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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缺少商船都是问题的关键，商人用什么来运载商品呢？任何有利于战争的物资都被禁运。当岛上唯一的法定货币是日军的便条时，如何进口物资呢？任何商人都不可能接受这种便条，但崇明的商人必须要接受，否则他就会被抓起来。金融机构倒闭，流通货币干涸，连小商贩也只能关门。“自治会”积极活动，试图重开城区市场，但两个月过去了，几乎毫无起色，市面萧条。这对“自治会”的直接影响是它无处征税，无法给职员发工资。这种抱怨可能有点夸大其辞，因为截止于5月底，一些厂家在负债40％的情况下仍在运行，这说明他们仍有榨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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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崇明“自治会”向南京提交了“崇明自治会工作之概况”，在前几页“崇明地方现实情况”中，上述那些牢骚比比皆是。作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崇明在被占领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在经济汇报结语中，他改变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铺直叙，痛心疾首地指出，他无法用词汇来描述失业者的极度贫困。（当在上海打工的崇明人找不到工作回到岛上时，崇明的失业问题更严峻了。）实际上，专横的日本人和日本兵应该对困难形势负责，但在“自治会”报告的开篇摘要中，除了一处提到 “客军”和几处涉及海军外，对此几乎保持沉默。不过这宗案卷的其他文件有一些例外。“自治会总务部”的报告中提到了4、5月份“代驻军与‘宣抚班’采办应用物品”；“民生部”的报告中记录了5月2日“宣抚班”班长给该部职员做关于保甲工作的报告；在另外单独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保甲制度是在“宣抚班”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教化部”向“宣抚班”汇报了寺院和教堂的情况，并派一名职员陪同“宣抚班”人员视察了城区学校；“土地部”计划与“宣抚班”“商量流通办法，活动金融”；最后，在5月25日两月一次的会议上记录了“自治会”与“宣抚班”班长商量“向宪兵队接洽发给枪支以资自卫”事宜。在“自治会”关于地方行政机构重建的长达65页的报告中，总共就这7处提到“宣抚班”。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对“宣抚班”的印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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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庐也介绍了“宣抚班”的情况，虽不很全面，但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他主要谈到了占领初期“宣抚班”为消除中国人的抵抗发行良民证一事。每个居民都必须有一个承认新政府权威的证明。大多数居民对“宣抚班”调查人口和发行良民证记忆犹新，因为“宣抚班”接近普通老百姓机会不多，这大概是寥寥数次中的一次。李鹤庐也有这个印象。他不反对人口登记，但对良民证要收费一事极其反感，并认为这是“宣抚班”最初的“榨取”行为。如果拒绝领取良民证，“以匪类论”，因此良民证的发行便建立了日军对老百姓的合法统治。李鹤庐指出，“宣抚班”将崇明“白色恐怖”制度化。6将这些白边的良民证与恐怖联系起来，只是宣传家的演说词，不是客观的描述，但这却道出了李鹤庐和其他乡民对日本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感觉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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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日本人发行良民证、收费，“自治会民生部”的中国职员也做这些事，且他们的目标不尽相同。面对抗日势力的威胁，两者都试图消除敌对势力，稳定局势，但“自治会”的职员更关心收费问题，以便维持“自治会”的运作。对“自治会”的职员来说，登记人口就不是他们该管的了，那是日本人的事，他们只关心收费。因此4月，“自治会”民生部印了116,000张良民证，“自治会”留了28,000张卖给城镇居民，剩下的平均分给八个“自治分会”，每个分会得了11,000张。“自治分会”又将这些良民证分送给乡镇保甲长，卖给农民。在崇明，人们普遍认为，登记人口的目的是征收不法税款。因此良民证卖出的数量并不理想。截至5月26日，“自治会”总会只卖了15,000张良民证，收入为1230元。分会的业绩也差不多，根据总会财政部账目，各分会总共上缴3977元。四、五两月“自治会”财政总收入为24,898元，出售良民证所得占20％以上。这只是一次性收费，但对财政吃紧的“自治会”来说确有帮助。李鹤庐认为，这项收费对一些人而言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民生部”也承认一些村民借钱购买良民证。然而根据内部记录，所有的收据都是“自治会”署名，并不是李鹤庐以为的那样是日本人在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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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部”还登记注册交通工具：544条船，22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船的数量可能还差不多，但后两项可能就不准确了。崇明有90公里的公路，占领前，应该有更多的自行车和摩托车。我们只能猜想，日本人没收了那些没有毁坏的车辆。“工商部”在城区和郊区发行了621个营业执照，另外，分会在农村市场发行了2039个，总共上缴“自治会财政部”733元。