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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专栏作家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回应了这种情绪。“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容忍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来讨论和平的逻辑。任何对和平的渴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战斗，并且我们要求一场全面的搏杀。我们欢迎凶残的日军进行全面的动员来与我们战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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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呼吁也来自国民党中的左翼。依然受到许多人敬仰的宋庆龄，在3月公开要求至少把80％的中国军人向北派到前线。她警告说：“榆关已失，平津震动。”(24) 5月，在日本军队进一步推进后，她写道：“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人和任何其他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扼杀了这种抵抗……‘长期抵抗’的言辞无法再掩盖叛国、怯懦和不抵抗的事实，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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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均呼吁蒋介石抗击日本人，来保卫北平和天津。许多撰稿者专门挑战蒋，让他放弃“剿共”战争，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使得所有的力量都能用于对外战争。自由派专栏作家孟长泳写道：“目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军，实际上是唯一一位能够赢得这个国家所有将军们的尊敬的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指挥在北方行动的人，却仍然在江西指导所谓的‘剿共’战役……不曾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派到北方，而仅仅让‘义勇军们’去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战斗。”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利用这种势态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抵抗外国的入侵……政府唯一的选择是停止‘剿共’战争，而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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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丁文江和蒋廷黻这些在前期就告诫抗日艰巨性的北平知识界领袖们，也开始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1月，丁发表文章力劝蒋通过与胡汉民修好，并与军事人物阎锡山和冯玉祥合作，来团结中国的所有派系。最为关键的是，蒋应该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并把中央军调到北方。如果有必要，南京应该与莫斯科接触，并达成一项协议，在这项协议下，第三国际将强迫中共接受停战。丁认为，最重要的是，蒋必须领导一个统一国家的防御。(27) 蒋廷黻支持丁的观点，甚至认为蒋的办法是适得其反。他指出“剿匪”本身在农村地区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实际上是驱赶农民投向共产党，所以蒋的“先安内”政策一无所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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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同样表示了对热河溃败的失望。尽管冷静地讨论了直接的崩溃原因——东北军的粗散状况、汤玉麟的腐败和张学良的无能，但胡没有为蒋辩白。胡认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29) 因而，对蒋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保守派、左派、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他的政治对手。所有人都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抵抗日本新一轮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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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批评和危机，但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4月6日，蒋给他的军事将领们发了一份总的电报，宣布他已回到了南昌来指挥“剿共”战役，并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辩护。蒋重申：“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30) 4月10日，蒋在南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些观点，谴责那些要求在共产党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在北方进行抵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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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返回南昌以及他对“先安内”的重新申述，引发了南方分裂者们新一轮的抗议。广东想让蒋的处境越发难堪，把蔡廷锴任命为名义上职位很高的粤赣闽抗日军队总司令。南方领导人誓言通过蒋的区域——如果有必要，就与蒋开战——北上抗日前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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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担任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1933年4月17日在一次答复广东的谈话中为蒋做了辩护：“关于蒋介石总司令最近在南昌的讲话，丝毫不应被视为蒋总司令不想抗日。”相反，他认为：“他的意思是那些抗日的部队与那些‘剿共’的部队都是为国服务，并且他们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剿共”的部队被派往北方抗日，汪警告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将扩展其影响。这才是蒋总司令真正的意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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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继续为其政策辩护，大概是担心在他军队内部产生不满。1933年5月8日在南昌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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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的“土匪”，也就在这个严重情势之下，藉日本帝国主义炮火间接的掩护，竟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如从事实牵连的关系来说，日本的侵略，就是“土匪”所招致的。所以我们要抵抗日本，就先要消灭这个祸根的“土匪”。……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毒疮，“土匪”捣乱是内发的。……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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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确地表示不改变其“先安内”政策的意向，但意识到了在充满怀疑声音的中国推销其政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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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长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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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和粤系领导人对骂之时，沿着长城的战争爆发了。