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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决定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尽快解决危机。在军事方面，2月25日，一个出身贵族的军事人物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战区的指挥官，地位高于植田中将。一支包括新增加的两个师和80架新飞机的规模巨大的特混舰队向中国进发，于2月29日从位于阵地西部的长江上的浏河开始登陆。这些新增部队使日本第一次在战争中获得了兵力上的优势（至少是相等）。通过与空中和水上的指挥相联合，日军从侧翼包围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的阵地无法防守。蒋介石下令撤退，中国军队开始退兵。到了3月3日，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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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使双方损失巨大，远远超过在满洲战事中的损失。日本有3091个士兵伤亡，其中死亡769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大约为14000人，其中死亡4086人，对于一支仅有4万人的军队来说，损失极为惨重。中国军队伤亡总数的大约65％发生在十九路军中，35％在第五军中。中国平民的损伤可能高达1万—2万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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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撤退以后，开始谈判签订正式的停战协定。即使在战时，吴铁城也通过西方领事开辟的间接的联系渠道与日本人保持往来。西方的领事们甚至在早先的战斗中还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调停。国际联盟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在战斗结束时抵达上海，向双方施加压力，要求达成一个协议。日本的主要要求，即中国军队从上海周边20公里（12.4英里）的范围内撤出，因3月初中国军队的退却，已经得到了满足。协议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向公共租界的时间表及日本人关心的镇压抗日运动的问题。恐怖活动也威胁着停战谈判。4月29日，在公共租界的一个公园中，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朝鲜人向参加庆祝天皇生日活动的日本显要们投掷了一颗手榴弹。包括白川和植田将军、日本驻华使节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内，均被炸伤。尽管国民党政府对这次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但它仍然使停战谈判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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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民众普遍反对拟议中的停战协定。许多人对中国的失败和撤军感到极大的失望。5月2日，上海近90个公共团体给南京领导人打电报，警告说人民将不会接受“一个屈辱的条约”。各界抗日救国会公开反对停战协定。即便如此，南京还是得到了某些上海商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停战之后生意可能会恢复常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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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于1932年5月5日正式签字。中国军队继续驻扎在非军事区域之外，非军事区域内由一支民兵无限期地维持着治安。甚至中国军队想穿越上海，也要获得在那里的日本领事的同意。（南京通过修建一条46英里的铁路支线对这个限制作了变通，该线于1936年7月完成，与上海西部的京沪和沪杭铁路连接，以便使部队不穿越上海，可以沿着海岸调动。）对日本的撤军没有设置具体的时间表，但闸北和四周地区的日军实际上于1932年5月中旬撤出。由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委员会于5月7日成立，来维持停战局面。(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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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及民意，南京谨慎地把协定描绘成一个停战协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军事安排，而不是一个条约或一个任何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南京国民政府还辩解说，该协议绝不会损害中国在伪满洲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蒋介石在5月7日电告各省的将领们，向他们保证这个协定绝不附带政治条件。(74) 即便如此，政府中的一些成员仍持怀疑态度。由于右任担任院长的监察院依据行政院长汪精卫没有按条约要求办，把《上海停战协定》提交给立法院，对他启动了弹劾程序。汪现在与蒋介石合作，但他仍然是一个比总司令要保险得多的打击目标。高友唐——一个监察院官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党员——率先发起了劾汪案。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满洲人，赞成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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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挫败了这次弹劾，他反驳说，这个停战协定不是一个条约，并不需要这样的批准，并且它已经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处审批过了。后来汪在为《上海停战协定》辩护时采用了一种近似道家的口吻。“骄傲扼杀胜利，谦虚避免失败……当懦怯和鲁莽将令人不齿之时，沉湎于无聊的浮夸可能更加危险。”汪警告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目前我们的军事装备与日本的相比，就像弓箭与机关枪相比一样，如果我们轻率地对日宣战，我们将重蹈遭受灭顶之灾的义和团的覆辙”。(75) 汪的话可能是对的，但却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想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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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一·二八事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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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争执，进而又把抵抗问题政治化了。