涉及占领第一年的情况。巩固和强化征服，一年时间可能不充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仍没有巩固的迹象，因为《南京新报》上零零星星刊文证明，经济不稳定仍在继续。1939年7月，好几篇文章报道了镇江农村动荡不安。报纸很有把握地说，正在准备清乡，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饥荒使这个地区更难获得安全了。30最终于1941年夏开始“清乡”，中国士兵被派遣到农村地区，并在已“清乡”的地区构筑篱笆墙。但是士兵们白天搭起的篱笆墙，晚上就被游击队烧毁了，游击队烧毁的速度几乎与士兵们建造的速度一样快。当士兵们建造了91公里的篱笆墙时，2/3已化为灰烬。311943年3月一个更全面的计划开始执行，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无法控制。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合农村地区的合作者，日本人无法将镇江农村地区纳入到“占领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只有镇江市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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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五章 共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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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占领区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话来说，南京是一个聚集着各种思想和幻想的地方；对中国人而言，由于在此遭受到血腥的大屠杀，南京是见证他们在历史上曾遭受外敌残酷统治的地方；对日本人来说，南京作为中国占领区的首都，被看作是检验战时日本政策——即日本是“亚洲解放者”——“合法性”的地方，也被看作是战后日本赢得世界尊重的地方。记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1937年12月南京实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乎已无关紧要了，双方都在有选择地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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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南京所有的回忆中，找不到有关日本占领者与中国合作者合作的故事了，而这也是双方历史记录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占领史中，南京与其他地区一样，也一定存在合作。这一章主要重现占领初期南京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占领者串通的经历。在此过程中，甚至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故事。现有档案资料不仅凸显了惯常的通敌主题，而且还事无巨细地展现了勾结的过程：他们主动顺应形势，相互适应，相互妥协，讨价还价，最后串通起来。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已走投无路了。日本接管南京时，留在此地的20多位西方人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书信，正是这些日记和书信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合作者和非合作者之间的交迭。实际上西方人的存在使合作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当他们不赞同日本占领者的做法时，他们便和中国合作者一起工作。因此沦陷时期，占领者、合作者（包括中国合作者和留在此地的西方人）和非合作者都毫无例外地卷进了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中。罗伯特·吉尔戴尔（Robert Gildea）注意到：“法—德的相处是一门参与方都愿意学习的艺术，而且大部分团体或组织都处理得天衣无缝。”1很难说南京各方相处得很融洽，至少在初始阶段是这样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清楚明白，要想活下去，必须懂得一起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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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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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清晨，日本士兵从各城门蜂拥而入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当日军炮火猛烈轰炸南京的防御设施时，中国士兵坚持保卫首都已达四天之久。但是星期日黄昏时分，他们得知指挥官已弃城而逃，军心迅速涣散。他们扔下手中的武器，脱掉军服，逃向西北门的下关港口，不顾一切地横渡长江。日本士兵继续通宵轰炸南京，窗户震颤，大火开始燃烧，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中国南京防御军队的溃败已成定局。拂晓时分，各城门已无人抵抗，第一批日军开进城内，南京沦陷时期开始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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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军占领南京以残忍而臭名远扬，但它占领和接管南京的方式与11月到12月间占领和接管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大同小异：大批日军抵达并对平民聚集区进行铺天盖地的轰炸，大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惨重；在这里，如中国人在别处所做的一样，红卍字会组织人员收埋街道里的尸体；在这里，日军停止轰炸后，“宣抚班”人员出现，开始组建基层行政机构；在这里，也有少数地方居民前来与“宣抚班”职员一起工作，成为基层行政机构的职员；在这里，占领当局甚至也引导“合作”。总之，在这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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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日本“中支派遣军”继上海之后占领的最大一座城市。战前南京有100万人口，但到11月已缩减到一半。平民人口数决定了此处的“宣抚”职员在管理规模上远远超过稍前占领的城镇。再者，南京是首都。在1928至1937年间，南京渐渐开始发生变化：崭新的街道布局、美观的建筑物以及大面积的绿化，到1937年，南京看起来像个首都了。四个月前（即1938年8月），蒋介石及其政府拒绝与日本谈判妥协，使南京又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象征。蒋介石拒绝让步，更激起了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的强烈欲望：如果蒋不与日本人妥协，那么他的政权就必须被推翻。12月1日“中支派遣军”接到命令，向南京推进。只有通过军事征服，迫使南京投降，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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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明白夺取南京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如果南京失陷，中国人民会知道继续抵抗日本军队将是徒劳的，这与占领其他城市的意义完全不同。进攻之前，松井石根提醒下属军官：他们的行为将成为“帝国荣誉与光荣”的典范，这是一次赢得“中国人民信赖”的大好机会。3从松井司令官后来逃避责任的声明中，我们推测出他的意图：他想迅速取得胜利。但这并没有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这是个残忍的胜利。从长江三角洲一路打过来的日本士兵，登上南京的城墙时，也感觉到了占领首都的荣耀。他们轻易地抓到了南京这个战利品，现在将它翻个底朝天，抢走所有的东西。指挥官的逻辑也是他们的逻辑，尽管各怀鬼胎。他们要让中国人知道谁是老板。日本士兵进城的那个早晨，一个13岁的女孩（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后来给她治疗）“和她的父母站在城门边观看士兵进城，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刺死了她的父亲，枪杀了她的母亲，猛扭小女孩的胳膊，直至骨折。她没有亲人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带她去医院”。4虽然城市已经不设防了，但仍遭受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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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不同于其他占领区，这里有20多个外国人，大多数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加上两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奥地利人。他们是留在南京的所有西方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西方人来中国首都居住，主要从事服务性的工作，如商人、教育家、技术员、医生和传教士。大多数人在11月底离开了。那些留下来的人被推选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当日军进城时，委员会已粗略地划出了八个中立区，战争双方的士兵不允许进入，他们邀请市民入内并提供保护。由于外交原因，日军没有触动这些中立区。西方人利用自身独特的地位担当起这一角色，并记录了占领军如何对待与他们一起居住和工作的人们。“第三国”（借用当时日本人的表达）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所记录的、迅速广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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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察者所看到的比他们想象中最坏的还要糟。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会长、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在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中说：“你们的士兵从14号开始抢劫和屠杀，所有27个西方人和与我们在一起的中国人完全被这种抢劫惊呆了。”他们记下了从12月中旬到2月中旬南京恐怖的情形，其恐怖程度居于日军华中占领区的首位，它反映了占领期间中日之间主要的争端，日本占领者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该负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的责任。这个“事件”（日本历史著作喜欢用这个词），这起“屠杀”（中国人宁愿这么表达），界定了日本占领中国的全部历史。松井总司令官断言占领南京是个考验。毫无疑问，其士兵的行为已使日本赢得“中国人民信任”的计划彻底失败。松井写了一首入城仪式的诗，高度赞扬其士兵“将驱散令人作呕的气味，送去前景美好的春天”。5因为这次赢得“中国民众信任”计划的失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松井个人对大规模虐待中国人民负责，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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