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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藏本的现身，南京国民政府如释重负，一场潜在的危机被消除了。中国媒体对结果感到很高兴，因为东京似乎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当愚蠢。日方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阴谋，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正如《中国每周评论》所写的那样，藏本“不仅活着，而且是一场国际事件中的主角，这场事件给了日本帝国政府以绝顶的讽刺。最具讽刺性的是在中国的日本外交、海军和军事方面的官员，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藏本的失踪夸大成一场重要的外交事件，他们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仅仅一个副领事就使他的国家备受讽刺，而所有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将无法阻止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嘲笑，对于一个卑下的日本人而言，它依然如故。”(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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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没有马上原谅中国。国民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写道：“外交大臣活着被发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冒犯的政治性质……因为一名在中国首都特别警卫队护卫下的外交官，是不能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弄丢的。”(85) 最后，日方慢慢地接受了中国警方的说法，藏本是由于个人原因单独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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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初的喜悦消退之后，许多评论家反思，这次事件是如何导致中国濒临灾难的。正如汪仲芳所写的那样：“我们一想到万一他真的被……〔杀〕接踵而至的可怕后果，就不禁要战栗。只要有他失踪或发现已死的事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将成为一个充分的借口，对此，日本政府可以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过激行动。”由于军官中村被杀就足以入侵东北，那么，一名副领事的死亡“将肯定被当作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征服全中国的一个千载难逢之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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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写道：“五天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并充满了紧张和焦虑的气氛。”他回顾说，在此期间，“政府债券的价格急剧下跌……〔但是〕，一当他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证券市场立即回升”。汪写道，现在威胁结束了，但第二次这样的事件则随时还会发生。“我们总是处于日本威胁的危险之中。”(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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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整件事是日本的一个阴谋，一次悉心策划的挑衅事件。迟至1981年，一份国民党官方有关该事件的报告称，藏本“告诉警方，说他是奉命失踪，以给日本提供一个干预中国事务的借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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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藏本事件持续不到一个星期；这次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这次事件暴露了蒋“先安内”方针的脆弱。一个人——似乎是出于个人原因采取的行动——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日本媒体大都对蒋在实施绥靖政策中的政治牺牲视而不见，宁愿立即对蒋和蓝衣社进行谴责。日本官员似乎乐于使用军队作为胁迫的首要手段——海军会集南京就是证明。中国确实幸运。藏本显然打算自杀，但缺乏进行到底的勇气。假如他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死了，来自右翼势力对东京的压力可能迫使日本采取侵略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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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直留在江西的军事指挥部中直到危机的平息，6月15日他回到了南京。蒋和其他南京官员似乎被新一轮日本侵略的可能性所吓倒。在这件事之后不久，蒋批准了对伪满洲国开通铁路业务；几天后，7月3日，南京公布了新的亲日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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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藏本事件和进一步的对日妥协后，再次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辩护。面对他在江西军官们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一个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的低落士气，蒋于7月23日和24日在庐山向军官团做了秘密演讲。在这些讲话中，他强调日本的绝对优势及其战争准备，与中国的不备战进行了对比。他号召其军官予以更大的投入和奉献使中国备战，而他同时劝告要忍耐并理解“先安内”的必要性。中国军人必须致力于“恢复我们军人的人格和灵魂，……完成吾人安内攘外复兴民族之革命使命”。(89) 蒋警告说，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长城，每一位军人都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献身于民族大业。他劝诫说，鉴于以前每人每日工作8个小时，他们现在必须工作12个小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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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警告说，这种紧迫感并不意味着马上抵抗，时机并没有成熟。他说：“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哪〕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于〔如〕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于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哪〕一项都已准备好了。”蒋通过对比说，就中国形势而言，“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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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并不认为形势无望。他提醒军官们，中国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引用孙中山的话）。因而，日本不仅必须挑战中国，而且必须要打败所有的西方列强，而日本缺乏完成这个目标的力量。蒋评论说，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给日本造成真正的军事问题。他说：“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因为“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中国太弱，以至于日本最高司令部无须认真地考虑其军事威胁，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苏联和英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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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警告他的军官们不要理睬企图利用日本问题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分子的诽谤”。蒋重申孙中山早期的警告：“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以在十天之内占领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后来一般反动派，说这些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93) “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所以今后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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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回应了蒋的观点。“闻得有些同志将‘剿匪’与御侮看做两件事，以为‘剿匪’为轻，御侮为重，这是很错误的。……犹如要向前方去打仗，必须肃清后方。国内的‘匪患’，如果不能‘剿除’，那么，我们步步受着牵制，有何方法去抵御外侮呢？”