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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现自己处于关东军的侵略要求、河北直接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他所接到的来自蒋介石的指令的夹击之中。尽管黄在谈判中表面上似乎享有极大的自主性（以突出任何停战协定的地方性质），但在私下里他仍然通过电报与蒋介石和汪精卫保持频繁的联系，并获得两人频繁的指示。在黄告知蒋形势无望之时，蒋电告他要在谈判破裂前坚持到最后关头。与此同时，蒋督促黄，只要有可能，就不要留下文字性的协定（这一方法被日本人拒绝）；蒋和汪精卫均指令黄不要接受任何包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或承认中国接受领土丧失的条款。黄的任务并不轻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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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与日本的谈判者于5月23日起草了一份基本的停战协定。在向何应钦阐明了具体细节后，他把条款电告了中央政府。5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和其他人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同意了这份文件。1933年5月31日，在天津东部的塘沽正式签字。真正的协定不是由黄郛而是由军事当局来签字的。熊斌将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一个关东军代表率领的日本代表团会面。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强调这是一个军事（而不是政治的）协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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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有利于日本，反映了中国军事的绝境。它在长城与连接北平和天津北部一条界线之间划定了一个非武装区。其南部边界自延庆向芦台延伸250英里，并从北平穿越了10英里，从天津穿越了35英里。非武装区包括河北大约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大致相当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面积）和500多万名居民。中国军队将立即从该地区西部和南部撤离。在日军核实了中国军队的撤退后，他们的军队会“自动”撤到长城下。对日军的撤离没有设置时间限制。尽管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均被排除在非武装区外，但日军以《辛丑条约》为借口，（在6个地方）可以免于约束。日本被赋予用飞机和“其他方法”观察该地区的权力，以确保中国军队认真执行协定。中国将对这类活动提供便利和保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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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停战协定包含了几处含糊不清之处，没有对日本人加进去的条款进行阐明。例如，在这项协定中，禁止中国军队在停战地区从事任何“挑战扰乱之行为”。如果双方都能实实在在地寻求长久的停火，这种含糊的用语将不会成为问题。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的极端分子仅是在东京温和派的压力下才予以同意，并想留下一个以后行动的借口。中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含糊的条款将会造成进一步的麻烦，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试图对此予以阐明。不过，在最后一次商谈中，关东军的谈判者们告诉熊斌，他们不同意对草案所做的任何改动，否则，就达不成协定。中国的谈判者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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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留下的悬而未决之事中最为麻烦的问题是在非武装区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在滦州地区部署由板垣组织的伪军。1933年5月18日，这样的一个团体（主要由前石友三的部队组成）宣布独立。停战协定的第四条规定，在非武装区法律和秩序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尽管如此，该条第二款规定在该地区的中国警察“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双方当事人均对后一款守口如瓶，并且没有刊载在1933年公布的协定文本中。1936年中国政府透露了它的存在，并出现在战后中国和日本所出版的停战协定中。因而，这项秘密规定为日本操纵非武装区的警察势力提供了一个机制。在1933年7月3日大连的一次会议上，关东军头目强迫北平政务委员会允许板垣的伪军加入非武装区的警察部队。该地区很快变成板垣的阴谋和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个活跃的舞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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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协定的文本，关东军头领还试图强迫中国给予秘密的口头承诺。5月31日下午在塘沽，当双方正在签订协议之时，日本的谈判者提出把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从河北地区撤走以及镇压中国抗日活动的问题。因而，后来中国人坚持没有签订这样的协定，而关东军则经常称有这样的口头“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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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沽和后来的大连会议上竭力强调的问题是在中国和伪满洲国之间开通铁路与邮政联系、开通海关业务和在这个地区的空中交通，及武装区与河北省政府的分离。日本的谈判者总是试图对会议加以安排和对谈判加以定义，以强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就是黄郛被禁止接受的那些事情。