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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殷同来到大连、天津和北平，签订平奉铁路运营的最终协议，这份协议于6月28日公布，并于7月1日生效。第一天被一次爆炸所破坏，这次爆炸发生在塘沽东部，炸死了10名乘客。(60) 在上海，曾经一直帮助安排运营服务的中国旅行社总部窗户被捣毁。这促使其负责人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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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行社原来不愿接受铁道部的提议。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政府当局的坚持，并由于作为中国公民履行其职责，中国旅行社的董事会最终决定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在这件任务上与日方进行合作。尽管肯定东方旅行社将是一件蚀本生意……中国旅行社为了服务国家的缘故，仍没有对损失加以考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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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蒋、汪、黄郛、中国旅行社，或是南京的任何机构，没有人想公开地承担同意与伪满洲国建立铁路服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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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反应是负面的，尽管其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被审查和期待已久的协定的虎头蛇尾性质所削弱。建立一家新的机构来负责交通，并未减轻人民的担忧，即中国出于实际考量而承认伪满洲国实质性的存在。其他人不满南京未能对其政策做出解释。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张奚若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对铁路服务问题做出反应。张悲叹说，中国政府从未公开地解释过为什么它会在这件事情上退让。有人推测，铁路服务曾是达成《塘沽协定》谅解时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张认为当时汪精卫信誓旦旦说没有附加的秘密条款则显然是谎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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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关东军头目再次就邮政和交通问题施加压力。1934年7月21日，殷同回到大连，商谈非武装区的地位和邮政问题。(63) 尽管中方没有透露会议的活动，但它仍然引起了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月刊》的注意和批评，它抨击这次会议，再次谴责《塘沽协定》包含现在正在实施的这些秘密条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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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问题阻碍了邮政问题的解决。在伪满洲国发行自己的邮票后，中国于1932年7月曾发起一次抵制东北信件的运动。接受这些邮票显然意味着承认这个伪政府的存在。西方列强支持这种封锁，并向国际邮联做了照会。在从东亚到欧洲的信件传递中，满洲的战略位置引发了难题；到1934年春，西方对联合抵制运动的支持动摇了。1934年5月，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如果邮政关系被视为邮政组织之间的联系，而非政府之间的联系，可以恢复通邮。国联和中国的不承认原则仍然不会受到侵害，或者就像这个建议所表述的那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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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黄郛于1934年8月11—16日在庐山与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好几次会谈，其间，讨论了邮政事务和华北的其他问题。关东军保持着对河北的高压，8月24—25日在平津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8月26日，日本海军在渤海湾开始演习，这场演习包括对塘沽港的实际封锁。(66) 关东军当局还任命了一个由伪满洲国邮政机构负责人藤原保明为首的正式代表团来谈判邮政服务。9月21日，南京派出了一个由中国邮局总干事高宗武率领的正式代表团来谈判邮政问题。其间，黄郛对中日之间的僵局能够被打破感到满意，在南方逗留了几个月后，于9月19日回到了北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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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判立即面临着直接的困难。日本人坚持认为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坚持不与伪政府直接打交道，并要求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处理邮政服务。由于这些冲突无法解决，中国代表团接到另外的指示，于10月初返回南京。而10月底的新一轮谈判还是陷入了僵局。黄郛让南京领导人了解到谈判的进程，担心如果谈判破裂，关东军将用它来作为借口挑起事端，建议进行让步。他显然说服了蒋和汪精卫。(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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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绝对不愿在承认伪满洲国这个敏感问题上让步，否则国内的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例如，胡的《三民主义月刊》在11月发表社论，说蒋曾在日本的授意下派遣黄郛到北平，而黄也将成为华北的溥仪。(69) 甚至在南京的官员内部也起而反对。汪精卫和唐有壬向中央政治委员会与以前反对向伪满洲国开通铁路服务的交通部长朱家骅做工作，以确保其赞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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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11月7日提出了一项新的让步，但被关东军的官员所拒绝，然后他们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11月19日接受日本的方案，否则，日本将中止谈判，让中国来承担责任。11月2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全权委托唐有壬前往北平，去接受日本最后一组要求。1935年1月10日，中国本土和伪满洲国之间的信件业务恢复了，南京在其官方声明中说是“为了人民方便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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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安排尽管使中国濒临承认伪满洲国的危险，但确实为南京提供了一个“面”罩。信件的实际传递通过中国人建立在山海关和古北口的一家机构来进行。邮票和邮戳将不用伪满洲国的名称，而使用欧文字母。伪满洲国发行了一种既没有印上它的名称也没有印上其“皇帝”肖像的特殊邮票，以用于中国的业务中。即使在信件业务恢复后，一些困难依然存在。例如，中国政府拒绝发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信件，除非它使用以前的名称——长春。(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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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说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一种极为怯懦的境地，因为它成了第一个违背联合抵制伪满洲国邮政的国家，意味着整个不承认的立场将随之破灭。《三民主义月刊》讥讽性地引用南京宣布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为了人民方便之故”。它说，这“实在滑稽”，因为迄今为止，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显示出对人民的方便丝毫的关心。但其他撰稿人支持这次行动。