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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谣言甚嚣尘上时，北平的会谈尤其吸引人们的关心和注目。这次会谈于1933年11月7日召集，由黄郛和何应钦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包括冈村宁次少将在内的日本代表团进行会谈。日本人提出了相当强硬的要求：同意日本永久地驻守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如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等）；把非武装区从河北省政府中分割出来；关东军在非武装区驻军所需之处有权租赁土地和建筑物；在非武装区中，可以在关东军指导下建立掌管经济和交通事务的机构；并且，日本可以把滦河用于军事目的。另外，会谈必须以在伪满洲国与华北之间建立铁路、邮政和航空运输的连接作为开端。日本人的表态包含了那个夏季所提出的绝大部分的要求，对这些要求的满足将造成关东军统治非武装区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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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谈判者们同意日本人的要求，但黄郛把铁路、邮政和空中连接的会谈推迟到了1934年。黄显然使日本人相信，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对南京的政治压力太大。其时，中国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掩饰这次会议的结果。真正的结果被隐瞒了，而政府的发言人则试图传达中国已经拒绝了铁路和邮政连接这样的印象。11月10日，汪精卫来到孙科系控制的立法院前，并受到了有关北平会谈的激烈的责询。汪断然否认中国外交政策的任何变化或南京承认伪组织的任何意向。汪声称，中国也没有承认铁路和邮政连接或海关关系的建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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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郛活动的反对还出现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通过孙科的努力，这个机构通过了一个决议，阻止黄郛签订涉及承认伪满洲国的任何协定。由于南京这些公开的声明和决议，以及北平谅解中的许多规定直到数月后才执行，国民党政府成功地隐瞒了会议的结果，使得民众及党和政府中的大部分人直到1934年才知晓。到了那时，福建的反叛被打垮了，而来自南方的全面威胁也被大大地削弱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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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33年11月18日的《中国每周评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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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报道，作为普遍反对黄郛将军在北平与日本人进行的将要导致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谈判的结果，国民政府已经电令黄郛和何应钦两人〔原文如此〕中止与对满洲进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代表的商谈……《中国新闻》……刊登了其记者在11月11日于该国首都发来的报道，说对直接谈判的强烈反对已经在政府内部蔓延开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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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显光在1933年11月末写道，黄—冈会谈导致人们担心中国会承认伪满洲国，因而，中央政治委员会采取了行动。蒋和汪特别指示黄，绝不能越过《塘沽协定》的界限，并且要阻止对所有铁路和邮政连接的谈判。董得出结论说，这次事件说明了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全然不同于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旧政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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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猛烈地抨击铁路和邮政连接构想的杨公达对中央政治委员会阻止和谈的报道表示很欣慰。他断言：“目前与日本的谈判是涉及丧失领土主权的谈判”，它们“是助长了对承认伪满洲国的怀疑的谈判；它们必须被阻止”。(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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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灵巧的手法，南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民众对黄郛的所作所为的愤恨平息了。南京把铁路和邮政问题推迟了几个月。蒋介石因而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福建事变和江西苏维埃政权。他再一次经受住了风暴。此外，《塘沽协定》后的数月给南京国民政府留下了明确的印记。以前的亲美派式微了，亲日的势力更加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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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行他的亲日方针时，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是政学系。这个派系是由政客、军阀和金融家在以前的北洋政府时期组成的松散组织。这个派系中像张群和黄郛这样许多知名的领导人与日本具有长久的联系。大部分人曾在日本学习过（像蒋本人一样），能够讲日语。他们具有必要的技能和关系来理顺与中国邻邦的关系。还有其他的亲日领导人，像唐有壬和高宗武这样的人，但他们是与汪精卫而非蒋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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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来说，这个派系的第二个优点是它松散的特性和缺乏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这个派系通过任命其成员担任公职并通过与蒋密切的私人关系，获得了权力。蒋授予了他们执行这项不受欢迎的日本政策的艰巨任务。后来，当他可能需要改变政策时，他可以不冒什么政治危险就把这个派系踢开。蒋也宁愿在诸如CC派、蓝衣社和政学系等几个派系之间平衡政府的权力。因而，所有的派系都依附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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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黄郛和张群外，政学系中的另外两位要员是杨永泰和熊式辉。后者曾经是江西省主席，在蒋的“剿共”战争中名噪一时。他积极支持“先安内”的路线，并帮助蒋设计了新生活运动，把意识形态的活力输入反共的斗争中。熊还把蒋介绍给政学系的老成员杨永泰，杨曾一度在广州反对过孙中山。杨激烈地反对共产党，并成为蒋介石在江西军事指挥部的秘书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提升了这个派系成员的利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做了省主席和内阁的成员。因而，在《塘沽协定》签订后的几个月里，政学系以执行“先安内”政策来为蒋介石服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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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问题继续主导着中国政治。为了得到日本的和平合作，蒋介石不得不从南京国民政府中尽可能小心地清除那些像宋子文和罗文干这类不为日本人所接受的人物。然后，蒋不得不更加依赖汪精卫及其派系，尤其是政学系。那几个月里，还引发了对蒋介石极为有利的对地方势力的大规模改组。在北方，张学良走了，冯玉祥垮了。忠于蒋的中央军现在已进入河北。在南方，蒋已经分化了他的对手，并清除了福建的叛乱者们。这些胜利和对华北和谈的努力掩饰，均无法提升在政治方面表现积极的民众对不抵抗政策的拥戴。因而，即便蒋相对于地方对手扩大了势力，但他也无法动员中国民众来支持南京。