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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攻击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炸弹和炮弹落进了人口稠密的地区，炸死炸伤数千人，并摧毁了不计其数的房屋和店铺。最臭名昭著的破坏是日军用火焰弹焚毁了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月29日，这家印书馆被几枚燃烧弹击中，它的整个车间和以藏有珍本书籍著称的东方图书馆被完全摧毁。上海铁路北站的内部设施被炸毁，还有几家工厂，包括永安棉纺织厂、光明供电公司和中国铁工厂，也有相同的遭遇。许多大中学校遭受破坏，其中包括吴淞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和同济大学。(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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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军的进攻非常凶残，但十九路军并没有瓦解，反而迫使盐泽搬取援兵。2月初，在英、美两国领事安排的停战中，另外3000名海军登陆了。但这仍然不够使用。2月中旬，东京最终派遣了植田谦吉中将率领的18000名士兵来增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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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激发了中国的民意。经过数月的不抵抗并屈服于日本人的每一个要求之后，中国军队最终进行了反击，并表现出色。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尤其是蒋廷锴和蒋光鼐立即成为英雄，被人们的言辞和歌曲所传颂。正如易劳逸指出的那样，“十九路军已成为一个具有无私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魄的民族象征”。(57) 即使是全面支持不抵抗政策的知识分子胡适，也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的耻辱之后，淞沪之战对振奋中国人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胡适评论说，十九路军“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国人人感觉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希望”。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之后的90年里，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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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事件的影响，这场残酷的战斗被逼真地描绘并记载下来；公共租界——一个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的禁区——一反常态地允许中国和外国记者接近战场，这在现代战争中是少有的。另外，1932年在现代都市中心地区的正中地带使用燃烧弹和野战炮，也是罕见的。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平民伤亡的景象才会变得更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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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军队的本性造成了战争的野蛮性。双方的游击队都非常活跃。日本的预备役人员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战争初期显然失去了控制，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暴行。在中国方面，秘密社会青帮的头子杜月笙被日本人的进攻所激怒，派出了他的许多徒子徒孙，经常配备着机关枪在日军背后充当狙击手。在中国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进行的这场残酷而又由镜头详尽记录的战斗的结果是，淞沪之战大概比早先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和海外造成了更大的情感冲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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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给蒋介石和重组的南京国民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上海的这场战斗失控的话——看起来有这样的可能——也许会招致日本对华中地区的全面进犯。尽管十九路军做了英勇的抵抗，但日本很快就在这个战区确立了空中优势，而日本海军在长江上则从未受到过挑战。如果战斗升级的话，蒋在长江下游的基础将变得岌岌可危。回过头来看，日军显然不想在那时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淞沪之战的爆发几乎是失算所致，日本的目标仅限于在这个地区镇压抗日活动，尤其是镇压抵制日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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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样一种绥靖政策在当时一点也不明朗。双方的情绪都在激化，而且日军首脑不会接受任何看上去是日军失败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另外，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在日本政局中造成了政治骚乱。新的激进势力迸发了出来，它在5月策划了刺杀日本首相的行动，并导致了政党主导的内阁的结束。总之，南京有各种理由担心淞沪之战可能会升级失控，进而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这是蒋一直寻求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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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与日本进行交涉，还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威胁。淞沪之战使十九路军的领导人成为英雄，这些人绝非蒋的盟友。即使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陈铭枢与蒋在国民党内的对手的关系很密切。在这场战斗中，将领们渐渐认识到南京仅给予了最小限度的支持，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与蒋的关系。与之相比，蒋的对手，像那时国民党左派的主要成员宋庆龄（孙中山夫人）以及不久前倒台的粤系的领导人，则东山再起。2月14日，这些反蒋势力在孙科和陈友仁的领导下，聚集在上海，要求南京增援十九路军，并在东北进行反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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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十九路军非常热情。物资和捐款蜂拥而来。商人团体、青帮首领、学生组织捐献了衣物、鞋子、药品、食物及装备。海内外的华人捐献了4000万银圆。近800名学生参加了军事行动，而其他人则演戏、唱歌以鼓舞部队的士气。甚至还有私人礼品，如永安公司的负责人给蔡廷锴赠送了昂贵的法国白兰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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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抵抗者的普遍呼吁，加上上海地区党和政府机构的混乱局面，激发了始于万宝山事件的群众运动的复兴。在1931年秋就已发展起来的全国救亡团体，在支持十九路军的运动中更加积极。1932年1月31日，学生、工人、妇女和商人团体联合组成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由青帮大力支持的上海地方协会与战地难民临时救济会均参与了情报和交通工作。他们在公共租界中活动，向十九路军指挥部报告日军的行动。这些新团体的发展，冲破了原来南京要求所有群众组织都要接受地方党的控制的政策。许多团体终将被镇压，但在淞沪之战的混乱局面中，这些社会势力的政治能量被释放了出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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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还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威胁，破坏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海作为一个政权主要的资金来源地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南京财政赤字所依赖的证券市场被关闭了好几个星期，政府贷款所依赖的主要银行举步维艰，面临倒闭。因而，“一·二八事变”给蒋介石造成了军事、政治和财政上的危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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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这次突发事件的最初反应是保证政府的安全。长江上一艘日本军舰对南京的小规模炮击，暴露了这座城市的脆弱性，并提供了把政府迁移到河南洛阳的借口。1932年1月30日，南京宣布了这一决定。中国还向国际联盟上诉，并宣布日本对这次冲突负责。南京宣称：“只要日军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将不采取任何敌视他们的行动。”