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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34年中日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不断的冲突依然为蒋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但蒋介石真的担心这类反对吗？他在乎“民意”吗？毕竟，他使得他的大多数地方上的对手中立了，且没有重要的政治挑战。实际上，对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开始影响到蒋最关心的一个群体——他自己的军官队伍。南京软弱的外交方针开始在军事将领中造成一种萎靡不振的气氛，这些将领们还由于日本的入侵，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这种不满甚至破坏了蒋的第五次“围剿”。尽管国民党的军队与共产党的相比，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但进展迟缓。在蒋的司令部任职的蓝衣社头子邓文仪回忆说：“军纪不良，许多中上级军官都希望北上参加抗日的战斗。因而他们在江西打了很长时间而未能获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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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无意退兵，而是准备对共产党进行最后一击。他试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的斗争——新生活运动，来维持军队的士气，并向他们证明“先安内”政策的成效。1934年3月18—21日，蒋在南京召集了100名中央和省级主要领导人，以宣传总司令及蒋夫人植树的照片开启了这场运动。除了巩固其军队的意识形态信仰外，蒋还企图向他们推销“先安内”政策。在这次会议的一次秘密的开幕讲话中，蒋为这个政策做了辩护。他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临近，一场大劫难将于1936年或1937年发生。蒋确信这场新的战争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如果中国加入战争时已获得了统一，中国将能够得以复兴，并由弱转强。如果中国加入战争时还是一个贫弱、分裂的国家，它将被消灭掉。因此，必须首先达成内部的团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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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在维持其外交方针时还面临着可怕的政治挑战。这种政治上的威胁不像福建叛乱或冯玉祥抗日同盟军那样来势汹汹，但却丝毫不亚于后者。蒋不得不维持其军队和其政治上的支持者们的士气。他不得不向他们证明对日本忍耐和妥协的政策有助于国家的利益。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最佳时机，这也并不是项轻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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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天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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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蒋介石发出的要忍耐的号召将在这个春季受到严峻的考验。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著名的“不插手中国”的声明，被西方媒体称作“亚洲的门罗主义”。天羽声明引起了西方列强和南京的抗议，并在中国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这场危机威胁着蒋在反共运动高峰期的政策，并且赞成抵抗的势力谴责南京默认了这个原则。事实上，政府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某些日本反对的财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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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声明不是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而是天羽针对西方与中国的财政协定这个问题，对日本记者所做的口头回应。天羽提到了日本在亚洲的特殊作用，他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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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反对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来反对日本的企图。我们也反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期望以夷制夷。任何外国列强采取的联合行动，即使是以技术或经济援助的名义，在这满洲和上海事变后的非常时刻，肯定具有政治含义……所以，日本必须把这类事情作为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个别国家与中国进行的经济和贸易问题的谈判，可能在事实上帮助了中国。但其结果将威胁东亚的和平，日本必须反对这类援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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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求控制所有涉及中国的援助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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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伦敦和其他西方政府对这份宣言进行了抗议，认为无法接受，且该宣言破坏了以前的协定。东京后来在4月26日发表了一个重述性质的并略为和缓的修正声明。西方政府认为天羽声明是一个新的原则；但就像詹姆斯·克罗利和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天羽只是把现存的日本政策应用到特定的情形中。广田弘毅早就阐明了东京独立承担东亚和平责任的原则。尽管如此，这位外务大臣的演讲显得宽泛，因而没有引起西方政府的注意。天羽则是对外国援华的这一具体问题做出了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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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外交部于1934年4月19日表示了抗议，反驳东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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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中国既系国联会员国之一，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认为其应有之义务。中国于努力达到此项目的之际，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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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声明相对温和，并且是辩护性的——对于许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行动的批评者来说，显得太过温和。一名观察家写道：“全国上下的中文报刊对日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1933年夏日本入侵华北以来，在激烈的程度上不可等量齐观。”(16) 即使是谨慎的胡适也写道，天羽主义造成的“严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条’还更严重，也许比‘九一八’以来的任何事件还更可怕”。果如所料，胡汉民抨击南京软弱的反应，指出中国本应求助于1922年2月的《九国公约》，并召开一次签字国的会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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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危言耸听者的呼声很多时候意味着不同意蒋的“先安内”政策及与东京的和谈。1934年4月24日，北平的《晨报》宣称：“国人应从今兹日本宣言，而痛感中日关系，决非一时敷衍所能改善。我愈退让，彼愈侵迫。”(18) 《中国评论》认为天羽揭示了“日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保护国，并终结国际相互合作的阶段……她对主动出击的简要宣示，应该使南京认识到了拖延不作为的必然后果”。(19) 许多人担心如果接受了天羽声明，中国将永远失去来自日本以外的援助，并永远无法进行防御。