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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齐哈尔沦陷和土肥原的天津骚乱制造出新一波的麻烦时，学生动荡中的相对平静在1931年11月中旬结束了。示威越来越针对南京，学生代表痛斥政府对马占山缺乏支持，并要求对日宣战。学生骚动已成为中国对日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上海，动荡如箭在弦，学生与日本公民，尤其是海军士兵经常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易社强指出，南京把学生动乱作为一种工具来与东京谈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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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底，大批的学生再次使南京陷入瘫痪。在一座座城市里，青年人占据了火车车厢，赶到南京，抗议日本人造成的局面。许多地方政府陷入混乱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平、天津和上海的华界地区。由于更多的青年人从北方来到南京，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和暴烈。1931年12月15日和17日，在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中，许多人受了伤。在这些骚乱之后，当局有力地镇压了学生运动。将近16600名从中国各地来到南京的青年人被遣散，并有许多人被捕。这次镇压的实行，正是由于这个政权正在重组以解决国民党中的粤系与宁系之间的分裂问题，这种解决方法剥夺了学生政治杠杆的作用。与由暴力引起的负面新闻相结合，政府现在能够更从容地扼制学生运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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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生的反应是民众对“九一八事变”最明显和最令人不安的反应，但中国社会的其他力量同样活跃。最初由上海商人组织的针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骚乱做出反应的抵制日货运动，在9月18日以后很快普及开来；并且，如前所述，南京国民党领导人最终批准地方上党的机构直接支持抵制日货运动的团体。为了慎重，所做的一个让步是指示不得攻击日本人或他们的财物。(40) 上海党部也资助一个抗日民族救亡组织的联合会，用来强化（也控制）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情绪。在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将近2万人参加的集会，号召妇女组织志愿者团加入卫国行动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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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共”后受到限制的劳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活跃起来。上海70个协会向南京发出请愿书，呼吁进行抵抗。1931年9月24日，上海的日本工厂中将近3万名中国工人罢工，而其他协会向罢工基金做了捐献。反日劳工的活动引起了南京的特别关注，因为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上海的日本工业区中，中国工人和日本海军之间的暴力事件升级了。由于这个区域位于公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不能直接进行管辖，国民党政府对缓和局势无能为力。日本学生也以撕去反日海报的方式挑起与中国工人的战斗，而中国方面则经常用攻击孤单的日本人来报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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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营造了抗日的氛围。大多数报纸和杂志使用了一种强烈的反日语气，偶尔会陷入煽动性言论和种族攻击。如果留意的话，在抵抗问题上对张学良和南京软弱的批评充斥于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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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用公布著名的“田中奏折”的方式，来力图说明在日本行动的背后是一个大阴谋。那份文件据传是田中义一首相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日本天皇的一份奏折。“文件”概述了一个征服计划，即把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经济渗透作为征服这些地区的序幕，然后征服中国其余地区，并最终征服世界。如同约翰·J.斯泰芬的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份奏折显然是假冒的，是由无名氏仿造的。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刊载在1929年12月号的《时事月报》上，这是一份与CC派有联系的期刊。1931年9月，奏折的英译本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上。南京的代表把文件传播到海外，作为宣传攻势的一部分，以支持中国在国际联盟里的主张。尽管是一件赝品，但在20世纪3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真的，因为日本人的行动似乎遵从了这个计划。中国民众确信：日本人对满洲的征服是日本领导人悉心策动的整套征服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将导致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因而，一个不抵抗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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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反日情绪的浪潮困扰着蒋介石，因为它不仅把他置于粤系的政治压力之下，而且激起了群众运动。自“清共”后被南京打压和控制的学生、工人、妇女、商人和作家的群众运动在对日问题的反应上，孕育了新的生命。更为激进的势力再次有了施展影响力的机会。如1931年12月，在上海的几位重要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浙江民族救亡组织，为首的有郁达夫、丁玲和胡愈之这些人，以及国学大师章炳麟，他们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44) 1931年这种动荡不定的气氛与蒋控制中国政治环境的企图形成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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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广州的分裂者们依然是蒋介石最直接的政治威胁。