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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济南事件中的节制表明他这一方是温和的，在这段时期，南京的外交政策含糊不清。蒋在国内面临着对其权威的重大挑战，而他由于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表现“软弱”，无法在政治上比他的对手显出优势。在北伐时期，反对外国人的特权成了中国政治的试金石。久江昭写道：在全中国，“南方和北方以及右派和左派〔起来〕蔑视现存的条约关系框架”。(16) 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潜力排除了完全放弃它的可能性。尽管南京力图维持对列强的和平，但过去革命政策的余音仍然在各地回荡着。以喧嚣的外交行动反对不平等条约仍是旧方式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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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喧嚣的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行动是旧路线的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在1928年6月黄郛辞职之后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要求结束诸如治外法权、控制中国海关税率这类外国人的特权。1928年7月7日，南京坚定地宣布如果列强不通过谈判予以同意，中国将单方面地采取行动。王还宣布早年中国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无效，这显示出南京将重提归还辽东的租借权。许多北伐时期的豪言壮语又被重新用上了。(17) 即使在更小的问题上，中日间的麻烦也出现了。1931年春，蒋介石关闭了日本一家通讯社在南京的办事处，因为他对其关于南京政治的报道非常恼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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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日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了麻烦，尽管蒋介石希望维持和睦。即便如此，如果不是日军中极端分子的出现，两国之间的分歧本来是可以解决的。1928年6月初，当关东军的军官们在靠近沈阳的地方炸毁张作霖的火车车厢并将其杀害时，来自这股势力的不祥的威胁明朗了。这次行动预告了日本政党政府军事指挥链条的断裂和东京对中国政策的最终失控。尽管日本政府没有对谋杀公开认罪，但这次事件造成了许多政治麻烦，迫使田中辞去首相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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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危险势力正在日本社会发展着。军队中的激进分子对亚洲大陆寻求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姿态。有的已经深深地干扰了日本本身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他们认为战争和日本社会的军事化对于净化日本是必需的。随着世界萧条的加剧，日本经济的衰退迫使东京紧缩预算，许多军国主义者赞成在中国制造一次危机以阻止削减军费。总而言之，日本各派，尤其是军队中的派系，越来越赞成对华战争而不赞成和平。尽管这些势力在日本国内可能一直是少数派，但他们使南京的外交任务更加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寻求避免与列强冲突，但为了政治的缘故，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至少做出一副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姿态。这种矛盾对于希望挑起南京和东京之间仇恨的日本极端分子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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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本身是引发这类骚乱最好的地区。当然，是张学良而非蒋介石统治着这个地区；张在南京的支持下，强制推行他本人的“权力恢复”运动。尽管张作霖依附日本人，但他早就力图限制他们的影响；而张学良可能是因其父被谋杀而震怒，甚至以更大的动力来推行这一政策。(19) 中国人控制并修筑的铁路贯穿东北，以挑战南满铁路的垄断权。在营口，港口设施发展起来了，并对葫芦岛（根据与一家荷兰公司的协议）进行了规划，以挑战位于大连的日本设施的商业独占地位。日本人要求允许他们修建在其控制下的额外的铁路，张对此予以拖延。只要有可能，在诸如内地旅行、土地所有权等问题上，当日本人在满洲的这些权利属于有争议的条约所赋予时，它们总是被竭力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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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策正中关东军极端分子的下怀。在日本右翼报刊的支持下，军国主义者把中日之间在东北的争议公开化并加以利用，作为支持其立场的证据。极端分子声称张学良有意识地破坏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他们称中国铁路违背了禁止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中国线路的条约规定；并且中国人人为地压低铁路运费以拖垮日本的生意。极端分子认为，张学良拒绝对双方所存在的争议进行谈判，中国人的“虚伪”需要日本人采取行动。中国必须被教训一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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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在东北最具争议的问题是不得不安排生活在那里的近80万朝鲜人（在3000万总人口之外）。大部分人居住在靠近朝鲜的边境。中国和日本对他们的确切身份从未达成一致意见，东京方面宣布他们具有双重国籍。日本领事警察经常干预涉及朝鲜人的问题。东京还鼓励向满洲移民，给向那里移居的朝鲜人发放个人贷款（也给日本人发放，但应者寥寥）。相反，中国则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限制朝鲜人定居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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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问题在1931年夏长春以北18英里的小镇万宝山达到白热化。一家中国公司先是向中国农民租用了土地，然后转租给朝鲜人。中国当局认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因为它违背了1909年9月签订的禁止朝鲜人居住在非边境地区的协议，日本对此提出异议。当朝鲜人修建了邻近的中国人所反对的几英里长的灌溉渠时，一场朝鲜人和中国农民之间的械斗发生了。后者上告到地方政府，政府不准筑渠，随后，从长春出动的配备着机关枪的日本领事警察前来插手保护重新挖渠的朝鲜人。1931年7月1日，一些中国人攻击了朝鲜人并填平了部分沟渠。日本警察对人群开了枪，驱散了人群，没有造成流血。然后朝鲜人完成了灌溉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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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万宝山事件中没一个人被杀或是受重伤(2) ，但日本极端分子抓住这次事件作为煽动反华情绪的借口，希望能促成更具侵略性的日本对满政策。在朝鲜和日本的右翼媒体，为公共舆论火上加油。反华骚乱遍及整个朝鲜，在日本，范围要稍小些。华人居民被攻击、被毒打，他们的商店被抢劫。在朝鲜，有127名华人被害，另外还有大约400名华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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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的这些骚乱反过来在中国造成了激烈的反应。类似于五卅时期或对济南事变所做的反应，反帝民族主义浪潮遍及整个城市地区。中国人认为这些骚乱是东京蓄谋已久的政策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当局严密地控制着朝鲜的媒体和警察，他们本来可以轻易地制止这些屠杀，至少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人对屠杀最典型的反应是联合抵制日货。上海工商业和市民团体领导人于1931年7月13日在上海总商会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该团体电告全中国的商业组织，督促他们从7月24日起禁止出售所有的日货。一个反日民族救亡组织继而成立以指导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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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这场民族主义浪潮的处理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政府既不希望惹怒日本，也不希望在这场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卫战中显得软弱。外交部长王正廷向东京提出抗议，并要求保护在朝鲜和日本的中国人。中国驻日本大使在骚乱之后第一时间到朝鲜访问，并走访了毁损地点。(22) 与此同时，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保持距离，强调这是从上海外国人控制的地区由个人发起的倡议。南京只允许国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党的官员身份参加运动。只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年9月25日，南京才允许国民党分部与反日民族救亡组织正式合作。