7这个收入不算多，但足够“自治会”会长三个月的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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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宣抚班”不是发行这些证件的机构，却是幕后操纵者，这一点李鹤庐是正确的。他在回忆录中的另一个地方再次提到“宣抚班”班长仓见定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仓见定吉与日军指挥官古川站在一个台上发表演说。李叙述道（没有具体时间），仓见定吉的演说竟然以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修身、齐家、格物相标榜。李对演说词印象不深，大概是因为仓见定吉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一知半解，不足以给李留下深刻的记忆。李评价道：“听其言，仁于仲尼，考其行，暴于盗跖，以日本人而讲义理，何异虎豹之言仁，而人有信者，其谁与归？”8其他县“宣抚班”公众教育工作报告中记录了每次集会都有许多群众参加，且他们真诚地想知道演讲内容。崇明县却有很大的不同，听众驳斥宣讲者，而不是“真诚地”拥护，李鹤庐反驳仓见定吉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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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共演讲外，“宣抚班”的宣传工作只能从“自治会教化部”的报告中推测了。如前文所述，这个报告两处提到“宣抚班”。一处是它收到了“教化部”关于寺庙和教堂的调查报告，“宣抚班”试图用这些场所来宣传中日亲善和合作。另一处是“教化部”职员陪同“宣抚班”视察崇明城区所有的学校。复兴小学教育是“宣抚班”的首要宣传内容。然而，复兴进程却相当缓慢，一年半后，只有64所学校共10,000名学生，这大概相当于战前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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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兴小学教育外，“宣抚班”还热衷于建立一所日语学校。这个计划实施起来一波三折。起初指定城东小学为日语学校，并由一名中国人负责。接着又将这所学校改成日语师范学校，给教师上日语课。9但这项计划在5月上半月又被放弃了，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计划。在5月18日的“自治会”会议记录中，学校校长为其教员索要薪水，但被拒绝了，因为学校还在准备阶段；校长还想要点钱做一个校牌，也被拒绝了。在“自治会”的报告中，放弃建立师范学校是因为缺少好的学生。不清楚崇明到底有没有建立正式的语言学校。5月，唯一的日语教师必须在每天的午饭时间给“民生部”职员义务教授一个小时的日语。“教化部”解决崇明居民不重视日语的方法是油印《日语简易读本》分送“自治会”其他各部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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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部”的报告还提到了计划创办《崇明新报》，这也是由“宣抚班”在幕后控制。上海“特务部”命令每个县都必须创办新报，因此只要有“宣抚班”的地方，就有这种报纸，在“镇江”一章里也提到过。这些报纸给居民提供新闻，而且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不许看其他任何报纸。在太仓，1月26日，一位老太太从外地带几份非日本的上海报纸进县城，她被怀疑是间谍而被审讯。至于怎么处理她的，没有记载。在崇明也有类似的案件。报贩周海容被发现出售抗日刊物。由于他挑战了《崇明新报》的新闻垄断地位，周的尸体被肢解并扔进河里。10自治会工作报告中几乎没有提起沦陷时期这些黑暗面。这个故事来自李鹤庐的回忆录，当时李鹤庐碰巧听到这事，便记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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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对“自治会”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各种活动做一解释。当“自治会”职员在收集资料编纂工作报告时，他们试图使每件事看上去像是自己做的，这样“宣抚班”的角色就被遮掩了。“自治会”报告试图给人们这样的假象：4月1日的就职、本县的事务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不受日本人的控制。尽管他们有点夸大政绩，但这个报告还是提供了较多有关崇明“自治会”的信息，而其他地区的“自治会”的报告就没有这么详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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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对“自治会”会长黄稚卿所知甚少。193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他出任“自治会”会长的动机是“为民众多增一分幸福”11，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操。但黄是哪里人，是什么原因和力量将他推到“自治会”的最高职位，就无从知道了。但他的权力相当大，“崇明县自治委员会”暂行组织章程赋予他所有事务和人员任免的最终决定权。他极其有效地发挥了这些权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比合作阵营里其他任何人掌权时间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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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南京政府下令调整行政机构，解散“自治会”。