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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确实有着它自己的机构、党报，像《中央日报》和《武汉日报》，以及包括北平的《晨报》和《青年评论》在内的相关报刊。这些报刊赞成这份停战协定，坚定地重述汪精卫对协定的辩护——它的临时性及其非政治性。(69) 黄郛及其追随者也在上海办有他们自己的刊物《复兴月刊》，不过，这份刊物很少评论日本问题。当时黄郛确实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他力劝其同胞要耐心。他指出，满洲像是法兰西—普鲁士战争后的阿尔萨斯—洛林。为了收回这些领土，中国可能需要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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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与政府没有关系的知名人物——胡适赞成这份停战协定。在1933年6月4日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胡认为这份停战协定是保卫华北唯一的直接的途径。由于战场上的失败，中国军队无法阻止日军向平津推进。他认为这个地区的沦陷将是毁灭性的。天津海关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华北的煤炭、铁路和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更不要说作为文化中心的北平的重要性。胡也不相信这一看法，即日本人占领这些城市将导致列强干涉中国。他指出，列强都急于寻求避免对日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份协定是在军事失败后唯一挽救北方的途径。(71) 胡对政府行为的赞扬并不是他的全部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谴责了围绕这次谈判的神神秘秘，正是这种暗箱操作引发了有关其内容的谣言。胡一如既往地赞成一个更加开明和民主的政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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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表明赞成停战协定的立场，胡适成了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猛烈批评的靶子，预演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靶子的角色。邹韬奋在《生活》上所发表的最后的社论之一中抨击了胡的立场，并同时发表了几封同样性质的信件。(73) 一位读者把胡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姑息者，说他把中国引向了殖民地的深渊。(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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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媒体对《塘沽协定》主要抱敌视态度。赞成抗战的势力把它看作一份失败与卖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承认了东北的丧失。即使是对南京更加同情的学者也对这份协定中的条款感到不安，他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它将给日本人在未来的行动提供极大的回旋余地。对秘密条款或谅解的普遍怀疑由于谈判的诡秘而不断增加。除了胡适之外，只有国民党的媒体本身对这份文件抱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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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挽救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它依旧不受欢迎。热河的崩溃、长城抗战的失败以及《塘沽协定》的困局，继续动摇着南京政权。在政府自身内部，这些事件为汪精卫和黄郛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两人均被视为亲日派，如果和平得以实现，他们的人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地方领袖中间，这些事件迫使北方的关键人物张学良离去，促成蒋与阎锡山妥协。在民意所及之处，这份不得人心的停战协定使得抑制抗日情绪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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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榆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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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标点与中文原文有出入，今按中文原文做了调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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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四章 《塘沽协定》与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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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5个月中，从1月1日日本进攻山海关直到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中日战事再次震惊了中国，造成了群情激怒，以及对1931年秋和1932年冬所发生之事的关注。日本又一次进行了打击，而中国政客们又一次反应软弱。南京对抵抗进行了讨论，但既不中止外交关系，也不宣战。蒋介石把大部分军队留在了华中地区，同时却鼓励其他部队去战斗。地方领导人相互攻击，且对中央进行攻击，这种攻击的令人信服之处就是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中国”仅是一个地理术语，而非一个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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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1933年春天的事件在中国地方军事人物之间制造了新的紧张局面。在南方，首领们大声疾呼爱国抗日，并坚持蒋介石应该到北方去。由于广东方面发誓要派遣部队通过蒋的区域到前线去，内战近在眉睫。不过，南方只是企图利用抵抗问题来反蒋，动摇其作为国家领袖的地位。尽管如此，广东分裂者把他描绘得胆小怯懦，当日本从北方进行威胁时，他们从南方攻击他，显示了他们反帝决心的虚伪。他们逼蒋北上的努力也被他们的政治打算所玷污。尽管他们的请求也许是真实的（像蔡廷锴这样的领导人具有正统的抗日经历），但劝诱蒋介石领军北上，将在华中地区造成一个势力真空，并将使蒋在南方的主要对手巧妙地坐收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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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反蒋势力也并不团结。广东军事将领陈济棠与广西军事将领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无法采取统一的步调。曾经反叛的福建领导人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外来做这件事，这造成了南方联盟的脆弱、反蒋群体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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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真的担心共产党，为他提供了把军队留在华中地区的借口，但人们怀疑他的真实意图是避免与日本接战，而保全他的政治基础，然后甚至在他追击红军时可以向江西和四川扩张。与其同时，从来都遭受蒋疑忌的老国民军和东北军的势力，正被日本的进攻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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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华北，对日本进攻的政治反应甚至比南方更为复杂。那里企图高举抗日大旗、使用反蒋豪言壮语的领导人（像冯玉祥所做的那样），冒着与日本火力真正接战的危险，并面临必然的溃败。与广东人不同，他们不得不对日本人的进逼做出直接的反应。例如，当冯试图利用抗战问题时，他的许多老部下躲避着他。像宋哲元这些人在几个月的实际抗战中受到了重创。而像阎锡山和韩复榘这样北方其他潜在的反蒋领导人，全都闭口不谈对付日军的事，不支持冯和南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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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度过了这场新一轮的危机，甚至地位更加巩固。尽管他的“先安内”政策不受欢迎，但他的地方对手却没有人能够利用这个问题来成功地向他发起挑战。即便如此，政治内讧降低了整个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公信力，因为在一场民族危机中，地方领导人似乎只比旧军阀有些许的进步。1933年埃德加·斯诺相当愤激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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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看一下中国各地军事首领们的战略。蒋介石将军的虚张声势和退避三舍、终年打影子拳的政策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各省都有它们自己的军事首脑、各自的地方霸主，每个人都眼红其邻居的装备……每个人都喊着对日本进行“全国抗战”的空话，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也许会当真，削弱他的势力，缩小其对手统治的领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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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可能在与军事首领们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他失去了赢得民众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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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冯玉祥与民众抗日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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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影子笼罩着1933年的华北事件。自1930年战败退隐后，冯觉得他回归政治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老对头张学良颜面尽失，并流亡在外。他的主要对手蒋介石抗日无功，并背负着一个不得人心的停战协定。另外，在1933年的战斗中，冯的老部下宋哲元和孙殿英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表现顽强（且以同样的热情宣扬了他们的事迹），给人们造成了老国民军的部队是中国领土主权最好的保卫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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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利用了他们的成功以及他自己因抗日激情而快速上升的声望，据说他的这种抗日激情在年轻时就已养成。实际上，冯一直具有一种引起公众注目的本领，一种凸显思想信仰的才干。他也许真的相信，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军事人物。他先是成为基督将军，然后成为红色将军——他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那种穿着简陋的乡农式衣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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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怀疑冯对日本进攻中国感到由衷的愤慨，在他的大部分生涯中，他大量的抗日举措招致了日本人的仇视。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并不完美。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人物中，冯可能最不听日本人的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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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冯玉祥抵达察哈尔张家口，后来他在那里谴责了南京对榆关和热河事变的软弱反应。冯要求蒋指挥对日军的全面攻击，并要求一项指挥权。蒋以劝冯返回南京做出拥护政府的姿态来予以回答。冯坚定的抗日立场加上老国民军部队的成功，使许多赞成抵抗的团体得以支持他。专栏作家孟长泳在1933年4月的文章中，劝蒋应该“按照冯将军的意愿让他担任军队的实际指挥，并命令他到前线去战斗……任命何应钦将军〔原文如此〕负责北方的军事，他实际上不可能指挥得动北方的其他将领……在我们看来，这是蒋总司令方面的一个错误。冯将军肯定更适合负责北方的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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