十九路军的支持者，尤其是蒋的粤系对手，谴责蒋有意扣压资金并停止增援，注定了部队的命运。与之相比，蒋介石的支持者指责十九路军不遵守命令，并未能与第五军协同作战。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两派之间政治分裂的延续，这场争论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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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3日，随着十九路军的撤退，他们的将领与第五军的张治中，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解释战场上困难的局面。他们的大部分怒火是针对日本人的，他们谴责这些日本人通过国际联盟的支持来进行背信弃义的停战谈判，而与此同时又增派援军登陆。至于他们的中国同胞，这些将领解释说，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已单独与日军做了战斗。由于没有发布全国性的动员令或进行全面战斗的号召，所以中国人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将领号召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全面的抵抗，包括光复失去的领土。这篇宣言提醒中国人注意朝鲜和其他被肢解的国家的命运，说：“惟愿我全国父老兄弟，毋忘闸北、江湾〔之战〕，全国军事领袖，毋忘朝鲜及今日之东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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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反对派领袖甚至更加直接。3月7日，伍朝枢指责说，中国有200万军人，但仅有4万人在上海与日军战斗。伍在辞职抗议蒋介石拘押胡汉民之前，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联盟中的代表。孙科和陈友仁发出了同样的指责。而有关南京草率地把政府迁到洛阳的举措也受到了尖锐的抨击。(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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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事变中，中国海军的作为（或不作为）受到了激烈的争论。中国海军几乎完全置身于战斗之外，把长江和黄浦江让给了占据压倒优势的日本军队。对海军的批评刊登在媒体上。发起弹劾汪精卫的监察院官员高友唐，抨击南京的海军将领陈绍宽命令他的舰队司令避免与敌人接触。据说，陈与日本海军司令达成了一项“谅解”，使得后者因此没有了对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广州的文人们重复着这种说法，确信如果中国海军封锁长江，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在浏河登陆并避免失败。人们还针对中国空军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一份广东的出版物抨击南京的税警与敌人交换情报，实质上是帮助了日军浏河登陆（但十九路军的将领在他们5月3日的声明中，已经承认了这些军队对他们的支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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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冲突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出于对受拥戴的英雄的反感，也可能是忌惮，蒋介石在上海停战后不久，就把他们调派到福建省去与共产党作战。紧张的局势爆发了，福建领导人于1933年底反叛南京。本书后面将要进行讨论，这次争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十九路军将领散走他乡。(79) 蔡廷锴出走海外，经常给中国人的团体做演讲，总是攻击蒋介石没有支持十九路军。蔡一遍又一遍地谴责南京既没有提供资金，也没有提供援军，并指出，如果中国要抵抗日本，就必须推翻蒋介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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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蔡不遗余力的公开攻击作了回应。1934年10月底在汉口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一位国民党发言人辩解说，日本人对长江的控制，使中国军队无法得到快速的增援，而并非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这份声明反过来谴责说，正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在作战中不能与中央统帅部或第五军进行合作，他们理应承担中国失败的责任。蒋介石曾向蒋光鼐和蔡廷锴做过提醒，浏河的滩头阵地没有设防，并命令他们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防守。发言人断言他们没有服从那个命令，而让白川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侧翼把中国军队包围起来。发言人继续说，在退却时，他们没有通知第五军指挥部，最后给这支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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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之激烈一直影响着史学界对“一·二八事变”的认知。共产党学者一如既往地重申对蒋介石的谴责，赞扬十九路军，并把共产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的不抵抗做对比。(82) 像董显光所著的蒋介石传记，或是吴相湘所著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著作这类亲国民党的出版物，则通常重复1934年汉口声明中的指责，并夸大第五军的作用。例如，最近由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一部文件汇编，其中收录的第五军作战档案的篇幅相当于十九路军档案的3倍，而吴相湘则含糊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第五军比实际更早地进入战斗。(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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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争论中捕风捉影式的狡辩模糊了真相。谴责蒋介石不增援粤军的批评者们经常忽略了第五军于2月底在阻击植田大规模强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第五军仅有2万兵力，是蒋于1930年组建的用于与北方联盟作战，或者是后来将要集结起来与共产党作战的一支小部队。