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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西这两次基层职员任命的斗争表明，在上层的重组与下层的竞争交锋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区公所”和“沪西区公署”一样都保留下来了，这表明这些事情的最终控制权是在“宣抚班”手里。越是占领区基层，日本人越是不能完全控制“占领政府”，即使他们非常希望能控制住。在基层社会里，地方头面人物利用“占领政府”提供的机会，并按照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总有回旋余地，不必考虑“特务部”的想法。占领初期“自治会”职员在后来的改组中还能成功地保住他们的职位，表明基层体系较强的适应能力。傅筱庵于1938年11月1日通令，所有“大道政府”的职员继续留用，虽然这一通令对他们有利，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用处，一纸委任书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推到一边。38因此，他们的留任更多依靠的是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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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占领政府”“沪西区公署”地方职员的履历表（这些案卷都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就能判断出这些合作者的政治生存能力。39只要看看那些“占领政府”的“镇长”连任者很少，便知晓一二了。到1939年1月止，沪西六个镇的“镇长”中，只有一个是早期“自治会”会长，此外还有一个副会长。其余四个来自“大道政府”。然而，在“镇长”之下，连任者较多。1940年，这六个镇办公室中的三个办公室职员是三年前为“自治会”工作的人。虹桥镇的三个职员，有两个是虹桥“自治委员会”的职员，第三个曾在七宝“委员自治会”工作。最后，龙漕镇的四个职员，有两个是漕泾“自治会”的，其中一个是翻译。另外两个来自南市“自治会”。在“占领政府”这个层面，重组并没有带来太大的职员变动。实际上日本人也希望职员不要有太大的变化，以便行政管理稳定并迅速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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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并不总是很好的资源，比如当连任者没有能力或智慧来处理派给他们的任务时，连任就适得其反了。大道政府可能会提出建议，依靠和寻找地方精英来管理基层事务，但其只能与那些愿意前来的人一起工作。40我们研究案例时发现，那些自愿者并不总是掌握地方权力或资源的人，他们来“占领政府”工作也不是为了将沦陷时期的中国建设得更好，而是他们必须在那里生活。他们的顺应能力是沦陷时期的一种行为，但对“占领政府”来说，也是一种义务，更是对占领者的义务。像李紫东这样的管理者所能做的，是在控制地方派系斗争的同时，维持“大道政府”的意识形态，就如他在1939年《大道年刊》序言中所言，沦陷时期上海“符合孔子礼治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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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紫东的时代，大道意识形态很难为主流所认同，因为在1930年代的上海官场上，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例如，当“大道政府”解散后两个月，上海的一个官员发表评论，提倡新一套的“古风”和“道德”，另一个较高级别的官员在案卷上贴了便条，写道：“国共两党之丑技，实无效仿之必要。”41我们不知道李紫东是否注意到这个口号，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他确实希望在其管理范围内逐渐达到一种道德上的目标。这个目标并非服务于日本人，其存在只是为了质疑国共两党的道德主义，使中国回归到本来的面目。在李紫东看来，如果这种回归是可能的，那么大多数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会放弃这种杂乱无章的儒家思想的，因为其根本不具有道德合法性，再加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人，就更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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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的上海，基层政治极易分裂的特性标志着占领政权的脆弱。基层社会适应能力很强，很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日本人计划在华中地区同时建立基层和中央政权，但是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表明，日本人在上海没有能力在基层建立一个政权。基层社会每一个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的人都参与到政治利益的活动中。这些事件发生在村庄、集镇、县城以及这些地方的角角落落。每一次政治事件发生，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凸显头面人物参与地方政治。这意味着每次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底层的削弱。因为地方上每一次的政治安排，已经平衡了其他更多的安排。在地方层次上，“大道政府”稳坐于日常政治生活之上。它对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拥有部分的行政权力，通过至少30来个日军任命的、有组织的官员来支持其权力的实施，使上海成为日本殖民事业既安全又有利可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其他任何一个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日本希望这些地方成为其控制网络的中心，并按照其利益进行运作。