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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没有库存谷物，吉米·王第一周上班时找日本人要20万担大米，并建议一半免费，一半付钱（一担中低档的大米合62公斤）。日本人断然拒绝这个过分的要求，但几天后送来1250袋大米，免费配给，并答应另外再给1万袋出售（一袋重量为77.5公斤）。条件是“自治会”在安全区外销售大米，以诱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到月底，已经送来了4200袋大米——还不足原来答应的一半，仅仅是吉米·王原先要求的3％。日军还答应给1000袋面粉（每袋重22.8公斤），条件还是在安全区外销售，但直到2月面粉供应才到位。国际委员会计算，每袋大米能给125个成人吃一天，这已经是减少到维持生命的水平，那么日军1月给“自治会”的粮食只够这个城市难民三天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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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销售冻结后，国际委员会几次请求日本大使馆，让它与军队协商，从前政府下关仓库里提取10,933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1月28日，国际委员会还给“自治会”写信，建议：“如果这些大米是安全的，我们很高兴与你们合作得到它，免费供应给安全区内外的市民。”日本大使馆终于在2月第一个星期给予答复，很不正式地通过会说日语的美国领事约翰·艾利森（John Allison）来做这件事。日高信六郎顾问问艾利森，国际委员会是否愿意与自治会合作销售粮食。虽然国际委员会已经保证并实行过好几次了，可“特务机关”还很担心，唯恐通过粮食供给增强了西方人的政治合法性。日高特别关注，如果发放珍贵的粮食能带来政治资本，那么应该确保让“自治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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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中旬开始，“自治会”在市里建立了一系列粮食销售店。然而，极糟的治安问题阻碍了销售进程。21日新开的深州路一家米店一天里被日本士兵抢劫不下三次。“自治会”决定设置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在一个办公室发行米票，到另一个办公室付钱，再到第三个办公室领米。第二天，“自治会”试图在宝泰街再开一家米店，离“自治会”总部很近，但还是很难维持安全和组织运输。至少在1月底之前，“自治会”没有能力保证销售过程免遭日军的掠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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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秩序有点好转，陶锡三建议在被居民抛弃的区域开设米店，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大米，目的是鼓励居民回家。为了给这些米店供给大米，他集思广益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长江以北购买谷物运到南京。副会长孙叔荣反对，他觉得代价太高，并对陶锡三大声嚷嚷，强烈反对他这不经济的慷慨做法。他觉得“自治会”米店里的所有谷物都应该出售，这样既能保障“自治会”的财政收入，又能表明“自治会”对日本人很重要。孙甚至求助于日军支持他的想法，让陶主动撤销计划。关于米粮的争吵开启了会长与副会长之间长期不和与厌恶的先河，那可是整个1月份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制度。统一的组织开始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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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陶和孙之间的派系斗争不感兴趣，也不偏袒任何一方。与此同时，日本占领者已失去了对陶的耐心。“特务机关”长丸山进想起早期“自治会”是反日的，陶不适合担任会长，因为陶试图与日本人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只要“自治会”依靠日本人的资助，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合作者很古老的进退两难问题。当陶在争取“自治会”独立于日本人的斗争中失利时，孙叔荣急切地想取代他，并向日本人证明他是一个更好的合作领袖。根据丸山进的记述，吉米·王和赵公瑾支持孙。王是个非常善于见风使舵的家伙。到1月的第三个星期，陶抱怨说，他在“自治会”里已经徒有虚名，毫无实权。23日。“自治会”成员在日本大使馆集合，等候松井总司令官（松井对他们的印象很差）的接见，陶表现出团结一致的阵营。第二天上午，陶递交了辞职信，理由是上了年纪，身体不好。日本人拒绝接受他的辞职。五天后，他的新住处被洗劫一空，“特务机关”拒绝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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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的难题是：在接受日本人的钱时，如何避免傀儡的形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与日本占领者串通时，他如何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他意识到日本人对“自治委员会”的财政支持只是短期的。“自治会”1月收入的58％（31,085 元总收入中的17,895 元）来自出售没收的谷物和面粉，这些粮食是“中支派遣军”给“自治会”的启动资金，差不多够支付“自治会”职员的薪水。1月另外1/3的收入（10,000元）是“中支派遣军”直接送给“自治会”的礼金。“自治会”只创收了3190元（占总收入的10％），是通过征收商业税和人力车税而得。然而第一个月后，日本人的财政支持结束了。2月“自治会”必须自行维持财政收支。