王芸生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注意到了这个新原则“破弃国际公认的门户开放主义，公然宣布关闭中国的门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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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声明也是东京早期反对宋子文及其政策的运动的高潮。这名被日本人视为亲西方的前任财政部长，在前一年里，试图施行一项广泛的反日经济计划。他的方案中所有的内容，如国联的援助团、美国棉麦借款、从西方银行家那里获得财团贷款的努力、新的关税，已激起了东京的愤怒，并加速了宋的辞职。日本继续施压以扭转宋的政策。对天羽声明的争论将凸显日本在1934年这场争斗中获得的成功。南京改变了宋的倡议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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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把国联的技术合作和援助团视为宋的政策中最为头疼的部分。自1931年以来，国联曾派出各种各样的专家来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他们最初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一起工作。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缺乏资金，大多数国联的专家仅从事调查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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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联盟规模不大，但其与国联的关系令东京深恶痛绝。日本（在1933年2月）退出这个机构后，就把国联看作是西方列强的工具，并下决心破坏中国与日内瓦的联系。当时，东京还痛恨国联援华团团长波兰人路德维希·W.罗杰曼博士。罗杰曼与宋子文一直过从甚密，1931年9月他曾在南京，其时他显然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说服了蒋介石向日内瓦发出吁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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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反对，但宋在他1933年的国外之旅中，促使国联扩大了该项目。7月，日内瓦组建了国联与中国合作的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东京派遣国联前官员杉村阳太郎来华，其目的是逼迫南京反对这个项目。与这一举措相呼应，东京军事当局呼吁日本采取强硬措施，预先了结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旧的西原借款。(22) 日本报刊向南京警告了国联计划的可怕后果。有消息说：“这样的合作，只是导向政治干预的一个阶梯，它必然造成列强共同统治中国。”(23) 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照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认为技术合作和援助团是反日的阴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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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地破坏了这个计划。即使在天羽声明以前，中国已开始逐渐控制来华的专家人数。传回给日内瓦的消息说，蒋介石对这个援助团并不像宋子文那样热诚。汪精卫在他1934年3月与有吉的谈话中显然做了说明。1934年4月底，蒋在南昌通知政府领导人，说国联的计划将被废除。其间，英国政府由于从情报网络获取了蒋的态度，因此急于安抚日本，向日内瓦建议中止罗杰曼的使命。国联的秘书长约瑟夫·阿维诺希望弥补日内瓦与东京之间的裂隙，便欣然同意。1934年夏，罗杰曼恢复了在日内瓦的职务，而中国技术合作项目则名存实亡。1935年春，当在国联指导交通和运输项目的罗伯特·哈斯访问中国时，他受到了冷遇。作为为“先安内”政策付出的部分代价，南京悄悄而又巧妙地接受了东京的要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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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还攻击宋子文在1933年安排的美国棉麦借款。这项借款的收益被指定用于国联的计划及与宋有关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加剧了日本对这项美国业务的反对。日本在南京和华盛顿均强烈地抗议过这笔借款。在1933年7月的一次声明中，日本外务省声称这笔借款会用来帮助中国抗日和反对伪满洲国，因而是东亚和平的障碍。1933年7月19日，大阪《每日新闻》声称其资金将被用于军事装备及抗日活动。(26) 粤系也抨击这笔借款，暗示它将被用于内战。日本报刊重复这些批评，东京甚至把它们收进了给南京和华盛顿的声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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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宋子文下台后，东京再次施压以削减这笔实物借款。借款措置中的严重问题帮助了日本。因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推进他的抗日计划，宋签订了一份有瑕疵的协定。按照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阿瑟·N.杨格的说法，宋可能意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美国的借款将提高中国政府的士气，并在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有利于其总的财政局面。(27) 宋安排贷出方在美国市场上采购价值4000万美元的棉花和1000万美元的小麦与面粉。但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在中国售出这些来清理这项账目吗？据理查德·C.布什的研究，宋是基于中国棉业巨擘荣宗敬的估计来决定中国的市场容量的。也许是荣希望把棉花价格拉下来，他似乎给了宋一个过高的估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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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因素共同形成了反宋的力量。中国的城市经济在1933—1936年进入萧条阶段，造成棉纺织厂停工歇业，并引发制成品价格大跌。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出产了大量的棉花，造成了棉花交易价格下降。因而，南京出售这批美国棉花时遭到了严重的困难；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后，开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清理物资。小麦出售也遇到了麻烦。政府进口的与本地的产品直接竞争，造成了国内的商品市场停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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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孔在出售实物中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反对，特别是在棉花市场上。美棉的质地优于中国本国的棉花；棉纺厂使用进口产品生产细纱，而使用本国商品的棉纺厂生产比较便宜、粗支的产品。让南京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国大多数生产细支产品的棉纺织厂是日本人开设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工厂集中生产粗支产品。为了售出美棉，南京不得不向日本人的工厂兜售。如果价格有利，日本厂主是乐于购买这些棉花的，但东京发布了因“国家原因”禁止购买的明确命令。日本的这项举措是最后一击。到1934年初，南京已远远落在其批准的采购量后面。最后，它重新出口了这批棉花的大部分。1934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把借款协定从5000万美元减少到2000万美元。当1935年4月物资采购完成后，中国实际上仅使用了1710万美元的贷款，即1000万美元的棉花和710万美元的小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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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甚至在天羽声明发表以前，日本削弱美国借款的行动也获得了明显的成效。东京不允许日本人控制的工厂购买棉花，加上1934年春南京不愿意采纳违背日本意愿的经济政策，这些因素共同破坏了借款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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