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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共谋行为。在对去安全区避难、身份可疑的士兵执行死刑的报告中，他就暗示了这点：“很多天了，一直在对付扮演不同角色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只要有必要便赔着笑脸、点头哈腰，为了社会安全，将上万人带到大学去登记，这是一种折磨。”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即使它也是日本人想要的。贝德士背负共谋的压力在1941年纽约的一次演讲上又表现了出来。当被问到救济工作是否加强了占领政权时，他的答复是：“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日本人从中收益甚微；而这项工作对于中国人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为日本人做的任何事情。”57这是个很公正的观点，但同时也承认他们的救济工作对建立“占领政权”的贡献微不足道。即便有时感觉“得”超过“失”，但毕竟共谋还是既有得也有失。诉诸舆论的权威是贝德士为共谋辩解的方式，但从反方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这么容易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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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和吉米·王都明白，与日本人勾结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抗日英雄。但他们也不会认为其行为是投降，而是理解成：当一个人处在个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改变的情境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地活下去；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通常要不惜一切代价，且决不能计较任何悲惨的结局。比较流行的相反看法是将日本人和合作者放在一边，将牺牲者和抵抗者放在另一边，这种观点强加在南京和其他日本占领区。“占领政府”确确实实在南京和其他地方都处死了中国年轻小伙子和强奸了中国年轻姑娘，乃至于大屠杀，但在南京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如果不是中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录，我们就不能揭开这既有抵制又有合作的一连串共谋。可是当一个点头便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女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免于灾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多么难于应付的情势啊！但与暴力压制一样，共谋是“占领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而这两种情形都在南京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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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六章 竞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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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几章所述，合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乍一看，合作好像是百依百顺的地方管理者和军事占领当局直接签订的协议。但仔细审视，如前几章所表明的，合作揭示了一张稀疏但却有弹性的共谋之网，这张网在众人的参与下，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在各种各样的勾结、串通、共谋、唇枪舌剑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对手，于是竞争相应而生。因为军事当局带来的占领政治通道过于狭窄，众多的附庸之人拥挤于此，他们之间一定会相互竞争，以取得占领当局的认可。如果缺乏竞争，那将意味着地方头面人物拒绝与占领者发生关系，这表明占领者组织他们参加政权建设以及使政权合法化的必要工作几乎完全失败。占领政治不仅使竞争成为可能，而且还期望竞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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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治以一种突然而至的、破坏的方式出现，并将一些人员卷入进来。它从庞大的人群中吸引积极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包括从权力持有者到非精英群体，前者急切渴望继续保留权力，后者试图抓住现在难得的机会寻求较高地位。然而这些或许可被称为合作者的人以及当时毫无疑问已是合作者的人，并不是参与占领政治的唯一群体。非合作者渴望保护自身的利益，或利用正常生活的中断浑水摸鱼，也试图花费力气挤进“占领政府”内，以便与早期抓到权力的人竞争。他们甚至强烈要求将在位的合作者赶下台，揭发那些人是投机分子，而他们自己是正直的公民，愿意为民众的福祉做出贡献。日本统治时期的上海是研究这种竞争的理想场所，部分原因是其规模巨大、形势复杂，部分原因是其基层行政机构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文献，而竞争正是在基层行政机构中一幕幕上演。竞争的结果不仅仅使合作过程更为复杂，而且也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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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抚”工作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那些地方的情况是，“宣抚部”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职员分成小组，直接派遣到地方重建行政机构，而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上海则不同。在这个政治和社会要复杂得多的城市建立占领政权就不是“满铁”所能应付得了的，这得由军队的“特务部”直接监管。水平不高的“满铁”职员处理县政府的工作还绰绰有余，而上海的“宣抚”工作得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人来掌控。如此重要之任务，是不可能相信匆匆招来的新手就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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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沦陷时期上海的研究较多，但这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课题。这个城市太大、太复杂，人口密度太高，众多国家和中国人的权限划分太多，以至于无法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商业中心，1941年12月8日之前不受日本人的干涉。日本人控制苏州河以北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块公共租界地盘。从1937年11月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外的地区也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法租界的南面是带有围墙的“明市”，又叫南市，是本地人的商业中心。