日本大使馆以礼金的形式给予的直接支援削减到可怜的1000元（占总收入51,257元的2％），还有其他几笔日军赠送的礼金：藤田部队的2000元，上海“宣抚部”部长原田熊吉少将的500元。但这点钱远远不够市政机构的支出。这时还没有一劳永逸的金融机构为其张罗解决财政问题。一旦进入角色，“自治会”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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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自治会”通知所有在安全区内避难的人一周内回家。该通知是以“自治会”的名义公布出去的，但这是“特务机关”制定的规章和强加的期限。然而，很多人已无家可归了。“特务机关”在1月机密报告中承认，这个城市在占领时有一半房屋被毁。423月，路易斯·史迈士负责战争损失调查工作，估计南京1/4的建筑物被烧毁，在它们“被烧毁之前，已被彻底地甚至是有组织地被抢劫一空”。另外2/3被劫掠但没有被烧毁。还有11％既没有被劫掠也没有被焚烧，但“实际上无一例外”地都被士兵闯入并抢走了部分东西，接着市内的小偷又光顾了那些无人居住的建筑物。回家的人发现家里已空无一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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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机关”希望国际委员会配合这个计划，于是在1月28日下午邀请其领导人一起去“自治会”总部开会。松冈勉没有指示如何解决房屋缺少的问题，只是说明将派士兵来帮助赶走难民。民众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国际委员会第二天做出回应，给“特务机关”递交请愿书希望延长期限，并建议“自治委员会”在政府大楼里接管难民工作。“特务机关”次日回复，重复松冈勉28日的通告。最终的结果是关闭难民营。“特务机关”指导整个过程，居民回归工作卓有成效。这不是将权威从外国人的手里转移到中国人手里，而是从外国人手里转移到日本人手里，而前者是国际委员会更乐意配合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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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会”忠实地执行特务机关的重新安置计划，贴出告示，告诉居民2月4日为最后期限，并警告他们现在居住的临时性建筑将要拆毁。无论如何，那些有地方可去的人还是急切地想回家。没有人预料到日本士兵对这道命令的反应。他们散布到整个城市，进行又一轮疯狂的强奸、偷窃和谋杀。44这种肆意的破坏持续了一个星期，前三天达到顶峰。“唾手可得”激起了士兵强烈的欲望。2月2日上午，满满一卡车的士兵驶向“自治会”总部，“要求给他们至少找13个花姑娘，且多多益善”。约翰·马吉在那天的一封信中记录：“中国人试图拖延时间，但他们（日本兵）包围‘自治会’本部，直到下午仍在那里。‘自治会’找到了两名妓女，但这远远不够。”甚至连提供服务的“自治会”也不安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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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暴乱后，难民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居住在难民营外了。到2月第二个周末，回家过程变得更有序了。到2月底，特务机关统计有172,502人回到安全区外的家中或者其他能将就居住的地方。严重被毁的下关——南京最穷的人的居住区——是个例外。在回家的所有难民中，只有4％回到下关。当美国生物学家史德蔚（Albert Steward）在1938年12月从下关经过时，发现这里大部分地区仍是废墟，46而这已是占领后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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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有好几个指标说明南京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第一，重新安置的难民人口数达235,056；第二，重新建立了与长江上游芜湖批发市场的大米贸易，这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困难，并给了“自治会”征收税款的机会（“自治会”得到“特务机关”的允许，每担米征税6角）47；第三，火灾的数量由前一个月的48起下降到22起。尽管有这些最起码的改善，但市内大多数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废墟。4月24日（星期天）下午，美国驻东京领事馆一位叫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的官员来访，与其他好几位西方人到市内商业区参观。他震惊于毁坏的程度，对那些摧毁建筑物的方式更是迷惑不解：“没有几处有炮击的痕迹，但是个体商店和一些建筑物被掠夺、劫掠、火烧摧毁了，并不是整个地区都被大火烧光了，还有零零星星的建筑物幸免于难，它们提醒人们这里原来不是这样的。一个商店空无一物；旁边一个烧焦了，是里面的商品和装置被搬走后放火烧的。如果有现成的照片就好了，便能证明这些劣迹的始作俑者是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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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尔一直认为这些劫掠、焚烧是中国人干的，他不知道这是残暴的日本兵在执行他们上司毫无理性的命令。那时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日军要如路易斯·史迈士所说的“故意放火焚烧这个城市大面积的商业区和工业区”49，尽管这是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通常做法。一些人猜测这是他们试图掩盖劫掠的程度，另外一些人说这是对中国人抵制日军征服的惩罚。