他终将在挑战下生存下来，但为此，他不得不短暂地退位，让出国家和政府首脑的职位，并与他的老对手汪精卫联合。日本入侵东北之后，南京和广州屈服于巨大的民众压力并试图解决它们的政治分歧。9月下旬，双方的代表在香港会晤，之后，蒋终于同意把胡汉民从软禁中释放出来。一旦胡安全抵达上海，广州就派代表北上到上海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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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以前与日本人有着实质性联系的广州领导人，现在觉察到了一个政治契机，便采取了强烈的赞成抵抗的立场，从而让蒋难堪，并巩固他们在谈判中的地位。南方领导层中吸收了马占山的兄弟，并赞扬马在东北单独抗日的努力。广州当局甚至一度对反日学生组织和亲抵制日货运动的团体实行解禁，允许它们进行反日示威。只是到了1931年10月10日，当运动演变成暴力时，广州当局才进行镇压，施行戒严令。广州的某些领导人在公开责骂蒋的不抵抗政策时，私下里却与日本官员藕断丝连。因此，广州当局的公开抗日立场更多的是针对南京而不是东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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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与南京之间解决分歧的谈判因广州方面要求蒋辞去所有的职位而破裂。争论一直拖延到1931年12月15日，蒋从政府职位上退下来，但保留党的职位。他引退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林森为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的新政府成立了。尽管如此，蒋的引退仅是一种为其对手设套子的把戏。他已经与逗留在重组的南京政权之外的汪精卫建立了联系，汪意识到没有蒋的支持，新政权注定要失败。华中地区的军队依旧忠于蒋，并拒绝支持孙科政权。蒋还把关键省份的政府留给了他的支持者掌握，如顾祝同掌握着江苏、鲁涤平控制着浙江、熊式辉统治着江西。安徽、河南和湖北的省主席继续支持蒋。蒋的财政部长和妻兄宋子文也辞了职，有意留下一堆财政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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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孙科政府无法运转。由于缺乏政治、军事和财政的支持，它维持了不到1个月，于1932年1月25日倒台。孙科同样不能实行如他本人和他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曾许诺过的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陈提议中断与日本的外交联系，但面对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的反对而无法施行。在军事前线，南京电令张学良在锦州对日本的进攻抵抗到底，但他未经实质性的战斗便已撤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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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重新恢复了财政部长的职位。蒋介石回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重组，尽管蒋在政府中的正式职位下降了，但他的实际控制却并未减弱。就政治方面而言，他已经很好地度过了风暴，挤掉了他的粤系对手；并且，通过与汪精卫的联合，他强化了政府的基础。随着政治危机尘埃落定，蒋再次腾出手来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至少他似乎将要这么去做。尽管如此，就在汪精卫就职的那一天，在上海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给国民党政府制造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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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一·二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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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1年下半年，上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充满了仇恨。零星的暴力事件大概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大都市既是反日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也是学生运动的中心，还是日本人对中国本土影响的中心。近3万名日本人居住在这个城市。上海的政治组织很难让任何一方来控制这种紧张的态势。这个城市被分成三个区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人辖区。华人辖区被外国人的区域分割开来。一个地区的警察不能管辖另外的地区，必须经过复杂的引渡手续。因而，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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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势力也急切地想挑起冲突。上海的日本工商业领袖被抵制日货运动所损害，向他们的军事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对民族救亡组织采取行动。在上海，日本海军经常干涉中国的纠察队和示威的学生。关东军是另外一股力图在上海挑起冲突的势力，它的特务机构斥出资金，竭力来制造一起事件。关东军首脑则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建立伪满洲国的行动上转移开去。(47) 其他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急切地盼望一起事件，寻找一个军事冲突的借口，以便在上海“教训中国人一次”。例如，1932年1月18日，日本白莲宗派的和尚在闸北——上海的中国人辖区——的三友毛巾厂煽动了一场与中国工人的斗殴。几名日本人受了伤，并有1人被杀。次日，一群日本人回到这家工厂攻击中国工人，打伤了几个人，并毁坏了这家工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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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抓住这次骚乱，以此作为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要求的一个借口。