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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即那些在北方的一般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天津和北平的失守似乎为期不远了。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在退却，火力远远不如装备着现代野炮和有空中力量支持的日军。在这3个月中（1933年3—5月），中国军队的伤亡很难确定，但可能至少有3万人。(44) 在这一关键时刻，南京寻求停火，极其希望日本的温和派能阻止关东军的军国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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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黄郛与《塘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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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面临着来自五月危机的严重政治威胁。如果日本占领北平和天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南京的威望将受到巨大的打击。蒋将被迫放弃“剿共”军事行动，并亲自督导北方的局势。因而，他竭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来阻止日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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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有两个目的。他首先要求的是一个阻止在北方发生军事灾难的停战协定。他的第二个目的是把停战协定必然给他本人带来的政治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可以通过把协定地方化、尽可能地使详情秘不示人、并让其他官员为协定承受罪责来达到。因此，蒋将继续留在他的统帅部来指挥反共军事行动，而在和谈中几乎不担任公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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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的角度而言，缔结一个停战协定是迫切的，但充满着困难和危险。当直接与极端的关东军打交道时，中国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温和势力。蒋不得不镇压国内强烈的抗日情绪，并消除那些不信任南京的北方军事人物的怀疑。至于商谈停战协定的棘手任务，蒋召来了黄郛，他大概是唯一一个具有足够的关系能够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中获得成功的人。自从他在济南事变后辞去外交部长以来，黄郛一直在浙江的莫干山山区过着半退休的疗养生活。他突出的人脉关系源自其独一无二的背景和经历。由于黄在日本受过教育，之后时常往返，并与政界和军界保持着牢固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黄在担任几届北洋政府中的职位时，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黄从未加入国民党，甚至在1933年，在许多关东军极端分子认为国民党在激烈反日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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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也得到了蒋介石个人的信任。他们年轻时一起在日本学习，当时就非常熟悉。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黄在上海陈其美将军手下供职，其间，他与蒋介石结拜为“盟兄弟”。黄还与陈的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关系密切，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主宰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并领导着CC派。黄甚至被看作与政学系成员如张群（另一位“盟兄弟”）和杨永泰更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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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联系同样关键的是黄与北方各种各样军事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与冯玉祥（在1933年其影响仍然非同小可）之间深厚的私交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7年，黄曾与蒋介石和冯及阎锡山之间的联盟谈判，导致了武汉左翼国民党政府的让位，并成功地结束了北伐战争。因而，黄郛可能是唯一具有足够关系来缔结一个协定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对手。那些赞成抗战的人把他看作亲日分子，且他与汪精卫的派系也不是特别亲近。不过，对于即将承担的任务，他与日本人、蒋介石、国民党内的重要派系以及北方的中国军事将领都有必要的联系，以便谈判达成停战协定，而这样的协定将需要所有这些派别的支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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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依赖黄郛及其关系来与日本人进行秘密和谈。1932年10月，黄与日本军部情报部门的头目进行了几次接触，并向蒋介石直接做了汇报。(46) 1933年4月，随着河北军事危机的加剧，蒋再次召见黄，这一次黄是直接承担商谈停战的使命。黄并不急于接受这项艰难使命，尽管何应钦的军事努力已经失败。最好的结果是他能够商妥一项协定，但极有可能激起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最坏的结果是他可能失败，成为北平和天津投降的一方。蒋和汪精卫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他们亲自会见黄，并谋取几个政学系人物对这项任务的支持。黄最终予以同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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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3日，政府宣布成立北平政务委员会，从技术角度而言，它是设在北平的行政院分支机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主持。这个委员会的管理权限包括北方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加上北平和天津自治市。其他成员包括五名省主席和两位市长。成立与何应钦掌管的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平行的独立机构，目的是把在华北与日本人签订的任何协定给中央政府造成的政治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并安抚那些不想承认南京在北方的直接权威的关东军头目。另外，南京誓言既不会在单边的基础上与东京进行公开的直接对话，也不会承认东北的沦陷。通过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并将此作为半自治的机构，任何北方停战协定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地方性的，与《上海停战协定》类似的军事安排。这个协定将无须进行条约性的审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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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宣布了他的委员长职位后，黄郛仍旧留在上海，直到停战似乎有望实现的时候，他才愿意北上。他明白关东军头目想继续战斗，只有来自东京的压力才能阻止他们前进。直到1933年5月14日他接到来自日本军部的间接保证——停战协定是切实可行的，他才前往天津。(49) 抵达河北之后，黄对黯淡的军事局面感到沮丧，他发现甚至比自己预想的更糟糕。他与北方的重要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并与顽固的关东军头领展开对话。(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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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现自己处于关东军的侵略要求、河北直接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他所接到的来自蒋介石的指令的夹击之中。尽管黄在谈判中表面上似乎享有极大的自主性（以突出任何停战协定的地方性质），但在私下里他仍然通过电报与蒋介石和汪精卫保持频繁的联系，并获得两人频繁的指示。