然而，地方政治极度的复杂性使上海变成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如“大道政府”领导人苏锡文从自己正在遭遇的挫折中所发现的：上海是一个比南京还难以达成共谋的区域，上海也比占领区其他地方的竞争舞台更具不稳定性和不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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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竞争行为有可能驱逐某些合作者，使他们的上司忐忑不安，甚至阻碍日本人的计划和要求，但是竞争行为不是抵制。本章所描述的竞争行为，并没有动摇上海在占领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地方政治权力的竞争者依赖于日军（它的出现驱逐了1937年前在上海政治舞台更具实力的众多竞争对手），实际上有可能强化了占领政权。地方政治演员也许在和“大道政府”玩游戏，而一旦成功，就变成了对占领政权持续和永久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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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大多数是参与者自己认为），在占领时期的法国，参与“占领政府”的人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权力进而获得抵抗的资源，因此，参与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削弱而不是帮助德国人。保留下来的上海档案文献没有一条表明或暗示上海占领政权的参与者认识到或者实际产生了这种效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上的竞争行为延缓并彻底毁坏了日本占领者的计划。但我查阅的上海沦陷最初两年的档案文献中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观点。现在的论据完全是后见之明。只要日本人拥有沦陷时期上海所有重要决策的最终发言权，任何一个抵制行为都不会发生在“占领政府”的运作之中。真正的抵制行为发生在其他一些地方，但即便那样，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真正的抵制行为也很难与虚假的抵制行为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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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七章 抵抗：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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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关于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大多是围绕着抵抗的主题来书写的，但这个主题在这本书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大。我到这时才讨论这个抵抗的案例，并不是出于将画龙点睛之笔保留到最后之目的。恰恰相反，这个主题放在最后讨论是因为在选择特定的地方合作群体中，抵抗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加之，现有的文献资料编写几个浪漫的历史故事虽然绰绰有余，但再现真实的历史就捉襟见肘了。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本章的篇幅比其他几章稍短一些。但是，篇幅短并不意味着合作者完全不关注抵抗运动，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暗杀行动及其威胁合作者的事例。将这个主题放在最后还暗示着在现有的知识结构中，我们习惯于将抵抗放在合作的对立面，歌颂抵抗是社会的当务之急，其行为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抨击合作是空洞的招牌、堕落的渊薮；我们讽刺沦陷时期的政治现象，夸大个人改变自身所处环境的能力。然而沦陷时期的真正政治现实是大多数人适应“占领政府”，少数人从事抵抗活动。抵抗者较少与日本占领者直接作战，因为驻扎在基层的日军非常少。当然，这或许就是地下抵抗的秘密所在：无须与敌人直接交锋便能打击它，并让敌人的反扑落在抵抗者想让它落在的地方。问题是抵抗除了成功地打击了敌人之外，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损失。而且抵抗也无力阻挡日本占领者得到一批稳定的合作者。当然抵抗确实在身体上和道德上削弱了合作者，使“占领政府”经常无法筹集经费，但这反而强化了合作者与占领者之间的联盟，因为后者的保护是前者不可或缺的条件。抵抗可能在军事上没有击败日本占领者，但确实摧毁了一个政权的生存能力，日本一投降，“占领政府”就被蒋介石政权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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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是日军军事关注的外围地区，因为对占领当局而言，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重要。这意味着战争期间这一地区的抵抗运动可能非常活跃，这导致了此地的合作者与占领者的讨价还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困难。