中国海军在淞沪之战中杳无踪影，确实很扎眼。但它的加入就能使中国免于失败吗？当真正的战争发生时，1937年9月22日，日本空军仅在一次交战中就摧毁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海军。既然如此，1932年的战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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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1934年汉口声明的关键指责（即十九路军领导人不服从蒋要求加固浏河地区守备的命令，因而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必须予以驳斥。十九路军在那时仍然处于植田部队的攻击之下，在不全面退却的情况下，不可能从前线调动像样的部队到浏河去，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来挑战白川占据绝对优势的空军和海军。2月25日蒋介石给蒋光鼐、蔡廷锴和张治中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个撤退的命令。另外，浏河的滩头阵地在第五军而非十九路军的防区中，蒋后来关于白川登陆的电报是发给他的亲信张治中的。1934年汉口声明显然是出于政治意图而捏造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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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淞沪之战中的行为，事实上与他自济南事变后一贯遵从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并将延续至1937年。他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无法与日本等量齐观，必须竭力避免冲突；这一态度只是在出现政治上的紧急情况时才会改变。因而，1月28日蒋命令吴铁城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是盐泽少将的莽撞傲慢和十九路军的士气高昂，这场冲突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战斗打响，日军的猛烈进攻在中国国内（以及国民党内部）激起了一种巨大的抗日热情，因此必须做出一些回应。如果蒋不进行援助，听任植田把十九路军消灭的话，那么政治上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因此，规模适中的第五军被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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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蒋摆脱了全面冲突。东京任命白川将军并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特混舰队，显示了日本将不惜代价而不愿接受一个军事败局。如果蒋进一步增派部队，战争将会升级。与此同时，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暗示，他们并不要求永久占领中国上海来作为和解的筹码。蒋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被优势的日军所消耗，并且，他觉得第五军在战场上已获得了足够的声威，便接受了这种和解。蒋新的政治盟友汪精卫赞成这种解决日本问题的态度。“一·二八事变”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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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与他的国内政敌之间在针对日本的挑衅问题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把日本在东北和上海的行动作为一个整体中的局部来看待，认为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必须进行军事回击。上海和东北不应孤立开来。相反，蒋认为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是不可能的，从而愿意接受它在事实上从中国分割出去。对国民革命的概念同样有争议。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倾向于赞成群众动员和征招新兵。他们认为，把人民的力量组织成大规模的反帝动力，可以与日本的军事机器相抗衡。蒋在他的方针中体现了更多的控制欲和官僚性。他对群众运动和动员战略充满怀疑。政府的力量是通过社会控制和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蒋的建国方略不可能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获得成功，因而，他竭力避免任何这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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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一八事变”和淞沪之战对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全部三种派别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而言，这次事件发生在南京和广州之间产生严重政治危机之时。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变弱的政权、一个物是人非的场面。汪精卫与蒋介石成为盟友，蒋相应地让出了他的许多政治职位。对中国的地方领袖而言，“九一八事变”削弱了张学良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并为华北的重大变动创造了条件。对广州的分裂者们来说，危机创造了一个机会，但孙科政权未能从中谋取利益。最后，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造就了一个新的力主反蒋的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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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最大的影响是基于独立的民意力量方面。这场危机为中国群众运动的重新兴起创造了条件。日本的侵略激起了民意的愤慨，并把自北伐战争以来不均衡的示威和群众运动激发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的政治环境在“九一八事变”至淞沪之战这几个月里已经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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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洲，指中国东北部，现在主要作为历史名词使用，为保持译文的流畅性，下文基本加以保留，不做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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