(64) 即便如此，十九路军仍公开发誓抵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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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发誓支持上海守军，但却慢慢地派出增援部队。只是在植田将军的援兵到来、有可能击垮中国军队时，蒋才命令他的部队开赴前线。尽管蒋非常希望避免与日军的战斗，但他无法承受完全丢弃中国守军的政治代价。他组建了第五军，其中包括他最好的两个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还有一支中央军事学院(5) 的学生教导总队及一个国民政府警卫军的野战炮营。在蒋的亲信张治中的率领下，第五军于2月16日抵近上海，守卫该市的北部与西部。这支部队与原来的粤军数量持平，从而使在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增加到大约4万人。(65) 蒋显然知道派遣军队去前线具有政治影响。他电令张治中和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要与十九路军进行全面的合作，但告诫他们既要承受来自敌人的仇恨，还要承受反动派的诽谤，后者可以用来形容蒋的所有对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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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植田将军在1932年2月18日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之内撤出上海地区，否则将面临一场全面的攻击。他重申在上海镇压抗日活动的要求。自从战争开始后，这种活动理所当然地兴盛起来。蔡在2月19日拒绝了植田的通牒，向南京（或洛阳）的中央政府作了报告。(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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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植田沿着整个阵地发动了他许诺过的攻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蒋的第五军八十八师打得尤其凶猛，植田发现他的进展甚微且代价极大。尽管这样，随着日军不断施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领导人向蒋提出另外的增援请求。他们警告，没有这样的救助，中国的防线将无法坚守。但蒋却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各种各样的部队自发地涌向前线，他却没有进一步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蒋宣称，由于部队调动的困难、日军对长江的封锁、共产党在江西的威胁及南京的财政危机，快速的增援是不可能的了。随着损失的加剧，中国守军的士气开始下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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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决定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尽快解决危机。在军事方面，2月25日，一个出身贵族的军事人物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战区的指挥官，地位高于植田中将。一支包括新增加的两个师和80架新飞机的规模巨大的特混舰队向中国进发，于2月29日从位于阵地西部的长江上的浏河开始登陆。这些新增部队使日本第一次在战争中获得了兵力上的优势（至少是相等）。通过与空中和水上的指挥相联合，日军从侧翼包围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的阵地无法防守。蒋介石下令撤退，中国军队开始退兵。到了3月3日，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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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使双方损失巨大，远远超过在满洲战事中的损失。日本有3091个士兵伤亡，其中死亡769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大约为14000人，其中死亡4086人，对于一支仅有4万人的军队来说，损失极为惨重。中国军队伤亡总数的大约65％发生在十九路军中，35％在第五军中。中国平民的损伤可能高达1万—2万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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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撤退以后，开始谈判签订正式的停战协定。即使在战时，吴铁城也通过西方领事开辟的间接的联系渠道与日本人保持往来。西方的领事们甚至在早先的战斗中还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调停。国际联盟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在战斗结束时抵达上海，向双方施加压力，要求达成一个协议。日本的主要要求，即中国军队从上海周边20公里（12.4英里）的范围内撤出，因3月初中国军队的退却，已经得到了满足。协议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向公共租界的时间表及日本人关心的镇压抗日运动的问题。恐怖活动也威胁着停战谈判。4月29日，在公共租界的一个公园中，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朝鲜人向参加庆祝天皇生日活动的日本显要们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包括白川和植田将军、日本驻华使节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内，均被炸伤。尽管国民党政府对这次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但它仍然使停战谈判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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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民众普遍反对拟议中的停战协定。许多人对中国的失败和撤军感到极大的失望。5月2日，上海近90个公共团体给南京领导人打电报，警告说人民将不会接受“一个屈辱的条约”。各界抗日救国会公开反对停战协定。即便如此，南京还是得到了某些上海商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停战之后生意可能会恢复常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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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于1932年5月5日正式签字。中国军队继续驻扎在非军事区域之外，非军事区域内由一支民兵无限期地维持着治安。甚至中国军队想穿越上海，也要获得在那里的日本领事的同意。（南京通过修建一条46英里的铁路支线对这个限制作了变通，该线于1936年7月完成，与上海西部的京沪和沪杭铁路连接，以便使部队不穿越上海，可以沿着海岸调动。）对日本的撤军没有设置具体的时间表，但闸北和四周地区的日军实际上于1932年5月中旬撤出。由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委员会于5月7日成立，来维持停战局面。(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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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及民意，南京谨慎地把协定描绘成一个停战协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军事安排，而不是一个条约或一个任何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南京国民政府还辩解说，该协议绝不会损害中国在伪满洲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蒋介石在5月7日电告各省的将领们，向他们保证这个协定绝不附带政治条件。(74) 即便如此，政府中的一些成员仍持怀疑态度。由于右任担任院长的监察院依据行政院长汪精卫没有按条约要求办，把《上海停战协定》提交给立法院，对他启动了弹劾程序。汪现在与蒋介石合作，但他仍然是一个比总司令要保险得多的打击目标。高友唐——一个监察院官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党员——率先发起了劾汪案。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满洲人，赞成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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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挫败了这次弹劾，他反驳说，这个停战协定不是一个条约，并不需要这样的批准，并且它已经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处审批过了。后来汪在为《上海停战协定》辩护时采用了一种近似道家的口吻。“骄傲扼杀胜利，谦虚避免失败……当懦怯和鲁莽将令人不齿之时，沉湎于无聊的浮夸可能更加危险。”汪警告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目前我们的军事装备与日本的相比，就像弓箭与机关枪相比一样，如果我们轻率地对日宣战，我们将重蹈遭受灭顶之灾的义和团的覆辙”。(75) 汪的话可能是对的，但却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想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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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一·二八事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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