崇明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且亲身经历了占领期间生活的中等乡绅，他反对抵抗的情绪与反对合作的情绪几乎一样强烈，他的故事突破了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只讲述抵抗故事的偏颇观点，这大概也是他的故事半个世纪后才被公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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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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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1日，新成立的上海“大道政府”给崇明县县长写信，通知他“上海市政府”将接管该县。理由有二，一是国民政府已放弃它的首都南京，无法对江苏各县行使权力；二是民众的意愿。崇明民众代表已向上海“大道政府”提出接管崇明的请求，但这个请求没有书面证据。苏锡文市长在信中要求崇明县县长五天后给予答复，并诱使他说，如果他做出了快速和好意的答复，他可以继续留任。1但县长并没有予以理睬。三个月后，日军决定派遣两艘军舰横渡长江，攻打并占领了崇明，崇明遂成了日军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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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县是个由泥沙冲击而成的岛屿，在长江以北，沿海岸线向北延伸75公里。尽管崇明岛在长江以北地区，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与长江以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该岛远离大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直到日军开始在长江以北地区增强军事力量时，发现崇明岛上竟然还存在国民党县政府和一支中国军队，这才采取了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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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8日黎明，日军的两艘军舰执行袭击任务。但在此之前好几天，岛上纷纷传言，日军正在准备攻打崇明。一艘军舰在新开河，另一艘在远离新开河的寿安寺，向崇明的防御工事开枪扫射，同时五六架飞机低飞助战。由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他们被迫撤退。在崇明县城东门外，中国士兵与日本海军短兵相接，并击毙了十余名日本兵（包括一个队长），但他们却无法抵抗一千余日本兵的攻击。士兵、军官和县长一起撤至农村，日军占领了县城。崇明县县长不得不放弃崇明岛，在海门一带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军，屡败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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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日军全岛搜查。抓捕躲藏的中国士兵，没收隐藏的枪支弹药；翻箱倒柜，掠夺财富；围捕妇女，宣泄淫欲。那些不幸的女人被拖至临时搭起来的妓院，一些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奸。富家女人隐匿于海边，乘船逃往上海。穷人的女子，或毁容乔装，或东躲西藏，直到占领结束。日军强奸了一个11岁的女孩后，用刺刀剜其隐私处，女孩痛极而亡。崇明城内酱园巷一老媪被奸后投水自尽。局势稍定后，日军在城中占领三间房屋作为“慰安所”，为日本兵发泄淫欲之用, 后来崇明岛因此而在日本兵中“出名”：如果你染上性病，就将你送到崇明岛上隔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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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关于日军占领时期的见闻没有留下任何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上述内容均来自岛上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李鹤庐在战后撰写并在当地出版的回忆录。2因为日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崇明岛的资料，李的回忆录尤显珍贵。它保存了沦陷时期崇明岛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份回忆录的看法与一年半后《南京新报》上刊登的另一篇文章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详细描述了日军登陆崇明仅仅是“恢复政令”。两种观点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南京新报》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故事：崇明在“友邦”（没有指出具体国家）的帮助下，从混乱无序的惨景转变成井然有序的状态。日军进驻崇明标志着漫长、落后、无序的中国已结束，再造新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李鹤庐想告诉人们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日军的入侵，使一个安宁祥和的岛屿陷入了混乱不堪的惨景，且贯穿日军占领之始终。李的叙述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日军在1945年崩溃的结论。而在合作者的叙述中，战败是一场灾难，使他们从英雄般的荣耀回到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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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者并没有清楚地记载入侵给崇明县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我只找到了有关人员伤亡的报告，那是当年12月江苏省救济局的两名职员调查的结果。