日军在横扫热河之后，继续向南进逼，在进入关外的河北地区时，在古北口和喜峰口两处关隘对中国军队进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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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是时断时续进行的。许多关东军的头目急于利用他们的优势，希望尽可能占领更多的领土，并可能沿着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建立一个华北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中的一个关键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1933年2月组建了天津特务机关。板垣与部下特工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租界外进行活动，他们雇用了1000余名便衣特务在需要的时候，来挑起示威和动乱。板垣与几名旧军阀接触，商谈在伪政权下进行合作。大多数人予以拒斥。吴佩孚和孙传芳予以回绝，而段祺瑞则南下。板垣最终勾引了臭名昭著的皖系腐败老军阀张敬尧。张与宋哲元、张作相和孙殿英之类的人物进行了接触，替日本人许下重金。尽管包括宋在内的几位人物似乎愿意接受日本人的金钱，但平民以及军队中激烈的抗日情绪在蔓延，而且大部分军事人物对这类阴谋怀有警惕。5月7日，张敬尧本人被戴笠的特务刺杀，暂时中止了板垣的阴谋策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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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板垣失败了，但关东军的侵略姿态让东京的保守势力产生了警觉，他们试图限制极端分子。结果造成了日本温和派和侵略派之间的持续斗争，后者则逐渐取得了优势。例如，1933年4月1日，在山海关—秦皇岛军营的日军向南发动了一场全面的针对何柱国将军的进攻，把防守者从滦河—滦州地区击退。4月22日，在东京的直接命令下，日军突然撤过滦河。包括天皇本人在内的温和派暂时限制了进攻。关东军军官抓住这次事件不放，并于5月7日发动了新的攻势。日军重新占领了同样的区域，并继续南进，直到5月底才被停战谈判所阻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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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防守部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全都由何应钦松散地指挥。像何柱国率领的那些部队属于老东北军。而其他像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则是老国民军。中国青年党党员翁照垣曾在上海与日军战斗过，他指挥山海关附近的老东北军的一个师。该党对这支部队予以资金和装备上的支持。关麟征率领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和黄杰率领的第二师两个师到达了该地区。他们驻守在环绕北平的北部至长城古北口的地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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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猛烈的战斗发生在喜峰口，宋哲元的部队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3月9日和10日，宋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在最后退却前，他们坚守了一个月。宋的抵抗尤其令人震惊，因为天津的特务机关确信宋将会倒戈，并支持张敬尧组织的一个傀儡政府。中国军队甚至取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3月16—18日，宋部的一个师在罗文峪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并让进攻者后撤了好几英里。罗文峪是喜峰口以南的一个长城关隘，因日军想从侧翼进攻宋哲元而具有战略意义。日军被打得西撤后，在更靠东部的两个关隘——冷口和界岭口发起了攻击。到了4月初，大部分关隘失守，中国军队再一次退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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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的防守和罗文峪的短暂胜利（在北方仅有的可以称得上中国式胜利的一次交战）在中国媒体上得到了高度的渲染。宋的部队经常被比作十九路军，装备低劣且缺乏飞机，但有着取胜的愿望。士兵们被赋予了“大刀队”的称号，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展示了对其英雄形象自我宣传的能力。日军伤亡的不实报道充斥了媒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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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喜峰口守军的大肆赞扬充满了政治色彩。这场战斗正好发生在蒋介石南返和重申“先安内”政策的时刻。通过赞扬宋的抗日行为，批评者们间接地抨击了蒋的方针。“起！起！一齐起来救国上前线去抵抗！上前线去抵抗！血染长城也荣光！”这就是《守卫我们的长城》歌曲的最后一句，估计是在宋的部队中得到传唱；它在一份与蓝衣社有关的《前途》期刊对战斗的报道中得到了转载。这篇报道在当时的媒体上司空见惯，甚至被视为忠于蒋的一个组织主办的期刊登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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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们有时更加直接地谴责蒋不支持抵抗者。大约2万人的中央军两个师被认为是杯水车薪和装备陋劣。批评者们谴责说，蒋派出了一些没有现代野炮或飞机的较差的部队。在喜峰口战役期间，日军显然从由中央军守卫的古北口西部战线调来了部队。批评者声称，如果黄杰的部队在罗文峪胜利之时能积极作为，中国军队的处境将会极大地改善。蒋的辩护者们指出古北口的士兵中有较重的伤亡，来证明他们抵抗得尽心竭力。实际上，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的战斗中已被击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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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中国当局试图安排一次停战，但由于预感到民众的敌对反应，进行得很谨慎。4月末，何应钦授权蒋梦麟与曾经帮助安排淞沪停战的英国外交官蓝浦生爵士接触，但这次努力没有成功。日军首脑尚不满足，而令蓝浦生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中国的外交部反对任何停战谈判。外交部长罗文干全面支持一条强硬的对日路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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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北方的危机到达了顶点。5月7日，在东京已阻止了其反对者的关东军从山海关发动了第二次征服行动，5月11—12日重新渡过了滦河。5月14日滦州陷落，5月17日唐山失守。日军向南进逼天津。同时，在西线，日军突破了一条宽阔的防线并沿着它向北平和天津挺进。5月18—19日，密云（这个军事中心在北平与古北口的中间）失守。对北平和天津的攻击似乎近在眉睫。到了5月20日，日军离这个古都只有13英里，日军的侦察机经常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过，使得难民陡增的民众惊惶不安。蒋介石电告何应钦照会外国使节，在日军攻击时离开，并宣布外国人的损失将由日本人负责。5月22日，中国军事当局开始从北平向保定撤退，他们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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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已下令关东军紧急停止攻击这两座城市，只批准采取有限的战斗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设立一个缓冲区。中国政府既不知道这一限制，也不一定能想到关东军首领会遵守这些命令，因为日本极端分子正试图扩大冲突。5月20日，由于局面的紧张已达到一个危急时刻，日本驻天津部队的司令官通过铁路派出了增援的部队来保护那里的日本公民。如果发生涉及这些部队的事件的话（未发生一起），关东军首领将有一个攻击北平的有利借口。天津特务机关为了深化危机，也在这两座城市中挑起了好几起恐怖行为。5月19日，一辆开往北平、载着中国士兵的火车在天津东站被炸。其间，板垣试图在滦州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政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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