在公共租界西面是越界筑路区（Extra-Settlement Roads Area），中国政府称为沪西，西方人喜欢叫“荒芜之地”。北面坐落着新规划而来的江湾市府机构（即英语国家中所称的中市区）。此外，公共租界北面是闸北和真如，东面是浦东，与外国人居住区隔黄浦江相望。在一个城区发生的事不一定非要在另一个城区上演不可，即使他们在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甚至也可以设想，生活于其中的人居住的小地方是单独存在的，上海不是个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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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三 上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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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上海的日本行政机构没有留下“宣抚”工作报告或“满铁”工作报告。日本“宣抚班”职员或观察者也没有写过有关市政权建立过程的回忆录。这意味着重构上海地方合作的故事几乎完全要依赖于那些参差不齐的中国档案文献。1中国文献中很少涉及日本占领者，但揭示了大量的有关合作者面临的各种情势。合作者如何处理来自上下两方相互对立的要求，怎么来应付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日本人，如何应付在这转折关头突然出现的众多竞争者，后者试图将占领带来的分裂和瓦解转变成个人前途的一次机会。公众习惯于尽可能地用意识形态来追踪某人的足迹，这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那些虚构的情节看起来好像真有其事，那些重新装饰的东西看起来似乎又真像那么回事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宣抚班”在其他城市里的工作，大体上具有连贯性，但在上海却很不明显。如何将纠缠于其中令人迷惑的各种竞争行为条分缕析，是沦陷时期上海的每个统治者很头痛的问题，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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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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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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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抚”工作开始于1937年12月5日“大道政府”的就职典礼。这个“大道政府”也非一个统一体。就职典礼的开幕式在南市举行。在那里聚集着一小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丑，头头是苏锡文。他例行公事地宣读一份必不可少的宣言。接着这支队伍自渡黄浦江，在浦东一所临时指挥部里开始统治上海的工作。新政权成立那天的第一个行动是发布一系列的公文，意在向上海公众传达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包括苏锡文市长的就职布告和启事，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大道政府”为本府成立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相似的告示还传达给了颇具实力的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市商会。“大道政府”还给前上海市政府公务员发出布告，告知他们将有七天时间考虑是否回政府工作。宣言、告示和通知被送到上海各报馆，并附上一封信要求立即刊登。为稳妥起见，第二天又送出一封信，简略重复立即公布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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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言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仅仅是“市政府”，但其背后似乎想代表整个国家说点什么。宣言指出，国民党制造了“人间地狱”，“无可选贤与能”，破坏了真正政治生活的生存能力。它的一党专政也制造了消极的政治氛围，以致“外又不能讲信修睦”（这里仅指日本）。“大道政府”是来治愈由国民政府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将用中国人来治疗中国人的方式。宣言精心编织了和平的目标——这是“占领政府”为日本称霸东亚打造的口号——诉诸无伤大雅的宇宙秩序和传统的概念，通过这些来展现大道政府的形象。这里引用它的措辞：“人类相互间，或国际相互间，惟有彼此实行大道，始能得到真正和平，否则，纵有法律拘束，如无大道维系，真正和平不可言。”“大道”一词出自于中国古代的《礼记》，理雅各（James Legge）是这样翻译“大道之行”的：“a public and common spirit ruled all under the sky; they chose men of talent, virtue, and ability; their words were sincere and what they culivated was harmony. Thus men did not love their parents only, nor treat as children only their sons.”（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3该政权选择阴阳图作为政府象征，它利用这个象征和其他的一些标志来确定自己是正宗的中国人，他们诉诸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拯救沿海地区近几十年来已具异质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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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因此它在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的角色很模糊。“大道政府”在“为本府成立致全国各机关”的通电中，承认日本在这场政权转化中起着牧羊人的角色：“兹幸日本皇军莅临中土，代吾人剪除凶顽。”除了这几个字外，“大道政府”在12月5日发表的各种通电、宣言和布告中，只言未露日本人在政权创建过程所做的工作，片语未提“宣抚班”的存在，甚至连日方顾问也未提及。日本人关于“大道政府”的报告也非常谨慎小心。1月31日的日本内部报告中，简单评论了“大道政府”是“在皇军的帮助下”建立的。第二个月在东京发行的有关大道政府的宣传小册子，坚持说“这个政府里只有两名日本官员”，勉勉强强提了一个日本人。日本内部报告至少列举了34个“宣抚班”职员的名字，他们全职担任大道政府的顾问，但从这些公开声明中很难寻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很显然，双方都决定使“大道政府”在表面上应该完全自治，脱离日本占领者的控制。就职仪式上的政治自治和受欢迎的正统性是一场舞台剧，在这个舞台上，北洋时代的每个政治演员不得不寻找一些比纯粹军阀身份要好点的特质。对于合作者来说，很难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当前，日本人是后台老板，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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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月下旬，我们才知道这34个“大道政府”幕后操纵者的姓名。