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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对南京的政治结构做了批评，但《独立评论》的自由派撰稿者们比较支持蒋对日本的谨慎态度。特别是胡适，违逆民意，并经常直言不讳地提醒其读者注意日本的军事优势。在评论上海的停战协定时，胡是少有的坦言中国已被击败而得到这样一个如此满意的协定实属侥幸的公众人物之一。(62) 他公开建议中国应该接受在东北问题上的调和方案。胡认为，伪满洲国可以废除，中国的主权要保留，但整个东北地区要实行非军事化，以保障日本人的经济权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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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科学家、《独立评论》撰稿者丁文江，在日本问题上赞成胡的慎重。尽管许多学生组织要求对东京宣战，但丁警告他们说，中国尚未准备就绪，并缺乏对付如此强大的敌人的军事装备。当上海的抵抗振奋了许多中国青年时，他提醒他们那个城市已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丁看来，慎重是一种趋势。他劝告学生不要莽撞地去参加义勇军。他说，中国有足够的人力来当兵，但缺乏经过训练的学生来建设这个国家。“抗日和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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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对长期抵抗的呼吁不能被视为是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支持。他在1932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质问蒋对共产党问题的军事方针，甚至建议南京把共产党看作是政敌而不是“土匪”。(65) 像胡一样，丁也批评一党统治的制度以及在中国缺乏自由。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制度将会保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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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了压力。诸如《春秋》这样激进的刊物几乎对这个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抨击。像《时代公论》这样与政府有联系的右翼刊物，似乎也急切地盼望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试图挑战日本的问题更加同情，但不满政府的政治措施。没有人对南京的政策表现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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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数月中，东北的沦陷和中国政治领袖的无能，对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政府是一个打击。长期抵抗的合理性，绝不能掩盖自国民党执政以来3000万中国人被奴役和大约四分之一中国领土沦陷这一事实。媒体上的批评反映了民众对这次失败的愤慨。但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国民党政权——对“民意”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国民党、官员们和军队的士气岌岌可危。终于，蒋介石不愿承受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开始镇压他的批评者。南京与通俗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邹韬奋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了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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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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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大概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通俗报业人士。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坦率批评有助于他的几份出版物引领风骚。《生活》周刊在1932年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的高峰，后来《大众生活》大概很快达到了20万份。这段时期中国期刊的发行数字很难获得，但《生活》似乎远远高出它的竞争者们。例如，《独立评论》每期仅售出7000—13000份。据许多资料显示，这些期刊的读者数量要远远大于其发行量，因为一份期刊经常会在许多读者之间传阅。而像《生活》这样的期刊就更是如此，它有一大批的学生追随者。书摊经常成为预约的图书馆，以便让个人花点费用就可以读到报刊。结果，《生活》的读者高达大约150万人，主要包括学生、教师、职员及其他“白领”和职业人士。邹韬奋因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对中国民意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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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于1922年开始他的报业生涯。1921年7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临时性的职业，包括上海棉货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和青年基督会的英文指导。次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黄炎培想找一名受过英文训练的助手来编辑该社的刊物。邹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并最终成为该社1925年10月创刊的新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这份刊物最初的发行量不满3000份，前景黯淡。尽管如此，邹编辑的内容非常活泼，包括了远远超出职业教育范围的有趣的社会话题。他最受欢迎的创新是与主笔的通信栏目，其特点是对学生问题、家庭事务及其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到了1931年，邹每年收到2万—3万封来信，《生活》每期的发行量达到8万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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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邹主持的刊物的温和声调彻底改变了。邹采取了坚决反日的立场，并竭力支持抵抗。早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时，邹就引用“田中奏折”作为证据，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发出警告。当“九一八事变”真的发生时，他愤怒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他还撰文说，国际联盟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不可能公正地对待中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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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的整个秋季，对抵抗的呼吁和对中国军事领袖的批评占据了《生活》周刊的主要版面。在1931年10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上，登出了要求中国对日宣战的信件。在10月17日的那一期上有人呼吁更有效地抵制日货，还有一期发表的一份关于东北沦陷区状况的调查报告也非常值得注意（当然，这些状况被描写得很严酷）。这份调查报告包含了更多的对张学良的抨击，它称，在9月18日夜，张没有收到最早的报告，因为他正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另一封来自一名曾到南京呈递请愿书的学生的信，对蒋介石进行了攻击，批评他在9月24日的演讲。邹本人大力赞扬学生示威者并谴责这场运动的反对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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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还大夸马占山的战绩。嫩江战役之后，邹亲切地把马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并通过对比，对怯懦的张学良进行了痛斥。《生活》继续采取读者参与的方式，设立了为马的战斗捐献的基金。捐款源源而来，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2月之间，就筹集了13万银圆。在定期登载马活动的同时，该刊还列出了捐献者的名单及其捐赠数量。数百人为这项事业提供了小额捐款（10—50银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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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淞沪之战中甚至变得更加活跃。