尽管日军占领该岛有十个月了，但调查员在抵达当天就发现，庙镇地区的大多数房屋被焚毁，有150多户家庭仍无家可归，不得不住在很狭窄的茅草屋里。当他们第二天正准备出发去保镇时，被崇明“自治委员会”会长黄稚卿（后成为“县知事”，1940年3月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称“县长”）拦住了。理由是该地区游击队活动频繁，经常出没，日军正在找机会扫荡。会长说最近几天死亡人数由80上升到90。因此保镇地区的数据，调查员是从当地头面人物那里得知的。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调查员们估计崇明县60平方公里的地区应列为战争重灾区。 3再加上当年夏天洪水和大风所造成的灾难，估计灾区面积总计达90平方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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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后十个月，黄“知事”在某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追述崇明在占领初期是这样一副情形：“城中居民，亦逃避一空，只留老弱者看守门户。其市里之凄凉，妻子之流离，家室之空虚，里巷之惊扰，笔难尽述。”他证明了这副令人不寒而栗的惨景，但又提到与一般沦陷地区相比，“我崇独能损失较少，房屋独完者”。4而省府调查员证实，崇明并没有如黄“知事”暗示的那样快速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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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宣抚班”工作日志，很难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观察沦陷时期崇明岛的。我们对“宣抚班”及其班长几乎一无所知。“满铁”“宣抚”工作报告中提到崇明“宣抚班”由3人组织，但都不是“满铁”职员。5黄稚卿说“宣抚班”班长姓川首，并称赞他全心全意为地方安全着想，但川首所做的其他工作黄“知事”只字未提。1939年7月10日，即崇明被占领16个月的时候，《南京新报》上刊文称崇明“宣抚班”班长姓宫。李鹤庐也提及一“宣抚班”班长，但叫仓见定吉。也许这几个人都做过班长，但到底何时任职、工作绩效如何，现在都不可能知晓了。现在存留下来的唯一的还能捕捉到“宣抚班”工作点滴的资料是：崇明县“自治委员会”编纂的《崇明县“自治委员会”工作状况报告总表》，于1938年5月底（即“自治会”于4月1日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提交给“维新政府”。重构崇明占领最初两个月的历史，除了李鹤庐的回忆录外，这份报告表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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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军来说，崇明岛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战利品。该岛位于长江北岸，但岸边沼泽延绵，没有经济或战略价值；它离长江南岸又太远，易遭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只能将它作为沿海地区一个薄弱的基地，支持只有有限商业价值的农业经济。令人惊讶的是，该岛的人口相当多，战争开始时大约在40万和45万之间。人口多是因为地域广阔（那时崇明岛大约有1088平方公里）而不是经济发达。在这个低洼的岛屿上，农业极易遭到破坏，因为它依赖于运河、堤坝、海堤，而夏季的台风定期将其中的一部分毁坏。沦陷时期，1938年8月、1939年7月、1943年8月中旬台风横扫全岛，每次均带来了大规模的破坏。（1942年，岛上又遭旱灾，整整48天滴雨未落。）岛上1/4的耕地种棉花，但仅能满足崇明本地的现代化工业——大通和富安纱厂（总共有38,000个纱锭）的需求。另一种能运出岛外赚取利润的农作物是小麦，其他农作物主要用于本地消费。日本人接管了纱厂（“县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于此），并禁止任何有利于战事的物资出口，尤其是粮食。地区间贸易的瘫痪导致农民藏匿小麦留作自己消费，因而在市场上购买小麦极其困难且价格昂贵。直到1939年7月，日军才允许一些小麦出口到岛外，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减轻农民的极度贫困，并按照他们的政策来推动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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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接管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场灾难，既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又妨碍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有土地的农民继续种植，但地主跑了，庄稼被偷，佃农发现他们在正常时间里的耕作也没有安全保障。幸运的是，1938年春收成较好，这意味着入侵并没有立即使该岛陷于粮食短缺的境地。但入侵导致了城市经济的瘫痪。岛上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携带其资产逃往上海，而且逃走的人都不想回来。在县城工厂和零售店工作的普通城镇居民失业了。即使日军和“自治会”的警察在城内和四周加强了安全措施，仍有很多因素阻止城镇经济快速恢复。能运输货物的大船要么被毁，要么被没收，只留下葡萄牙商人经营的一条小轮以及日清公司的一条船来处理交通问题。葡萄牙小轮很快就停运了，崇明居民只有乘日清公司的船，这条船每天去上海一次。船上拥挤，船票通常只能从黄牛那儿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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