然而，除了姓名外，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做了些什么，新的“市政府”又是如何运作的。政权形成过程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唯一留下来的片段资料是东京一名官员对“大道政府”所做的些微评论。他在1938年出版了的一本薄薄的书，主要记述了他在中国占领区50天的旅行情况。书中透露了“市长”苏锡文和“宣抚班”班长西村展藏在上海的合作已不是第一次了。1931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苏锡文和西村展藏在山东省一起组织“乡村自治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联系网络，使日本的政治经济能延伸到该省。41937年10月，两人乘船前往上海，为进入新政权领导阶层铺平道路。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12月5日的“大道政府”的就职典礼，与墨索里尼占领罗马一样，是一个大胆之举。这暗示了苏锡文与国际法西斯运动结盟，并将他看作是像墨索里尼一样的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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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锡文在出任“市长”之前，身份低微，名不见经传，因此招来了很多流言蜚语，官方也编造了很多故事。根据香港的一家报纸报道，他原名叫俊英，但他改成苏松治，后来又叫苏有详。他还有其他名字，因为1938年1月日本一家杂志称他为“Su Jixiao”。5在他45岁担任“上海市市长”前，在政治上完全默默无闻。他出生于东南沿海福建厦门的一户商人家庭，会说日语，因此当时有很多人猜测他是台湾人，服务于日本帝国。苏20来岁时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回国，先后在广东和福建省政府里一些中层岗位上任职，曾升任到福建省财政局局长。他加入了国民党胡汉民派系，但由于晚年胡汉民倾向于左派，他便与胡断绝了关系。派系斗争导致他十年不能进入政府机关，正因为此，他到了上海，在持志大学获得了一个教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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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传记所载苏锡文从政客转向学者的生涯，使其作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来倡导“大道”的观念。在上海，据说苏开始将道教和佛教思想发展成一种宗教哲学，他称之为“大道精神”。他提倡所有人团结起来，所有的信条都有相同的起源（“天下一家”，“万法归一”）。很显然由于佛教的关系，他又一次改名，这次叫“苏锡文”，然而我仍查不出这个名词所具有的佛教意义。6这篇传记还影射了他由佛教哲学退回到政治，他主张的政治是以道德为原则，而不是效忠于某个派系，因而他鼓吹政府要有透明度。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并为此政治主张而积极奔走，寻求建立新的政府。因此，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捉拿他。但国民政府下通缉令，更有可能是因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根据苏锡文的经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日本要资助的“上海市政府领导人”是北洋政府时代底层的、政治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其次，这个人在地区、业务和教育方面与日本有一定的关系，一旦他在国民政府那里没有立足之处，他就会想到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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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2日，英文报纸《东方时报》上撰文披露苏锡文好几个令人感兴趣的侧面。报道是关于暗杀由苏锡文提名的、被曝光的主要候选人的。首先，苏和那个候选人是福建老乡。与福建有关系很重要，因为这不仅说明这个人与苏有联系，而且他与“维新政府”的领导阶层有着潜在的关系，因为“维新政府”里福建人占优势。福建既与中国国内紧密相连，也与国外联系较多，因此福建人不太在意政治上被打败，他们应征为1938年新政权的领导人。也不被通敌叛国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很显然由于这个原因，那位候选人（他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也是个热心的道教徒）被暗杀了。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市就是由这样一个特别的精英集团来控制。被暗杀的人和苏是中国互助会（the China Mutual Aid Association）的成员，这是威海卫路上的一座道教“显灵沙坛”（spirit sand writing altar）（很显然这是一个神仙显灵的迷信）。根据《东方时报》的那篇报道，这个互助会是上海政客经常出入的地方，并在“政治黑暗”时期为其成员提供庇护。7这篇文章没有详细说明互助会具体面临什么政治困境，但暗示该会庇护了政治上的反动组织——“中国共济会”，该会成员利用互助会的掩护从事颠覆国民政府的活动。在这个关系网中，苏锡文与那些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建立了联系，并为其政权招募支持者。作为上海的外地人，他需要这个关系网络来组织亲日政府，以便与前国民政府的权力关系网竞争。这些人是本市完全不同的次要精英群体，先前他们不能成功地获得政治职位，日军的入侵给了他们接近权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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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锡文的“宣抚班”合作伙伴西村展藏，我们知道得很少。苏在公众场合扮演角色，在上海报界留下了一些痕迹，而西村的所作所为大多在视线之外，不为人所知。如前所述，西村和苏结伴来到上海，2月初，他们的合影出现东京出版的宣传小册子上。正文的第一页便是他们的照片，西村和苏分别站在一幅书法长卷的两边，书卷上书有“仁者无敌”。（相应地，宣传册正文里不断重复这个思想，用“天下无敌”来描述在华日军的军事力量，故意讨好明治天皇那个著名的宣言。）这张照片表明，在建立上海新秩序的过程中，二人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其他“宣抚班”职员没有与其助手上演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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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清晰的是，宣传册内封上以西村的两本著作来做宣传。这两本书篇幅不长，一本是新近出版的，收有两篇文章，即《宗教的基本统一》和《中国事务与日本任务》。前者听起来似乎在替苏锡文辩解，苏对哲学感兴趣，但并不说明他有什么哲学思想。更有意义的是西村的另一本刊印了八版的书，书名为《世界复兴之大道》。换句话说，是西村从《礼记》中借用“大道”这个词作为意识形态来组建东亚国家，主张日本应该控制“公共精神”领域。是西村而不是苏锡文用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打造新政权的外表，而且，这本书在苏及其亲信的南市就职典礼之前，已经印刷了七版。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道”这个易被掌握的词汇已经深入人心。1938年5月该政府正式解散后好几年，人们还继续用“大道”来指称上海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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