例如，在大连，日本人试图把一个伪满洲国的官员塞进代表团。因而，在关东军的头目看来，《塘沽协定》不是对华北问题的最终解决，它不过是通向他们目标的另一个步骤而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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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塘沽协定》有什么样的长远问题，这个协定都是蒋介石及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胜利。北方的一场军事灾难被避免了，北平和天津沦陷的时间推迟到了1937年。蒋将不必北返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能够立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这个停战协定的谈判被地方化了，并没有被看作与蒋介石个人有关。而且，这份条约最具破坏性的方面则秘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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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依然面临驱散支持抵抗的情绪的重担。这份停战协定说穿了是中国实际上承认伪满洲国的信号。在这份没有时间限定的协定下，南京显然不会再去寻求收复这些领土。对那些想抗日的中国人而言，这个协定是非常可恨的。为了消解这种情绪，南京领导人贬低这份协定的重要性，强调它没有给中国的政策带来任何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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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在江西，汪精卫承受了为维护这份协定所受的冲击。1933年5月31日，随着最后条款的商妥，汪解释说：“此次华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即就前方军事当局所派出之代表亦足以证明。”他还补充说：“盖军事代表对于政治问题，固无谈判之权能也。”汪强调这样的一个地方性停战协定不会影响领土主权问题和中国声明的国际立场。汪承诺：“政府及其所辖军队，一息尚存，其最后牺牲之决心必不放弃。”“故如外间揣测，谓将有签约于承认〔伪满洲国〕割让〔领土〕之举动，敢为国内外保证其必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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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条约的签订引发——特别是来自广东的——攻击的时候，汪在1933年6月2日为这份协定做了辩护：在连续的战斗中，在人员伤亡显著的时候，政府曾允许军事当局商谈一份停战协定。汪说，5月22日和5月23日，日军已濒临攻占北平和天津。军人和平民的损失可能很大。政府本着人道原则，给被击溃的中国军队以重新集结的时间，给这个国家以整备力量进行长期抵抗的时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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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塘沽协定》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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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精卫做了竭力辩护，但《塘沽协定》仍吸引了全中国仇视的火力。蒋介石的地方对手是这份协定最严厉的批评者，特别是广东的分裂者们、福建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以及北方的冯玉祥。不仅仅是那些与上述势力有联系、通常令南京书报审查鞭长莫及的刊物，就连上述势力本身都在协定签字后试图发起反蒋政治运动。例如，5月26日就在冯玉祥于张家口建立了一个抗日指挥部、准备政治上东山再起时，他对协定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58) 这些地方对手对蒋的尖锐批评，一如既往地带有政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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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系领导人把蒋介石、汪精卫和黄郛抨击为叛徒、卖国贼。蒋甚至被比作对东京极尽妥协以获得日本许诺支持其称帝的袁世凯：据说蒋愿意向日本的要求屈服，以换取他们支持其独裁统治。粤系认为，由于这份协定没有时间限制，并且中国同意不在停火线以北从事敌意行动，南京永远回避了使用武力收复任何失地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权力的存在。就像5月22日邹鲁所写的那样，这份拟议中的妥协方案将“不但断送东三省和热河各地，甚且将使中国灭亡而丧失其独立自立之国家的资格”。(59) 胡汉民在1933年6月写道：“今日之南京，纯为军事当局〔即蒋介石〕一人所操纵，此人欲卖国，欲对日屈辱，则南京政府之临时雇佣，亦必须卖国，必须对日屈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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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这份协定所做的泛泛的批评外，广东刊物还充满了更加具体的攻击。胡汉民通过逐行逐句的分析，力图说明这个协定极其偏向日方。例如，他指出，中国军队被禁止进行“挑衅扰乱之行为”，但却没有类似的规定限制日军。(61) 粤系还为公布了蒋介石和黄郛试图躲过公众仔细审查的新内容而感到得意。例如，《三民主义月刊》公布了1933年6月大连会议的细节，披露了中国同意接受日本的傀儡军队加入非武装区的警察部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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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冯玉祥和粤系分裂者们的攻击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如果报纸上的观点是某种迹象的话，那么这份停战协定在中国普遍不得人心。与前线最接近的北平和天津的报纸，属于最具敌意之列。