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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原文如此——译者注〕，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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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中国军队遵守了张的命令。驻扎在奉天北兵营的一支7000—10000人的军队，距南满铁路“爆炸”地点仅数步之遥，却在一小队人数少得多的日军面前望风而逃。安东和营口在进行了零星的抵抗后投降了，而在吉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当局到达之前就已撤出。大部分重要城市在36小时之内就被占领了。中国指挥官不是见到日本人就逃（有些人在锦州重新集结），就是做了日本人的傀儡。至于发生像样的战斗，那往往是意外之事。例如，在长春混乱的事件中，据报道有65名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机关枪的乱枪扫射而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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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正式的抵抗来自三省中最北的黑龙江，当时张学良的指挥链断裂了，黑龙江的中国军队不服从他的命令并进行了抵抗。黑龙江的军事长官兼省主席万福麟在事变发生时与张学良在河北省。被留在省会齐齐哈尔指挥的万的儿子，明目张胆地劫掠了省财库，在哈尔滨把当地的货币兑换成日元。他还为投降日本人的伪军清理道路，使其占领了这座省会。在一片混乱中，一支沿中苏边境的小型边防军司令马占山将军的急行军到了齐齐哈尔，击退了伪军，夺取了局势的主导权。另外两位想抵抗的将领加入了他的阵营，建立了一支1.8万人的联军。当日军试图修复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上先前战斗中被破坏的铁路桥时，马将军攻击了日本军队及其工兵。日军直到在飞机和野炮的支持下，集结了5000名士兵，进行不断的攻击，才在1931年11月19日再次占领了齐齐哈尔。52名日军死于这次战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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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陷落并不是东北抗日的终结。马占山和他的战友退到了地形崎岖的腹地，其他中国军队的残存力量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好几年里，日本关东军被迫去“扫荡”这些游击队。这些部队确实是游击队，其他的东北军事当局均已执行了张学良的命令而不予抵抗。日军仅用了屈指可数的战斗就占领了中国整个东北38万平方英里和3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1932年3月，日本军部在一份正式的报告中称，在整个“满洲(1) 战争”中，仅有378名日本军事人员丧生及821人受伤，尽管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低了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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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拒战极大地帮助了关东军，特别是自从日本军官蔑视东京而策划了这次阴谋之后。9月18日以后，日本政党内阁竭力抑制关东军，部分目的是平息对其愤慨的世界舆论。东京政府在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阻止了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日军可以通过对中国人的恐吓和伪军的作用来巩固其地位。在关东军巩固对东北的控制过程中，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促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安抚住东京当局。关东军的情报机构完全破解了张学良的指挥系统，以致他在9月18日之前及之后的不抵抗命令为日本指挥官所尽知，并能在制订它们的军事和政治计划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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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与震惊的中国作家猛烈地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为什么他把中国的三个省丢给一支规模不大的日军呢？为什么甚至连延缓关东军前进的作为都没有呢？中国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的主笔邹韬奋在1931年10月17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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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兵工厂原存有步枪八万枝，机关枪四千架，飞机场有可用飞机二百架，此外弹药粮秣迫击炮各厂设备至少在一万万元以上……准备之方是叫各当局先把军器弹药存入库内，所下命令是“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各高级军官的临危准备是化装逃走，像所谓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化装一仆役模样，趁日军开城行人拥挤之时，持菜篮做出城买菜模样，混出逃到北平去谒见那位“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无耻举动，是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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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尖刻的抨击，经常把张学良所谓的懦怯与马占山的英勇相比较，马作为嫩江战役的英雄被报刊所称颂。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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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张学良元帅、东北三省的大“老板”、30万大军的司令官，并且是国民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副总司令，以他戏剧般的表现，在面对日本入侵时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退却而“震惊了”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他的慷慨，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中的两省时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如果不是马春山〔原文如此——引者注〕将军不遵守其上级的命令，进行了尽管不成功但顽强的抵抗，阻止了日军向齐齐哈尔的进军，日军将不费吹灰之力完成对整个满洲的征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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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学良的人身攻击还集中在他不替死难的父亲报仇。那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关东军的军官谋杀了张父，就像事实上后来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正如汪仲芳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少帅是个孝子，他理应记得中国有句父仇必报的老话。”(7) 这类抨击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上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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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京国民政府的情形如何呢？它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吗？国民党政权从来未曾征服过或直接统治过东北。它能够宣布对东北的主权，仅仅是由于张学良与南京结盟，接受了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职位，并在他统治的省份悬挂了国民政府的旗帜。因此，即使南京渴望这样做，它也不可能强迫张采取违背他本人意愿的抵抗政策。尽管如此，1931年秋季有足够的证据明确地证明蒋介石完全支持不抵抗政策。就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蒋宣布中国将把对日议案提交给国联并将依靠国际压力来扼制东京。那些在东北抵抗的军队并没有很快得到军事援助，没有军队运到北方敦促张学良进行行动。还有，尽管张丢弃东北受到人们的唾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仍选举张学良为国民党监察委员，表明蒋介石继续支持这位遭受围攻的司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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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公开的事件，但在不抵抗政策的形成中南京的作用仍然模糊不清。差不多一年之后的1932年8月20日，《中国每周评论》写道：“少帅从满洲退却是符合国民政府的愿望，还是违背其愿望，现在还不得而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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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里，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早就逼迫张学良遵从不抵抗的路线。