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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万宝山事件中，日警向中国农民开枪，中国农民受伤数人，日警及朝鲜人无一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日本大造舆论，捏造大批朝鲜人被害的消息，蓄意挑拨中朝关系，在朝鲜引起袭击华侨的风潮，造成在朝鲜华侨死亡142人，重伤546人，失踪91人。参见刘贵田、郭化光、王恩宝：《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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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28年签订的以美国国务卿福兰克·凯洛格名字命名的国际公约，规定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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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演讲未收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与“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编的《蒋“总统”集》以及《申报》等资料中，此处为直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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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陆军军官学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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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二章 “攘外必先安内”及其政策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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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停战协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危机气氛，但东北的势态仍然悬而未决。南京对国际联盟的依赖，未能打破僵局。在上海战役期间，伪满洲国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越来越受军人左右的东京政府于1932年9月15日予以正式承认。然后日本于1933年3月从国际联盟中选择了退出，而不愿接受该机构对李顿报告的决议。蒋介石没有任何挽回中国东北已失去的主权的迹象。日本的军事威胁也未结束。日本军队领导层中的许多人想迫使南京承认伪满洲国并抛开国联。上海的停战并没有影响到北方前线，日本对热河和河北省的蚕食已迫在眉睫。事实上，伪满洲国政府已经在它的“独立宣言”中对前者宣布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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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定的。为避免再一次发生像上海这样的突发事件，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限制中国方兴未艾的抗日活动。由于尚未摆脱人们对其支持十九路军的糟糕表现的批评，蒋介石和汪精卫不得不小心地对待镇压抗日情绪的问题，否则，将要冒进一步政治打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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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日本军事压力和中国民意夹击之下的蒋介石，忙于进行“剿共”的战争。他宣布了一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尽管中国最终必须抗日，但在来自共产主义的内部威胁没有被消灭以前，中国还不能这样做。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心上，蒋的立场却极不得人心。一些人认同他的反共观点，但认为抗日应作为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其他对蒋较不友善的人，把“剿匪”说成是他的托词，一个不抗日的借口。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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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淞沪之战中，蒋也阐明了他的政策。他把来自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威胁说成是阻碍进一步增援上海的主要因素。当前线平静下来、停战谈判开始之时，他在1932年3月14日宣布，“倭寇〔即日本人〕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1) 尽管蒋认识到对日战争迟早会爆发，但他仍觉得（如果他日记中的记载是可信的话）“直到所有可忍受的选择都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拿我们的未来赌博……消灭长江流域的赤色威胁、建立国内的政治秩序至关重要。……只有在消灭江西的‘赤匪’之后，我才会做出像可能必须在东北对付日本人这样牺牲的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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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初，甚至在上海的谈判还在进行时，蒋来到江西庐山（牯岭）召见他的军事将领并部署“围剿”。实际上，在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一直留在江西和湖北，而把处理对日事务的棘手任务交给了汪精卫。在这段困难时期，是汪而不是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例如，在4月初，汪因停战谈判和国联调查团的到来奔赴上海。然后他来到洛阳（那里是政府正式迁移的地方）召开国难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比蒋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向怒气冲天的代表们解释政府的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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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日本问题承担的公开责任，使他酝酿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公式，“一手抵抗，一手和谈”。他强调说，中国现在可以把和谈作为一种准备长期抵抗的方法。尽管如此，这个公式只不过是一个用来转移人们对停战谈判批评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汪赞同蒋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并且他与外交部长罗文干一道，致力于《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控制中国的反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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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蒋介石组织了针对中共的战争。被称为第四次的“围剿”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第二个目标是摧毁江西的苏维埃政权。蒋督导着第一个目标，于1932年5月21日担任了三省“剿匪”总司令。真正的战斗直到6月《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才开始。在这个阶段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较为成功；但当他们去“围剿”江西的苏维埃政权时，结果却截然不同。从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在江西尽管政府军名义上有超过50万人的军队，但红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亏输。实际上，上述50万人中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地方部队，因此只有15万人左右自始至终参加了战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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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在民意要求抗日的时刻，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消灭内敌的“围剿”是不得人心的。他在对民众更经常是对军人演讲时，为他的政策做了辩护，他曾担心反日的民意可能会影响他的军队。例如，在1932年12月14日一次政府集会的演讲致辞中，蒋大力为他的态度做辩解：“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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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军人团体的演讲中，蒋有时对这一立场做了发挥。意识到在他的军官阵营中存在着对日本的反感甚至是忧惧，蒋强调由于中国的道德基础如古老的儒家观念、王阳明的知行理论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胜过日本的武士道，中国终将变得强大起来。“〔日本人〕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国儒教精神道德，所谓信义、仁爱、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讲；所以他只知道血气之勇，而不知道礼义之勇，这样的一个侵略民族，他在世界上，一定不能存在，不会有救的！……他只是拿了七百万陆军和几百万吨海军，我们并不怕他；须知我们中国有我们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都不能拿武力消灭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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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其军官们所做的振奋人心的讲话中，蒋努力减轻他们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担忧，设法唤起他们对传统、保守的中国价值观的热情，并使他们增加对政府的奉献和忠诚。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与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和反共“围剿”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先要恢复我们自己立国精神，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才可以挽救危机，湔雪前耻，抵抗日本。”(7) 其主要论点是中国无须畏惧日本，蒋的不抵抗不是源于怯懦，而是源于对民族优越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蒋坚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只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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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政府内部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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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竭力进行说服，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却应者寥寥。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不但在蒋的敌人中，而且在政府内部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地反对蒋。宋是坚决反日的。由于受过美国教育（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与美国保持一致，并赞成抗日。宋支持十九路军，上海停战后，他于1932年6月4日与陈铭枢一道辞去了政府中的所有职位以示抗议。宋到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猛烈地谴责蒋介石重启反共战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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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反共军队的巨额开支加剧了宋的反对。由于一向在灾难的边缘进行运作，他借助于严格的节俭措施使政府度过了1932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的所有开支都被削减了。此时蒋要求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以资助他的反共大业。宋如果增加军费，只能发行新的政府债券，这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上海债券市场在1932年2月战争期间崩溃时，宋被迫重新整理中国的内债。为了换取上海金融家们的合作，宋向他们承诺对新债券延期4年偿付。(8) 他认为财政部无钱资助“围剿”，而军事途径不是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不是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破产造成土匪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他们难道不会更好地应对一个系统的、即使不引人注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联合处理方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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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辞职对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他非凡的筹资能力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支柱；并且，与自己的妻兄进行这样一个公开的争论，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尽管如此，宋的态度得到了部分的展示。他与汪精卫、何应钦和政府中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并同意于7月7日复职。在一个折中的方案中，他同意把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要求的1800万元有所减少。尽管宋复了职，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不抵抗政策的反对，并在财政部内部施行和推出了好几个反日计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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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不是这几个月中辞职的唯一有名的政府官员。行政院长汪精卫，在理论上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于1932年8月跟着辞了职。汪的举动是与张学良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导致的，张那时是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汪突然要求张辞职，指责他造成了中国在东北的可耻失败。张进行了反击，指责南京国民政府不向他的军队提供援助，并拒绝辞职。汪在1932年8月6日试图以自己的辞职来逼迫张，并发誓只有在张被免职后他才会复职。他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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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兄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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