汪称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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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如此不得人心，但在1934年，“先安内”仍然是蒋汪政权的政策，并且，它收到了成效。中日冲突避免了；11月10日，国民党军队进入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首都瑞金，蒋介石已把中国共产党逐出了中国南方。但代价依然高昂。为了迎合日本，蒋介石不得不极大地改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废除国联的项目，削减美国的棉麦借款，并降低对日本产品征收的关税。在华北，蒋不得不批准与伪满洲国的交通连接，这就软化了不承认的立场。所有针对日本要求所做的这些妥协，在政府内外弱化了南京领导人民族主义的公信度。蒋介石面对着江西军官团中的不满，不得不持续地用演讲和运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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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六章 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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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力〕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终究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1) 这些表述中日合作必要性的言论，出现在徐道邻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段落中。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敌乎？友乎？》，写于1934年10月，发表在一家与外交部有关的《外交评论》12月的增刊上。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要旨是蒋介石授意其秘书陈布雷，由陈撰写了最终的样稿。正如蒋后来叙述的那样，由于政治原因，“不便”以陈的名义来发表。为了偷梁换柱，民国初期著名的亲日政客徐树铮之子徐道邻被署成了作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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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作者身份被偷梁换柱，但这篇文章被大量地转载和讨论，它的官方色彩已是路人尽知。日方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蒋介石对其观点的表达。正如一位日本的观察家尾崎秀积在该文发表后不久评论的那样，这篇文章“作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很值得注意。作者是徐道邻，但据传他写这篇文章是与国民党评论家陈布雷合作的，系根据蒋介石的授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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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乎？友乎？》中，蒋介石表达了中国迫切希望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并在实际上对广泛解决中日之间的困局列出了和谈的要点。作者建议，中国应抛弃以前依赖国际联盟的政策，并开始双边会谈。由于在江西的反共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蒋显然希望解决他的主要外交难题，以集中全部力量追歼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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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开始就坦率地承认南京政府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蒋写道：“〔中国政府〕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中国人也不会希望出现一场解决其问题的世界大战，尽管蒋在以前的演讲中曾这样说过。“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作者总结说，中国唯一的希望是消除战争的可能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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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出和平也非常符合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具有军事优势，但如果战争爆发，征服中国并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日本有能够封锁中国沿海的海军力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其他的外国列强在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并将反对日本。因此，日本与英国、美国或是苏联开战就成为可能。如果日本入侵内地，它很可能会组织一个第二和第三个傀儡国（在华北和内蒙古），但这将要在财力和人力两方面付出代价。民众在伪满洲国的抵抗还在继续，故日本必须在那里留下相当规模的军队；相似的情况也会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即便日本能够在常规战争中轻易地打败所有的中国军队，但城市、港口或重要交通枢纽的沦陷也不会击垮中国或其自然经济。人民将幸存下来，并进行战斗。日本将不得不征服中国每一寸土地。蒋认为，尽管日本的力量强大，但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仍然要建立一种和平的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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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篇文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蒋坦率地承认南京以前的对日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蒋承认南京本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与日本直接进行谈判。没有这样做的结果是，与日本温和派达成协议的任何希望注定要落空，并使军国主义者坐收其利。(6) 蒋还认识到中国官员缺乏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胆量。“九一八事变”已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中国官员担心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们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外交不同于一般的外交。作者引用了列宁在以前的世界大战中大胆地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事例，从短期来看是付出了代价，但最终拯救了十月革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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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和平，那么，它也将不得不做出牺牲。中国人民乐于把日本人视为朋友，但只有在他们抛弃了侵略方针的情况下才会这样。蒋警告说，中国不会接受东北的永久沦陷，因此，为了与中国进行文化合作的方针，日本应该放弃使用武力。它应该在与中国达成更大和解的背景下，归还劫掠的中国领土。蒋认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愿意与日本和解，必须认识到狂妄自大、拖延、裹足不前、感情用事及不理智的想法根本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如果双方能够清楚地认清这些，那么，中国和日本可以变得非常近密，甚至可以永远和平共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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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敌乎？友乎？》表达了蒋的态度：希望全面与日本和解，但也认识到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做出某些形式的牺牲。这篇文章被大部分中国报纸转载，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它的半官方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它发出了蒋介石愿意把中日谈判引向全新的和更广泛的基础的信号。像对“一·二八事变”或长城抗战这样地方性的和直接性的问题的讨论将不再设限。一个总的和平条约似乎是可能之事。因为它暗含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这篇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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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府的文人迫不及待地拥护这个新观念。1935年初，陈公博在一家刊物上撰文称，国家不像个人，不可以有永久的敌人。关系太复杂，且影响世界的和平。陈认为，中国应该改变其早期的立场，并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9) 然而，随着《敌乎？友乎？》之争的持续，在蒋和陈公博这类的汪精卫系之间，分歧日益凸显。蒋和汪之间从来没有谐睦过。这两人均同意与日本进行谈判，但汪显然对蒋不更加公开地支持这项政策心怀不满。蒋经常离开首都，迫使汪独自地实行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且蒋甚至不愿以陈布雷的名义来谈论《敌乎？友乎？》这个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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