这些讨论一点也不能使恢复和重建首都的任务变得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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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尔一行驱车到城墙外，看看南京所遭受这一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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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一个城门，我们在行政院院长的官邸前停下来，进去看看。它破烂不堪，砖墙上有一个巨大的炮眼穿过，人们进出的地方全是碎玻璃和砖块，客厅中央有一具马的尸体，花园里的战壕里还躺着几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孙逸仙的纪念碑似乎被损坏。它被竹架和草垫覆盖着。公园里的战壕是毫无计划乱挖的，战壕里中国人的尸体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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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壕是中国军队阻止日军袭击所做的部分准备。日军发现它们可以用来掩埋大批尸体。史德蔚1938年12月到达南京时，南京市面的损毁仍明显可见。他发现南京市的南区“毁坏的程度无法计算，市民寥寥无几，大多数商店仍然支离破碎”。根据史迈士的战争损失调查，斯图尔德推测：“如果双方合作保护市民的生命和财产，不让军事行动干涉，那么这次战争所带来的毁坏不会超过实际损失的1％—2％。”不过一年前，日本人是不会考虑这种理性计算的，他们的运作逻辑不是利润和损失，而是胜利和羞辱。如果斯图尔德的假设是有根据的推测，是成功合作可能得到的效果，那么由于南京“自治会”和“特务机关”之间没有摆正好各自的位置而导致的恶果，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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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9年，有73％的人失业，平均工资比战前下降了60％。市郊周围农村地区，农具损失估计达500万美元以上，农作物和牲畜的损失超过1500万美元。50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的工作报告中（2月的报告在标题上又加上国际委员会）概述当时的形势是：“整个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十分接近战前中国各城市较贫困的阶层，后者的生活水平是社会工作者在中国不同城市调查所得。”这两年发生的事件使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那样的水平，很多人都处在生存的边缘上。南京处于令人绝望的、非常畸形的困境中。军队和政府的自然本性使通货膨胀继续恶化，这导致了潜在的、更大的危机，经济发展毫无希望。用贝德士的话来说，即“对人民生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合作的试验失败了。“繁荣和安全似乎离南京人太遥远了”，他总结道。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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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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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尔去南京和市郊游览的那个星期天，也是陶锡三“自治委员会”解散的日子（4月24日）。“自治会”的命运与更高级别的政权机构连接在一起。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维新政府”在几周前的3月30日举行了就职仪式。就职只是形式，因为南京太乱了还安置不了一个政府。仪式后“维新政府”便回上海了，在那儿一直待到10月。虽然如此，但一个“新政权”毕竟存在了，至少它期盼统治自己的首都。与国民党所做的一样，新的“中央政府”接管了“市政府”的领导职位，地方人士只控制了四个月的时间，昙花一现，现在它又恢复到“中央政府”控制之下。“自治会”被“中央政府”任命的“南京市政公署”所取代。“新市长”是任援道，“维新政府”中一名杰出人物，同时担任“绥靖部部长”，即是当时南京警察控告的陆军部，指控陆军部听命于国民党。五个月后“市政府”进行重组，任援道放弃了“市长”职位，让给他的“副部长”高冠吾。（这两位“市长”差点儿都被暗杀了，任在1938年7月，高在那年冬天。）高辞去了陆军副部长一职，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全职“市长”。直到1940年年中，汪精卫“新国民政府”登场，南京市的部分机构被改组，这个城市才算脱离了军事部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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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自告奋勇服务于“特务机关”，并试图压制国际委员会的合作者，在这次政治洗牌中出局了，但一些人能将他们的政治投机转换成长远利益。52陶锡三在“维新政府”中明升暗降，先任“大民会”的副会长，后来由“立法院院长”温宗尧推荐成为其下属。当“维新政府”在1940年3月解散时，陶在汪精卫政府里谋到一个“顾问”的位置。然而那年12月，陶因贪污被立案调查，其政治生涯就此结束。战后，陶因支持日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这是个很轻的惩罚。陶短命的“自治委员会”过去已经很多年了，法官们认为他只是合作者中较次要的一个。如果“自治会”解散时他就从政治舞台上隐退，有可能还没有人注意到他，也就不会有惩罚了。陶锡三出狱后两个月即1948年6月死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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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自治会”的其他成员中，赵公瑾进入了新的“市政府”，先为“交通部部长”后又提升为“产业局局长”。