在黄告知蒋形势无望之时，蒋电告他要在谈判破裂前坚持到最后关头。与此同时，蒋督促黄，只要有可能，就不要留下文字性的协定（这一方法被日本人拒绝）；蒋和汪精卫均指令黄不要接受任何包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或承认中国接受领土丧失的条款。黄的任务并不轻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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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与日本的谈判者于5月23日起草了一份基本的停战协定。在向何应钦阐明了具体细节后，他把条款电告了中央政府。5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和其他人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同意了这份文件。1933年5月31日，在天津东部的塘沽正式签字。真正的协定不是由黄郛而是由军事当局来签字的。熊斌将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一个关东军代表率领的日本代表团会面。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强调这是一个军事（而不是政治的）协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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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有利于日本，反映了中国军事的绝境。它在长城与连接北平和天津北部一条界线之间划定了一个非武装区。其南部边界自延庆向芦台延伸250英里，并从北平穿越了10英里，从天津穿越了35英里。非武装区包括河北大约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大致相当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面积）和500多万名居民。中国军队将立即从该地区西部和南部撤离。在日军核实了中国军队的撤退后，他们的军队会“自动”撤到长城下。对日军的撤离没有设置时间限制。尽管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均被排除在非武装区外，但日军以《辛丑条约》为借口，（在6个地方）可以免于约束。日本被赋予用飞机和“其他方法”观察该地区的权力，以确保中国军队认真执行协定。中国将对这类活动提供便利和保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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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停战协定包含了几处含糊不清之处，没有对日本人加进去的条款进行阐明。例如，在这项协定中，禁止中国军队在停战地区从事任何“挑战扰乱之行为”。如果双方都能实实在在地寻求长久的停火，这种含糊的用语将不会成为问题。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的极端分子仅是在东京温和派的压力下才予以同意，并想留下一个以后行动的借口。中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含糊的条款将会造成进一步的麻烦，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试图对此予以阐明。不过，在最后一次商谈中，关东军的谈判者们告诉熊斌，他们不同意对草案所做的任何改动，否则，就达不成协定。中国的谈判者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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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留下的悬而未决之事中最为麻烦的问题是在非武装区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在滦州地区部署由板垣组织的伪军。1933年5月18日，这样的一个团体（主要由前石友三的部队组成）宣布独立。停战协定的第四条规定，在非武装区法律和秩序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尽管如此，该条第二款规定在该地区的中国警察“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双方当事人均对后一款守口如瓶，并且没有刊载在1933年公布的协定文本中。1936年中国政府透露了它的存在，并出现在战后中国和日本所出版的停战协定中。因而，这项秘密规定为日本操纵非武装区的警察势力提供了一个机制。在1933年7月3日大连的一次会议上，关东军头目强迫北平政务委员会允许板垣的伪军加入非武装区的警察部队。该地区很快变成板垣的阴谋和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个活跃的舞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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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协定的文本，关东军头领还试图强迫中国给予秘密的口头承诺。5月31日下午在塘沽，当双方正在签订协议之时，日本的谈判者提出把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从河北地区撤走以及镇压中国抗日活动的问题。因而，后来中国人坚持没有签订这样的协定，而关东军则经常称有这样的口头“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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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沽和后来的大连会议上竭力强调的问题是在中国和伪满洲国之间开通铁路与邮政联系、开通海关业务和在这个地区的空中交通，及武装区与河北省政府的分离。日本的谈判者总是试图对会议加以安排和对谈判加以定义，以强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就是黄郛被禁止接受的那些事情。例如，在大连，日本人试图把一个伪满洲国的官员塞进代表团。因而，在关东军的头目看来，《塘沽协定》不是对华北问题的最终解决，它不过是通向他们目标的另一个步骤而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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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塘沽协定》有什么样的长远问题，这个协定都是蒋介石及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胜利。北方的一场军事灾难被避免了，北平和天津沦陷的时间推迟到了1937年。蒋将不必北返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能够立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这个停战协定的谈判被地方化了，并没有被看作与蒋介石个人有关。而且，这份条约最具破坏性的方面则秘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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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依然面临驱散支持抵抗的情绪的重担。这份停战协定说穿了是中国实际上承认伪满洲国的信号。在这份没有时间限定的协定下，南京显然不会再去寻求收复这些领土。对那些想抗日的中国人而言，这个协定是非常可恨的。为了消解这种情绪，南京领导人贬低这份协定的重要性，强调它没有给中国的政策带来任何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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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在江西，汪精卫承受了为维护这份协定所受的冲击。1933年5月31日，随着最后条款的商妥，汪解释说：“此次华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即就前方军事当局所派出之代表亦足以证明。”他还补充说：“盖军事代表对于政治问题，固无谈判之权能也。”汪强调这样的一个地方性停战协定不会影响领土主权问题和中国声明的国际立场。汪承诺：“政府及其所辖军队，一息尚存，其最后牺牲之决心必不放弃。”“故如外间揣测，谓将有签约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领土〕之举动，敢为国内外保证其必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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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条约的签订引发——特别是来自广东的——攻击的时候，汪在1933年6月2日为这份协定做了辩护：在连续的战斗中，在人员伤亡显著的时候，政府曾允许军事当局商谈一份停战协定。汪说，5月22日和5月23日，日军已濒临攻占北平和天津。军人和平民的损失可能很大。政府本着人道原则，给被击溃的中国军队以重新集结的时间，给这个国家以整备力量进行长期抵抗的时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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