像天津的《益世报》、北平的《世界日报》和《国闻周报》对这份协定全都表示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它们均赞同粤系的分析，认为这份协定绝对地限制了中国的主权，承认了日军在非武装区的永久权力；全都使用了“失败”和“投降”这类词语来给这份协定定性；都认为与这份协定有关的公开报道仅显示了冰山一角，其他的对日妥协已经或是很快就要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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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世界日报》注意到南京已经禁止媒体使用“敌”一词来描述日本人，并已经制止抵制日货运动，预计将会进行一场全面镇压所有形式的抵抗行动。最后，它们全都表示担心南京会放弃，担心它在最终的攻击到来时不愿保卫北平和天津。一位撰稿人在《国闻周报》上把政府对故宫藏品南运到安全地点的关注，与它似乎愿意让东北和河北人民受到帝国主义践踏的态度进行了比较。(63) 即使这份停战协定使河北免遭日本的直接征服，在北方也没有什么人对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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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媒体毫不讳言地批评了蒋介石，称他在当前危机中缺乏领导力，行事隐秘。例如，区少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严厉斥责蒋从未解释过中国的对外或对内政策。区把蒋的暗箱风格与试图把各个政府后面的人民凝聚起来的罗斯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对比。“中国现在没有领袖！中国实际上需要领袖！谁配造〔做〕中国的领袖！谁能做中国的领袖！”(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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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这份停战协定时，华中媒体的敌意普遍较小。不仅因其离前线较远，更为重要的是因其与南京更近。到1933年夏，就像人权保障同盟的崩溃和对《生活》的镇压所说明的那样，即使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国民党的审查者也并没有给予全部自由。这份停战协定在杨铨被暗杀和邹韬奋到海外旅行前不久签订，就在《生活》还接近其影响高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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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对协定的批评与广东和北平的批评一样犀利，这成为南京镇压《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邹进一步对在别处登出的协定条款进行全面的抨击。他指出，那些许多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印在纸上的东西——那份公布出来的条约是不完整的，秘密的条款已经商谈好了，但可能更有效。“自然，因了报纸的严密审查，谈判的绝对秘密，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协定是仅仅包含了公开发表的五条。”(65) 事实上，这份协定包含了一个没有公布的条件，但这些谣言的真正的来源似乎是来自5月31日下午在塘沽所讨论的口头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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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没有其他什么人像邹韬奋那样大胆，大多数更加保守的媒体担心政府镇压的后果。刊物极易被中央政府控制，像南京出版的《时代公论》在1933年5月初随着蒋返回南昌，在他坚定地重申其“先安内”的立场时，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对日本问题的讨论。只是当这份停战协定的条款被宣布时，突发的情感才导致对政府政策更严厉的批评。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撰文重拾粤系此前的话题，认为停战协定中缺乏时间的限制意味着中国永远放弃了使用武力来收复失地的权利。杨还批评把非武装区的监督权给了日军，他认为这必然造成日军对该地区的控制。华中其他保守的刊物也刊登了对协定进行批评的文章。例如，《申报月刊》注意到停火线划在了河北边界上，日军将有可能从察哈尔省（在热河西部）的多伦向西部的张家口渗透。实际上，路透社新闻机构报道了被停战协定解除了约束的日军将被调动到察哈尔，以再次镇压在伪满洲国作战的义勇军。像上海的《华年周刊》等其他许多刊物也强调由于协定的限制，未来在天津和北平的军事防御将毫无希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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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媒体相比，上海和南京的媒体很少敢于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攻击。对政府官员直接的批评，更经常的是对准汪精卫这个显然比较保险的靶子。例如，银行家章乃器在《申报月刊》撰文逐行逐句地讽刺汪精卫的声明，指出中国已经吃过了外交用语的苦头。章写道，政府永远不会说“战败而退”，取而代之的将是宣布“因战略关系而退撤”，这是直接引用了汪的话。(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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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华中媒体都如此充满敌意。这份停战协定获得了著名的《东方杂志》的些许同情。尽管对其中的含糊之处、未加说明的条款感到不安，但这家刊物认为随着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北平和天津。因而，一个临时的停战协定被看作是唯一的权宜之计。这家刊物还发表社论说：“至于这个停战协定，给我国什么光荣，那不必说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以内撤退，还要受着对方的监视；……从今以后，希望全国一致，上下同心，致力于军备的整顿，专心于最后的决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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