让人并不吃惊的是，其间，抵制运动中的商人领袖抱怨缺少南京的支持；而到了8月中旬，有流言披露蒋介石亲自下令镇压抵制日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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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日本方面则认为抵制日货运动是南京的一个阴谋，用来摧毁日本在华利益。在日本的商业组织要求采取行动以结束这场运动。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海军攻击了抵制日货运动的纠察队，在上海、天津和青岛的日本居民协会成立了武装组织，干了相同的事情。在沿海城市中，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冲突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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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1年8月，中日紧张关系达到了爆发点，关东军中的军官们为9月18日的事变制订了最终计划。军国主义者揭露、公布并推动了一桩最后的“事件”，为日本采取行动铺平了道路。一个在服现役的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装扮成一名农业专家，于1931年6月在一小队人的陪伴下到满洲西北部旅行。中村显然在接近蒙古的边境从事一项秘密使命；就像日本人的报道承认的那样，他携带了大量的海洛因，这大概是用来与蒙古人做交易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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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上尉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被中国士兵拘捕，大约在7月27日最终作为间谍被枪杀。关于这次事件的消息慢慢地传到了外界。8月17日，关东军公布了一个杀死中村的故事，并要求中国人进行调查和补偿。日本人采取了一条强硬的路线，强调要对一名帝国军官的被杀立即采取行动。日本媒体关于这个故事的报道非常激烈，并成为那些寻求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的人的一种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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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初怀疑日本人在这件事情上提供的证据，但最后力图平息这种势态。他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两次调查，并派遣官员到东京去解释他在达成友善谅解上的诚意。由于担心日本人将要采取行动，南京方面也试图平息东北的势态。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大连安排会见了南满铁路的首脑人物及日本驻华使节，讨论了整个东北局势。即便如此，关东军的极端分子仍抓住时机，策动了9月18日的行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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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1927—1931年中日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满洲发生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南京想安抚日本人，但国民党的外交政策仍然极其强硬，这正中了日本极端分子的下怀。从1931年不抵抗政策的远景来看，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为显得相当的不理智。既然事变爆发时这两位将军都不准备从军事上在东北抵抗日本人，为什么在1927—1931年这个阶段他们没有更多地迁就日本人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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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领导人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极易犯错误。即便不提可能的领导错误和失败，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可能单独地基于处理对日问题而形成对日政策。他们两人均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张学良对他父亲“王国”的夺取已经招致对手谋杀。他对下属的控制也并非绝对可靠。(25) 对日本的要求显示出奴隶般的驯顺，本来就是为政治对手配备弹药。蒋介石在这种压力下显得同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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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来说，对日政策显示了国内政治关系的一种调和、平衡及对日本人的惧怕。当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强行制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们没有选择抵抗。因而，要理解不抵抗政策，就不能仅仅考察1927—1931年的中日关系，还必须考察中国内部本身的军事和政治势力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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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国军事和政治的联合（19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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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事实上是所有名义上承认国民党、但与南京仍保持着实质性的财政和行政独立的地方军事人物的联盟。显而易见，作为委员长的蒋介石是这些人的老大，但他的军事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1929年1月，蒋的第一集团军大约有25万人，但他可以指挥其他对他稍微疏远的部队。两位与国民党联合的北方军事人物控制着相同规模的军队。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有22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有20万人。桂系领袖们（李宗仁、李济深和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有23万人，并占领着湖南、湖北和两广地区。当张学良把他的东北大军合并到国民党的旗帜下之后，第五支重要部队加入到国民党的联合中。除了这五支主要部队外，在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地区还有规模较小的军队，总数达57万人。各个集团并不稳定，因此，一个军事集团的崩溃可以突然并剧烈地打破军队的平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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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微妙的军事平衡下，由于蒋介石决定把中国统一到他的控制之下，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1929年春，蒋与桂系联盟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小规模战斗，并迫使其退出华中地区。在那一年的5月，蒋用计击败了冯玉祥，并促成了冯的两名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倒戈，这两人共拥有大约10万人的部队。韩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石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通过这些行动，蒋逐渐巩固了他在国民党军事领袖中的主导地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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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最严重的战斗还是在1930年春发生了。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并且，像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这类国民党的失意政客也参加了进来。这两人均不满于蒋对党权的篡夺，他们的加入使北方联盟声称其具有政治合法性。1930年8月，他们在北平组建了国民党扩大会议，并在9月宣布成立一个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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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和北平之间接连发生的内讧是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十年里最血腥的内部残杀。战斗主要发生在河南，双方均伤亡惨重：阎和冯可能共伤亡15万人，蒋大约伤亡9万人。南京在战场上保持着优势，但决定性的因素是驻扎在关外的张学良的军队。蒋向张奉送了1000万银圆，并在政治上承诺让张控制中国黄河以北地区。张于1930年9月参加战争，支持蒋介石，使得阎和冯停止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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