这两个部门都在“市政公署”和“特别市政府”直接领导之下。陶觉三1940年代也在“市政府”里继续占有一席职位。还有另外一个活跃于政治舞台的“自治会”领导成员吉米·王，先任“工商部部长”，接着在高冠吾手下获得了一个很有权力的职位——“社会局局长”。根据《南京新报》7月2日一篇有关保甲制度的文章可知，他担任此职至少到1939年夏。除了这点，我再也找不到吉米·王的任何线索了。然而他的名字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基督教徒在接受采访时（相关内容已公开出版），提到了吉米·王。那个人回忆道，1937年12月，在安全区难民营里，王碰巧被安排在他旁边。王告诉他：“这是发财的大好机会”，并企图以“自治会分会长”的职位诱惑他，他拒绝了，王说他是傻子。这就是此人对吉米·王的所有记忆，而不是他“很久前就死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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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自治会”成员从“新市府”阵容中消失了，新的政治精英取代了他们。但1938年后南京档案资料充分显示，他们虽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并不表明他们完全退出了城市精英阶层。他们可能从市府职位上被赶走，但他们还要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根据1940年出版的南京公共组织领导名单，好几位“自治会”的活动家出现在了上面：前副会长孙叔荣成为南京清真寺经理，令人讨厌的詹荣光成为江西省同业公会会长，黄月轩经营童善堂，王春生警官也领导一个名叫“行善堂”的慈善组织。名单上还有高冠吾市长，他是日中佛教协会会长；陶锡三管理广丰粮仓。（是不是因为管理粮仓被人指控贪污？）在这些位置上的只能是“地方上有能力的人士”，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因此，尽管“自治会”精英在政治上失势，但在社会上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失势的一个标志是红卍字会的政治影响减小了。到1942年9月，陶锡三仍是红卍字会南京支会的会长，这是贪污那件不光彩的事后，他抓住的唯一社会职务了。至于“自治会”其余四位管理人员，在政治上均默默无闻。54红卍字会不再是日本人接触地方精英的临时的、方便的桥梁，现在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接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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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压力使南京“自治委员会”身陷夹缝中，正像它使政治家陶锡三左右为难一样。刚出炉的市政行政机构表现得既谦虚谨慎又狂妄自大：谦虚谨慎地试图使这个毁坏的城市回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中（至少外表上看上去如此）；狂妄自大的是它希望用碎石来建立一座由他们控制的、健康的市民政权大厦。它所处的政治地位，均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自治会”由一支占领军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尽管是短期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西方人组织参与竞争和合作，在某些限制下。西方人的存在与其说扰乱了合作进程，不如说使合作进程复杂化了，因为共谋者增加了一倍。“自治会”与各方面共谋：与一手打造它的日本人共谋；与给这个城市居民实质性帮助的西方人共谋；与提供原初合作者的地方组织共谋。因此正是这种共谋，产生出一些像吉米·王那样的传奇人物，既能与各方一起工作，也能随时终止。他既敢公然违抗日本人，干涉食物供应，又会建立“自治会”妓院，征召中国女人提供服务。正是他在明妮·魏特琳的眼皮底下从金陵女子学院挑选年轻姑娘，接着又在金陵大学故伎重演。王不是那种对自己以及“自治会”的地位抱有幻想的人，正如3月他告诉路易斯·史迈士的：“‘自治’的意思仅是：当日本人说‘是’的时候，我们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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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吉米·王按照日本占领者的指示行事，他出现在1939年蒋介石政权正式公告的“汉奸”名单上。重庆方面完全不知道他供给粮食和保护南京市民的事。如果他不继续在“特别市政府”里担任职务，他的所作所为足以抵消他的通敌罪行。55因为吉米·王服务于占领政权，而同时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他的合作行为便将他和国际委员会成员放到了道德藩篱的对立面。将王看成是汉奸、将西方人看成是英雄，这不仅是从当时事件出发来看他们的行为，而且还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赋予了道德意义。到1950年代，从反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王和国际委员会成员都在道德藩篱错误的一边。王公然为日本占领者工作，美国人不再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国际委员会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当时安全区外英国鸡蛋包装厂的商人也持这种看法。56我们最好将国际委员会和王的行为在道德藩篱的两边都放点。吉米·王同时为占领者和南京市民服务，西方人所从事的恢复公共秩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增强了中国合作者及其新政权的地位，二者所做的事既有利于民众也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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