“自治会”六个部长只有两人继续任职。一个是黄斗南，“自治会总务部部长”，调整后任“民政局局长”。另一个是陶稚菊，“自治会土地部部长”，调整后任“实业局局长”。李鹤庐说他们二人都是地主，与其他四人（其中一个在县公署任职）利用“沦陷机会，以日寇为背景”，非法“围筑”沿海滩地并暗中侵占公地，招人种植，无人敢阻止他们。陶还营救过一个舵工，这个舵工后来担任“占领政府”自卫团大队长，从1940年到1943年2月，和陶的弟弟驻防崇明。1938年前，他们默默无闻，李鹤庐说他们是“啸聚无赖”。这种措辞具有传统的偏见，不能信以为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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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合作者能将地方上的任命变成政治上的优势。占领前，王曾鲁一直是国民党政权边缘活动家，沦陷后，被“占领政府”任命为“财政局局长”。他的政治背景能使他与岛外保持联系，他一直试图在崇明以外获得晋升。沦陷时期，他先在南京“市政府”、江苏和安徽“省政府”任职，后成为安徽某县的“县长”。“占领政府”为那些在国民党政权时期一直不得志的人提供了机会。陆梦熊攀升得比王曾鲁更高。陆在北洋政府时期有一段职业生涯，利用此段经历，沦陷时期他在青岛市政府行政委员会牟取一职。钱应清热心参与公众事务，并于1910年代前半期在袁世凯政权中任职。在沦陷时期，应“维新政府”之邀，钱担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正因为此，他于1938年11月29日清晨在上海家中的床上被暗杀。崇明“占领政府”中最成功的一位要算高冠吾了，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军官，南京国民政府将其赶下台，沦陷时期，他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担任“陆军副部长”，后任“南京市市长”。他也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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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报》报道了崇明县政府就职典礼：“由于友邦某机关的指导和地方头面人物的积极参与”，崇明的行政机构又恢复工作了。这里的“友邦某机关”便是人们印象模糊的“宣抚班”；大概王曾鲁、黄斗南、陶稚菊和其他一些人就是“热心的地方头面人物”。1938年6月崇明改组，隶属于“上海市政府”时，至少有一些地方头面人物是反对的。年底《南京新报》刊文指出，崇明民众反对改组，并向南京请愿，要求重新考虑改组一事。13请愿书上写道：崇明更靠近长江入海口的北岸而不是南岸，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北方而不是南方。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20世纪前几十年上海的迅速崛起，是从根本上重铸了长江入海口的经济网络，并将崇明纳入其运行轨道。为了得到行政上独立于上海的好处，崇明地方头面人物极力抵制隶属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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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不是隶属关系而是税收。那年冬季，当“上海市政府”官员到江苏省省会苏州谈判移交崇明时，真正的分歧凸显出来了。“江苏省主席”陈则民以没有收到“维新政府”的指令为借口而拖延时间。在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同意延期讨论后，陈主席呼吁“维新政府行政院”取消这个动议。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年上半年，南汇、川沙、奉贤和宝山移交给上海市，江苏省财政年收入损失了100多万元。陈主席不希望再损失崇明这笔收入了。“行政院”说它没有权力推翻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并建议双方妥协：1939年上述五县的财政收入，由“上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分开征收。这是省府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上海市政府”官员成功恢复谈判，去苏州讨论移交问题，崇明新任命的“地方头面人物”不得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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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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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第一批合作者早在1938年暮春时就着手改组县行政机构了。我们再来仔细阅读“自治会”一月两次的常务会议记录，看看那年春季日本占领者分派给崇明合作者的任务。4月15日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自治会”内部管理机构、权限、职员的薪水等问题。这么多问题一个下午没法讨论完，第二天继续开会讨论。“自治会”成立之时，关键的问题是钱，这一点通过下面证据可以看出：职员（包括“自治会”会长）的薪水标准用手写字修改过，降低了10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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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权力延伸至农村地区，“自治会”建立了八个分会，一个在郊区，七个在农村集镇。