政府工作人员、国民党党员甚至是军官们的士气随着政府继续其对日绥靖政策而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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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五章 1934年南京的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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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一种比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巩固的政治地位迈入了1934年。他已经击败或削弱了其大多数地方上的敌手。他把解决华北的棘手问题一直拖延到福建问题被解决以后。他开始了最大规模和最为成功的“围剿”，这次“围剿”最终把共产党从江西赶了出去。从1934年初到1935年初，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公众在《塘沽协定》之后的怒火熄灭了，南京启动了与东京的直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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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一开始东京就发出了各种各样的信号。斋藤内阁曾在1933年秋试图阐明一个总的外交政策方案，日本的军方强行加上了一个侵略计划。在军方的操纵下，东京采纳了日本及其军队要单独地承担起维持东亚和平责任的原则。就像詹姆斯·克罗利指出的那样：“到1933年12月，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以日本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以图削弱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以及英美国家的影响。”(1)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1934年1月和2月日本国会的演讲上阐释了这个原则：“作为唯一的东亚和平大厦的基石，日本承担它的全部责任。我们的外交和国防就根源于这种地位及其巨大的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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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的新观点并不排除向中国示好。在1月23日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广田提到了关于中日关系改善的传言。他总结说，这些报道迄今尚没有什么根据，但他表示希望中国“能与日本常保善邻互助之关系，以贡献于东亚之平和及发达，不可不谓当然之使命。……若中国而谅解帝国之真意，帝国殊愿不吝以充分好意的态度报答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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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叛乱刚被解决，南京就向日本发出建议。蒋急于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五次“围剿”上，并想平息外来的威胁。1934年2月21日，汪精卫会见日本驻中国领事有吉明，双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后，有吉告诉日本记者，他已了解到中国的态度“急剧地变得缓和起来”，“那些主导着中国政府的人，无疑正在真心实意地致力于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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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1934年初直到1935年中期，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避免与日本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并集中力量对付国内敌人，似乎很有可能。但即使在这“先安内”方针的“黄金时期”里，也并不是没有麻烦。东京坚决主张由日本主宰东亚，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伪满洲国问题在关税、贸易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仇视。关东军极端分子并不支持和平，并连续策划新的骚乱。南京不得不经常为各种事件进行道歉、调整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命，解决突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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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问题相当重要。例如，1934年1月初，当张学良从欧洲回到中国时，一个潜在的外交危机已经逼近。少帅此时以西安为中心，想重新执掌东北军，但日本领导人强烈反对他在华北产生任何作用。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私下里通知南京，并且，1月23日广田弘毅在国会的演讲中间接地提到过它。关东军头领们的批评则更为直截了当。蒋把张任命为汉口“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因而稳稳地使他离开了华北，这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关东军给予的压力。尽管如此，其政治代价是张和东北军将领们的疏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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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件的重要性相对较小，但仍然可以产生一种危机氛围。1934年2月中旬，一艘日本海军战舰在海南岛停泊，舰上的水兵开始在好几个地方拍照。这件事没有马上引发什么后果，但它造成了公众对日本人意图的忧惧。而伪满洲国问题一直都悬而未决，3月1日，尽管南京加以反对，但当溥仪正式加冕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时，问题又出现了。似乎是为了与中国人在这件事上较劲，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部于3月3日在该市南部举行军事演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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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南京和东京之间关系的修复被连续不断的问题所破坏。但尚没有哪个问题接近“一·二八事变”或长城之战的危机程度，也没有哪个问题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可克服的政治难题。不过，这种气氛给“先安内”的批评者们提供了一个习惯性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在审查范围内）的契机。自由的批评者们继续抨击亲善的概念。例如，1934年1月18日，《中国评论》写道：“在其他国家，没有哪个政府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丢了两个省以后，还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但国民党的统治在失去东北两年以后，今天仍然维持着。”(7) 显然，这个作者并不乐意与东京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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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溥仪的加冕，专栏作家孟长泳呼吁蒋采取行动：“为什么蒋总司令一直留在江西呢？为什么他的能力及其用途仅仅被限制在江西的‘剿赤’战斗中呢？”自然，答案是蒋应该放弃“先安内”的政策。孟写道：“我们认为与共产党作些让步和达成某些谅解及协定不是什么耻辱。但当外国侵略者屠杀我们并占领我们的领土的时候，向他们让步并与他们签订协定则是奇耻大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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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由派的报刊，来自广东的谩骂声浪也是滔滔不绝。那里的领导人似乎把每一次新的事变都看作是攻击南京的武器。例如，1934年4月，邹鲁写道：“抗日军队全被消灭掉了。没有人奋起抗日……甚至民众反日的舆论也不能表达了。”(9) 左派团体做了附和。中国共产党也攻击不抵抗政策，无疑他们渴望转移第五次“围剿”的压力。1934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对《塘沽协定》，并反对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几天后，宋庆龄和其他赞成抵抗的左派领导人发布了一个总的抵抗方案，呼吁南京动用国家所有的武装力量来回击外国的入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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