《时代公论》注意到与在东北的家庭成员的联系被隔绝的那些人的痛苦，并且，当把信件寄往欧洲而不能经满洲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传递时，需要多费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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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定也提供了电报和电话服务，这两者都经过山海关来联结。前者于1935年2月5日设立，后者于6月1日建立起来，两者都由交通部指导。(73)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空中交通。中国人曾在1933年11月的北平会议上同意将空中联结放在中国本土与东北之间的交通联络的谈判中。尽管如此，南京不愿同意航线的联结。因为它们基本上是一个新的业务，而不是以前现存联系的恢复，并且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一个明显标志。此外，日军在1933年的危机中，曾使用飞越领空来恐吓北平和天津，在公众中造成了对日本空中力量的强烈担忧。关东军已在热河和长城沿线修建了机场。在1934年，天津当局曾抗议日本的华北驻军在天津的南开地区修建机场，但没有成功。在日本的支配下，任何进一步的空中联络都被看作是令人不得安宁的。因而，黄郛把航空问题一直推迟到1935年的春天。(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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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黄郛把整个交通问题掌握得很好。他成功地走着钢丝，如果他不作为的话，就会受到日本军事行动的威胁，而如果他急于行动，又会使南京面临政治困难。黄尽可能地拖延这个问题，从而把对蒋介石的政治损害降到了最小。因而，总司令可以在“围剿”的关键月份中，集中精力对付江西苏维埃政府，并在后来共产党的军队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时，进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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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攘外必先安内”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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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夏季和秋季，蒋介石似乎已经稳定了中日关系，而第五次“围剿”也趋于成功。谈判延伸下来，并化解了一些问题，如铁路和邮政问题及日本人破坏宋氏经济方案的决心。即使是像横生枝节的天羽问题的突发性打击，也通过谈判得以控制。尽管如此，蒋这几个月中在控制日本问题上的成功，直到事后才显现出来。这一次充满了危险，潜在的中日危机原本可能随时爆发，迫使蒋延缓了其反共军事行动。最大的风险绝不是来自像关税或与伪满洲国的铁路连接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南京已经预见到了，并谨慎地控制住了。最大的威胁是那种突发性的“事件”。在中国的中日紧张气氛中，总是存在着单个的挑唆者可以采取行动从而造成局面突然升级失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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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的潜能是巨大的。在中国某些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没有突发性的事件。在6月初发生的事件可能具有典型性，当时在天津的中国海关检查人员企图登上一艘名叫“昌平丸”的日本轮船。他们被手持刺刀和手枪的年轻日本人阻止了。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下，中国提出抗议，但通常在日本的压力下屈服，这次也是如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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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在南京的失踪，是这些事件中最为危险的一次。仇视在短瞬之间就迫在眼前。事件开始于6月8日夜，在有吉明对南京的访问结束时。在有吉离任的欢庆中，藏本不见了，他的失踪在次日早晨才被发现。当时日本官员照会中国的外交部，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寻找藏本。南京警方进行了全面的搜寻，悬赏15000银圆给提供线索的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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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没有明显的证据）均把责任推向对方，这就是1934年6月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官员和记者立即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个阴谋，认定这位领事已经被中国逮捕以向日本的外交官施加压力。中国人则肯定这个事件是日方的一个阴谋，是用来制造军事行动的借口。许多人想起了为日本人进攻东北提供了托词的中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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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事馆明确地把责任推给了南京，为失踪事件向中国政府做了强烈的抗议。在一份正式声明中，副领事田中把这件事说得极为清楚：“证明了中国政府无力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77) 领事馆让日本海军派军舰到南京以强调其不满。从上海向上游开来的“对马”号巡洋舰和“苇”号驱逐舰，与另外一艘来自汉口的驱逐舰相会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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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闻报道坚定地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场阴谋。联通社从上海发回的报道讲述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日本领事官员的无礼事件。联通社声称藏本最近曾抱怨被中国警察跟踪。日本记者立即谴责中国警察的监视，并同时把它作为中方责任的证据。在这个框架内，一个阴谋理论可以很快被塑造出来。6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写道：“在藏本先生不明不白地失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宪兵曾对日本总领事馆的官员进行盯梢。所有那些游荡在日本总领事馆官员身边的中国人都被认为是蒋介石领导的臭名昭著的蓝衣社控制的特务……因而，藏本先生很可能是被这些特务绑架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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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日本报纸甚至更加直接。例如，东京的《时事》称是中方的责任，并对仅是由于特殊原因的说法进行质问。“不论是什么动机激发了中国人的愤怒，导致了藏本的失踪，不论它是由中国内战而引起的政治阴谋，抑或是一场针对藏本个人的恶意行为……中国必须明白问题是非常严重的。”(80) 6月13日的《报知》写道：“如果藏本事件系中国政治阴谋所致，那它给全世界提供了一堂有关中国真实现状的实物教学课。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哪个镜头比现在当前的事件更能再现中国乱七八糟的状态了。”(81) 日本的右翼组织对这个事件大加利用。6月12日，国体拥护联合会的头目向外务省发出呼吁，要求日本采取强硬的行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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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当这位走失的副领事被发现藏在靠近明孝陵的小山上时，藏本事件便突然告终。在赏金的激励下，当地的农民向中国警方报告了他的所在之处。中国警方在把藏本送回给日本当局前与他进行了谈话，并报告他躲到山上显然有自杀企图。藏本可能遭受了情绪上的困扰和事业上的困难，在有吉访问南京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由于公使的离任，藏本明确地被指派去管理行李。由于受到了侮辱，这位副领事溜到了郊外，在那里准备绝食自尽。在对他询问之后，藏本被送还给了日本当局，他们很快把他带走，用日轮把他送到上海进行治疗。最后，藏本被隔离起来送回了日本，整个事情被东京隐瞒了起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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