其出版的增刊登载了来自前线的详细消息。募集来的资金提供给十九路军，他们的战绩在该刊的栏目中得到了赞扬。在宋庆龄的支持下，邹资助了一家医院来收治伤兵。(72) 1932年3月初，当上海前线崩溃时，邹的反应极其强烈，严厉地斥责政府不支持抵抗者并谴责蒋系与粤系之间的内讧。邹对官方的借口也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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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费无着吗？从事国民所头疼的内战，尚能发行十余万万国民所不愿付的公债；谓有决心御外以卫国保族，便一筹莫展吗？试看十九路军始终仅得政府三万元之资助，国民资助该军之踊跃为何如？……据记者所闻，当军事会议开会讨论派援兵时，大多数赞成派援，蒋介石与何应钦两氏反对最力，谓不宜使战事扩大……如此违反民意辱族误国的政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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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文章显然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一个被称为“投降”的政策——的路线有冲突。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邹写道：“这过去的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虽然大家嚷着武力收复失地，几曾见政府派过一兵一卒到榆关以外？”(74) 邹加上来自《东方杂志》的亲抵抗的作家胡愈之以及一位受过日本教育的来自奉天的流亡工业家杜重远，均加入了对开战的呼吁。《生活》对蒋的抨击是不留情面的。该刊反日、反蒋的声浪似乎提高了发行量也就并非偶然了，1932年中期，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以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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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从来都不能很好地容忍批评，他们被中国广为传阅的刊物没完没了的批评激怒了。据说，蒋有一册装订好的杂志，他亲自用红笔在邹所有批评政府的内容上做了标记。(76) 毫不奇怪，在1932年夏秋，南京对这家桀骜不驯的刊物采取了镇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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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媒体的机制。1930年12月，南京公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报刊出版商向内政部登记，而政治出版物则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这项法律规定：“出版物禁止包含‘诋毁国民党和违背三民主义’的内容。”惩处的措施包括没收出版物、罚款和对编者进行拘禁。(77) 不过，通过法律和执行法律却是两回事，并且南京工于前者而拙于后者。直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宣传部直属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规才得到有效的执行。该委员会开始了“一揽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捉摸不定）控制和镇压中国媒体的活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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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阻止邹的企图受到了《生活》总部所在的上海公共租界的阻止。理论上，中国的法律可以施加于生活在外国管辖区的所有中国公民，并且，早期与列强订立的协定把在上海的中国法庭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外国控制的警察在这些地区执行逮捕。在涉及共产党（对此，英、法当局很想把它除掉）的案件时，双方常常进行合作，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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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有时使用不法手段来对上海施加影响。反对者们经常受到南京特工们的恐吓、绑架，或干脆被暗杀。(80) 尽管如此，1932年夏，蒋介石在上海的“不法权力”处于低潮期。在孙科政府辞职后到淞沪之战的这段时期里，党和政府组织依然涣散不堪。另外，许多国民党员，包括文官和军人，极为同情邹的抗日立场。甚至连蒋在上海的亲密盟友、青帮头子杜月笙——他在1927年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联盟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可靠。在淞沪之战中，他显然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热诚的支持者。总而言之，在1932年夏，除掉《生活》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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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试图限制该刊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发行，南京在1932年8月拒绝为该刊提供邮送服务。尽管没有发布公开的命令，但这项禁令的存在很快大白于世。与此同时，政府迫令上海报纸零售业联合会不得发行该刊。教育当局被通令阻止学生购买或阅读《生活》。向《生活》供稿的作者私下里受到了打击，他们在较为同情政府的刊物里往往失去了工作。胡愈之失去了在《东方杂志》中的职位，《申报》的陈彬和被报社解了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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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对《生活》本来应该是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邮送禁令影响了该刊的大多数读者。与其订阅者关系密切的邹，不顾禁令，把他的支持者召集起来，为周刊的发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正义行动。旅行者们被动员通过铁路和轮船把各期携带出去。学生们则在可能的地方悄悄地发送该刊。期刊被重新装进各种奇形怪状的包裹中以迷惑邮政当局。邹的正义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禁令。在上海本地，该刊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和发送服务，以保障发行。为此，生活书店在1932年7月建立起来，用来发行邹的刊物。(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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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续与蒋介石针锋相对。邹被南京镇压抗日运动深深地激怒了，而且他所感受到的是南京当局对合法行为的无情漠视，因而他在1933年1月与宋庆龄和蔡元培一道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该组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非法拘禁及使用酷刑的问题。该同盟特意介入了丁玲和潘梓年——潘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失踪，他的死疑窦重重——的案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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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该同盟进行了回击。重要领导者接到了警告，要他们停止活动，否则就要面临被报复的危险。同盟的总干事杨铨在1933年6月18日最终被暗杀。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过美国教育（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杨铨及其子在星期天准备开车外出时，在上海法租界的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座房子外面遭到了伏击。就在他被害前不久，杨曾通知宋庆龄，说他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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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的警察抓住了其中一名暗杀者，他当时就企图自杀，后来死于狱中。虽然没有其他的人被抓获，但南京的责任似乎一目了然。正如认识杨铨的费正清所写的那样：“这次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决定。”(85) 另有一种说法指出，蒋安全机构的头子戴笠通过上海的一个特工赵理君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据说，戴笠在狱中毒死了那名被抓获的杀手，以封其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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