分会职员要求在5—11人之间，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分会超过9人。在“自治会”的指导下，分会有权任命其管辖范围内的保甲长，有权撤去办事不力的乡镇保甲长。“自治分会”的经费由“自治会”提供。4月15日会议记录的最后一项便是分会每月常费为300—400元的标准。5月初，提高到每月500元——因为面对农村的混乱局面，分会要做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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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的会议议程首先讨论各分会委员会问题，接着是税收问题。“自治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尽快征收田赋，此事需要委托给下一级的分会，但最后又决定延期再议1938年度的田赋征收问题。另一项决议是豁免乡民所欠的田赋。这看上去好像是对身处灾难中的乡民的让步，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发现了税收记录的混乱：一旦“自治会财政部”准备征收1938年的田赋，它就要求收税人将后两年的田赋一并征收了。要想使崇明财政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仅仅以田赋为支柱的措施是不充分的，两个纱厂的税收和进出口的关税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5月的会议预料到这些，决定从5月11日起继续征收“每客随票带收捐款1角”，驳船费每客2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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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常务会议记录最后一项是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将关闭育婴院。日军入侵时，育婴院有24个婴儿。育婴院关闭后，招募乳母哺养婴儿，每个婴儿每月给三元营养费，12个月为限。战前，崇明还有一所孤儿院，收留了十个大一点的孩子，战后也关闭了。其中三个孩子被送到“自治会民生部”办的“服务社”，另外七个被送进了日语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成为下一代的翻译人员。按李鹤庐的观点，翻译是个不光彩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四个为日本侦缉队、日本警备队及宪兵队工作的翻译人员，公开谴责他们恶毒，“献身媚敌”，利用他们与日本人的关系为自己牟取利益，他们的罪行“虽一死不足以蔽其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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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会议议程中有一条很有趣的条款，有两个姓周的人请求允许其丝船通过万安港。这正是崇明岛经济所需要的。但“自治会”没有通过议案，暗示着禁运仍在执行中，只允许渔船离港，但明文禁止装运商品。这说明了占领区的安全比其经济更重要。“自治会”还讨论了强迫征收纱税，但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大概还没有到复兴海运时候，但实际上棉花已重新开始销售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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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最后一份会议记录是5月25日召开的会议情况。会议议程分财政和安全两部分。关于财政问题，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尽管决议指明渔船捕鱼甚少，多用于家庭消费，但仍决定每条渔船征税三元。会议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对鸡蛋出口解禁，每篮鸡蛋征税七角。这个税率是很适度的，因为一旦鸡蛋贸易复兴的话，一篮鸡蛋可卖50元。“自治会”还考虑过减少其职员的提议，以便削减开支；关闭船舶检查站，卸下不必要的财政负担。“自治会”在垂死挣扎。为了渡过难关，它已三次削减职员的薪水，并因缺少经费而关闭了城区一家公共医院，让患者去日军诊疗所看病。18占领没有给崇明岛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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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中国驻军放弃崇明县城，士兵分散到农村，其中大多以游击队的形式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因为日军没有兴趣进入农村地区，一段时间内，农村地区是游击队和盗匪的天下。“自治会”无法在农村立足。起初它招募了30个警察，但人手太少了，无异于杯水车薪，且大多数人没有经验，只有10人在战前从事过警察职业。战前还有一支水警，“自治会”只有慢慢重建这支警力了，因为他们的摩托艇都被没收了。当时机一到，“自治会”准备租一艘摩托艇。然而，最直接的限制来自日军，后者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包括中国警察在内）拥有武器。只有日军士兵可以携带武器。中国警察所得到的只是一套新警服。“自治会”在恢复其警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有当“自治会”改组为“县公署”时，新的警察局才建立起来，任命一个姓桥本的日本人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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