与日本领事保持联系的盐泽，要求对反日运动和抵制日货活动进行彻底的镇压，对受攻击的日本受害者进行赔偿，并要求中国政府既要为工厂事件道歉，还要因中国刊物上一篇据说侮辱了裕仁天皇的文章进行道歉。而且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盐泽通知吴，如果这些要求在1月28日晚上没有被接受，日军将占领上海的华人辖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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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处境艰难。上海的反日情绪如此激烈，接受日本的要求无疑会引发一场政治动荡。尽管如此，蒋介石决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并命令他的追随者吴接受最后通牒。(50) 1月28日下午，就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几个小时之前，吴向日本总领事通告了这一决定。除了道歉和赔偿外，吴命令停止所有支持抵制日货和反日的活动，关闭所有援助组织，对被认为侮辱日本人的出版物予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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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为了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吴需要驻扎在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合作，而这绝不是件把握十足的事。当地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这是在1931年10—11月为促成广州与南京让步而进驻上海的以粤系为主的部队。由陈铭枢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包括3个师，分别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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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易劳逸的研究，十九路军领导人的政治背景比较复杂。这支部队先前的建制于1921年在广州成立，且一直是国民军的一部分。陈铭枢逐渐与蒋介石疏远起来，但1931年春，他在南京的支持下反对广州。对此，按照易劳逸的说法，最适当的解释是陈对广东分裂者中的主要军事支柱陈济棠极为反感。1931年秋到达上海后，陈铭枢加入了重组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出任孙科手下的行政院副院长。随着孙科政权的崩溃，1932年1月陈明确地在上海开始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获得了与孙科政府有联系的一些势力的支持。显而易见，陈铭枢是独立于蒋介石之外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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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领导人被卷进了上海的反日情绪之中。这支部队比中国大多数军队更加政治化，在国共合作时期就经受了锻炼，作为蒋的部队从未有像它一样受到过如此彻底清洗的。当上海危机发生时，部队的领导者在1月21日举行会议，会上对日本要求他们撤出上海城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按照丘国珍的叙述，会议决定继续留在上海，但只有在日本人攻击时才进行战斗。尽管如此，后来军队的领导者仍同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在上海的闸北地区用武装警察替换他们的士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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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将军在他的自传里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情节。他叙述他的军队是一支爱国和抗日的力量，但避免承担不服从南京命令的责任，并给日本人一个攻击的借口。蔡回忆了在1月24日会见蒋的亲信和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情况。何说中国没有准备与日本开战，因而尽管撤军的要求是不正当的，但南京国民政府将很快命令十九路军撤退，“以便保存国家的力量”。蔡叙述说，撤军的命令使军队的整个领导层非常失望，但还是准备执行。即便如此，困难出现了，在更换从南京来的警察之前，最后通牒的期限已到。蔡当时命令他在闸北的士兵坚守岗位直到被正式轮换。当1月28日夜日本人以他们的最后通牒没有被执行为借口发动攻击时，这些士兵还在他们的岗位上。(53) 南京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官方说明解释说，1月27日夜政府从首都派出警察并在1月29日早晨到达了闸北。(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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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8日深夜前，在通报吴市长之后仅仅几分钟，盐泽少将就立即派遣他的海军进入闸北，并把十九路军是否将撤出闸北的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盐泽为这次行动辩解说，尽管吴已经接受了最后通牒，但那些要求并没有被实际执行。日本海军显然急切地想打一仗，部分原因是嫉妒满洲皇军的成功。海军希望在中国采取“一次行动”。尽管如此，盐泽并不希望遭遇实质性的抵抗。在满洲就没有真正的战斗，日本军方首脑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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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盐泽算错了。当他的军队进入闸北时，十九路军进行了抵抗，并且抵抗得非常猛烈。在其后的33天里，双方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进行了激烈、残酷的战斗。盐泽没有预料到会遭遇抵抗，他缺乏足够的兵力打垮中国的守军。他仅有6000名可用的士兵来面对超过2万名的粤军。遭受挫折之后，日军少将开始依赖他的技术优势，从“能登吕”号水上飞机上起飞的飞机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投下了燃烧弹。盐泽还调来坦克、先进的野炮和增援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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