在整个1931年夏季，随着东北危机的加剧，蒋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其他人经常打电报给张学良，建议他不要惹恼日本人。1931年9月18日前的数日里，在沈阳的中国指挥官向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日本人很快就要动手的消息。通过进一步与南京沟通后，张随即发布了坚决的不抵抗的命令。当事情真正发生时，张通过电报与南京保持频繁的联系，向南京报告了日军攻击各个城市的情况。蒋介石继续督促他不要抵抗，并告诫他向国联的上诉是扼制日本的最好途径。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给华北特别是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山东的军事将领们打电报，告诫他们向国联上诉，并宣布：“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藉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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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不仅默认了张学良的软弱政策，而且还在事件发生前后确切地督促他执行这一政策。当然，南京在公开场合对它在形成这种反应过程中的作用予以淡化，而更愿意让张来承担公众对这个政策义愤的责任。张对此予以承受，但他对蒋的不满可能成为后来西安事变的诱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情报机构获得了这些电报，他们比中国公众更了解真正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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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惜牺牲中国的领土和财富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威望而选择了不抵抗政策呢？遗憾的是，我们所能见到的现有资料尚不能让我们真正地透析张或是蒋的政策的形成过程。国民党的官方历史有时暗示国联的官员使蒋确信他们可以迫使日本撤军，并警告中国的抵抗可能会使南京失去国联成员国的同情，这个说法与蒋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的论点有较大的冲突。(11) 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个都害怕与日本打交道的人，均相信日本政府内部更公允的力量可以扼制关东军，或者国际上的压力将阻止日本完全占领东北。尽管如此，在见到新的证据之前，我们还是最好通过考察不抵抗政策发生的背景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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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不抵抗的背景：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19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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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倡导的不抵抗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过程中明晰可辨的外交、军事和政治取向的结果。即使是对1927—1931年蒋早期外交政策粗略的考察，也显示出他在许多重要方面违背了革命的北伐外交。当针对外国人的革命的、反帝的暴力极有可能引起列强对国民党的干预时，蒋扼制了反外势力。例如，1927年3月下旬南京事件后，在国民党军队占领这座城市时，有几个外国人被杀害，蒋力图平息外国人的愤怒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温和派。他向外国代表保证，事件将尽快得到调查和解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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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特别想获得日本对国民革命的承认，这可是一件难事。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和涣散的国家，因而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日本有责任也有权利统治东亚，从经济上来发展和开拓中国。还有，由于日本是一个面积小、人口过剩的国家，它尤其注重统治满洲的权力，那里人口相对较少，并且在这片土地上，日本人洒过两次血（1894—1895与1904—1905）。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似乎威胁到了日本在大陆的地位。北伐的豪言壮语挑战了早期日本与中国军阀政府所签协定（如“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方案）的合法性，要求归还辽东的租借权，并寻求废除南满铁路的垄断权。因而，许多日本人认为国民党的运动被莫斯科所操纵，它的成功可能会导致苏维埃控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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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的国民党运动——当时该党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在日本引起哗然。1927年4月20日成为日本首相的政友会党魁田中义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攻击反对派民政党外务大臣币原“软弱的”外交，获取了权力。后者曾寻求通过与中国人合作扩大日本在华经济利益，尽管20世纪20年代软弱的军阀政权更容易被东京所操纵。面对中国南方这个更有敌意和更加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田中决定强调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以阻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进入东北。当时田中担心北伐军可能在1927年从华中向华北推进，1927年5月30日他从满洲调派日军进入山东省，他们在那里逗留到了1927年9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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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南京开头的10年，蒋遇上了日本问题。任何断言中国对满洲独一无二的主权或从实质上削弱日本在中国本土权利的尝试，都将面临日本强烈的反对。蒋直接地交涉过这个问题。在1927年秋季，蒋暂时引退，他到日本旅行并会见了田中。在1927年11月5日举行的会谈中，蒋试图说服田中与中国人合作并承认新的国民党政权。他明确地向田中保证国民党将彻底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本人将尊重日本在东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既得利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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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日本调和的愿望在来年春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了北伐，田中把日军派回了山东。田中这样做是如此勉强，他担心这会损害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但曾经发生过币原未能保护在华的日本国民这样的政治问题，使他被迫采取行动。结果，冲突发生了。1928年5月3日，向北平进军的中国国民军在济南与日军发生了冲突。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据称有数千名中国人死难，但仅有少许的日本人丧生。被派到济南谈判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被日本军事当局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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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28年日本在山东的两次行动激怒了中国民众。国民党支持的示威运动遍及中国南部和中部城市，同时还有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党内和军事机构中，抗日情绪高涨。尽管有着这样的群众情绪，但蒋介石一点也不希望与东京发生冲突，而是采取了绥靖政策。他命令中国军队撤出济南，并嘱咐他们不要与敌人交战。与日本人发生冲突的国民党指挥官贺耀祖被撤职。蒋通过谈判以使这次事件地方化，而他的特使张群——一个具有深厚日本背景的蒋的故交——在日本会见了官员。国民党政府试图镇压反日运动，尤其是靠近在南京的日本使馆的示威运动，并清除了被认为是触犯日本人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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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年之后，1929年4月28日，济南事件解决了。日军从济南撤走，不久以后，东京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避免了战争，但和平是有代价的。面对仇恨日军在山东进行侵犯的民众和军队，蒋介石采取的对日绥靖立场，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正如刘馥指出的那样：“新政府和革命军丢了脸面，而蒋介石成了被对日攻击不抵抗的耻辱刺痛的人们所谩骂抨击的目标。”蒋向他的军队解释了他的政策，他保证：“〔如〕果我们希望纠正对我们国家不正确的做法，雪我们的国耻，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独立和自由，我们必须现在忍受屈辱并肩负起我们的使命。”中国最终可能会抵抗，但在短时期内，必须忍受妥协的耻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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