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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粤系继续对蒋—汪合作进行攻击。该刊抨击说：“南京政府的独裁者蒋介石和对卖国的外交政策负有责任的汪精卫，继续不停地投降和卖国……中国人民的两大恶敌，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和汪精卫。”该刊最后说：“我们必须反蒋抗日。”(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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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中，张学良是另外一支与南京政府疏远的政治势力。张被派往设在武汉的“剿共”司令部，但他仍然希望返回华北。他对《何梅协定》尤感恼火，因为他的最后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于学忠以及最后一支重要部队五十一军已被赶出河北。尽管蒋向张通告了华北的人事变动，但张无力阻止他们。张渐渐地形成了更加强硬的反日立场。就在《秦土协定》后不久，他公开宣布：“政府现在应该调动国家所有的力量来抗日。”(128) 私下里，他告诉于学忠：“我希望领袖蒋介石能改变对我的任命，不要让我与共产党作战，而应让我与日本人作战，因为我认为死在‘剿共’的战斗中不如死在抗日的战斗中有价值。”(129) 当蒋于10月2日任命张为西安的“剿共”司令部司令时，他确实又把张及其老东北军将领们重新团结起来。尽管如此，蒋的意图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获得老东北军对其发动最终的“剿共”战役的支持；他估计西安的军官们在少帅不在时是不会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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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35年夏季慢慢地逝去，其他人开始赞成张的抗日倾向。在政府内外，对向日本妥协的憎恨非常强烈。那时在江西失败后撤出、正在进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种局面。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尽管对南京领导人进行了谴责，但它呼吁停止内战，并暗示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此，1935年夏这些事件的汇合使许多中国人相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失败了。冀—察危机加上《新生》事件证明，只有彻底投降，日本人才能满足。中国人必须抵抗，否则就会被消灭。与此同时，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问题出现了可能。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在中国形成了停止内战、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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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935年夏不抵抗政策的政治代价必须与其收益进行衡量。推迟了对日开战，蒋可以继续追歼共产党。以此为借口，他把中央军调入了四川，在这个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首次确立了南京的影响。南京政府还利用这几个月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源，以便在1935年秋进行货币改革。蒋提倡新生活运动，以便重振国民党的士气。因此，南京从延迟对日开战方面获得了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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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蓝衣社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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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清除华北的抗日活动中，日本人主要对准蓝衣社。日本军方与媒体均把这个组织看作是一个秘密的、抗日的机构，并指责他们策划了在中国几乎所有被认为是仇日的事件。对蓝衣社排山倒海般的谴责，时常忽略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把他们与日本所反对的中国某位政治人物联系在了一起。(130) 对蓝衣社的指责还被用来把蒋介石与抗日活动直接联系起来。1935年8月，在重要刊物《支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北事件与蒋介石的责任》的文章。文章断言，由于蒋直接领导了蓝衣社，他对华北局势负有直接的罪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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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说法如果仅限于公开的言论，它们可以作为纯粹的宣传而予以禁止，但它们还出现在日本政府内部发布的秘密情报中。例如，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岩井英一的一份研究中，就重复了对蓝衣社的许多公开指责。他把该机构描绘成坚决抗日、积极领导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以支持在满洲的抗日力量而著称，并参与了暗杀与日本进行合作的中国人。岩井指出，蓝衣社设计了一个长期的抗日计划，从而对日本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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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写于1934年的情报，指责蓝衣社在吴世昌领导下在伪满洲国的行动，认为他们对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一系列抗日恐怖活动负有责任。这份报告称，蓝衣社配合了东北抵抗力量的活动。在天津的机构也积极刺探日方情报，并参与暗杀，派人潜入伪满洲国。至于北平，这份报告援引了被视为蒋介石堂弟的中央宪兵司令蒋孝先的话。1934年的这份报告，列出了它说是在1934年2月潜入伪满洲国破坏铁路的特工的具体人名。4月11日，另一批10余名恐怖分子从南京被派到了天津（名字被列出）。蓝衣社已悬赏50万银圆购买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脑袋，而对各个军事和政治合作者也都定下了数目稍小的赏格。(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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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35年的一份政府报告《蓝衣社的组织及其反满抗日活动事例》中，对蓝衣社甚至予以更加强烈的谴责。它称，蓝衣社参与了抗日恐怖活动，与抗日的全国救亡联合会密切合作。蒋介石利用了最近的河北和察哈尔问题实施了抗日反满的活动，包括一系列的暗杀。这份报告捕风捉影地称，蓝衣社的核心是复兴社，该社是运动真正的前线组织，拥有10多万名成员。这份报告张冠李戴地说何应钦是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但它确切地把蒋介石说成是运动的首脑，并查明了其他领导人如刘健群的身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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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继续写道，伪满洲国新一轮的恐怖活动，从1934年7月25日的一次会议后数量有所增加。在这次会议上，徐会之被任命为蓝衣社东北局的头目。报告称该局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在东北的抗日活动和恐怖行为。包括一些有组织的朝鲜人在内的暗杀团在天津进行行动，并试图潜入伪满洲国。蒋介石也亲自派遣蓝衣社的铁血团成员到北方从事恐怖行为。有50名成员已经来到了北平，有半数进入了伪满洲国境内，另一半在通向奉天的铁路沿线领导了一场暴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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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于夸张的谴责，但这份报告指出了日本人在与蓝衣社打交道中的成功。1934年4月，当这些特工潜入山海关时，许多人已被捕获。当铁血团特工的暴动被镇压时，他们被抓了起来。不过，这份报告称，威胁仍然存在。1935年1月，一名蓝衣社的特工已着手实施在奉天地区支持抵抗的计划，并且，还有一次企图在溥仪赴日途中对他进行暗杀的活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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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认为，蓝衣社仍然控制并指挥着在伪满洲国的主要抵抗部队。它列出了吉林、黑龙江、奉天和热河将领的具体姓名，并暗示他们的部队仍然是伪满洲国的一个威胁。蓝衣社还在华北和满洲指挥着反日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媒体的活动。这份报告援引《大公报》4月刊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伪满洲国的动乱的，另一篇是关于鸦片的，作为蓝衣社成功地传播抗日情绪的例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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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报告附上了一长串属于蓝衣社特工策划的具体暗杀和暗杀企图的目录。这份目录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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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应为5月——译者注〕暗杀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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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在天津刺杀吴天民，出于他所谓的日本关系（吴曾在山海关地区率领一支亲日的傀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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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在罗隆基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后，将其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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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吕律被捕并死于监禁中，吕是一名前天津政府中反对蒋介石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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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枪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的报纸主笔刘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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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胡汉民的另一名关系人黄少谷之死（此处的指责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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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6日暗杀热河的前官员姜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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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3日在天津刺杀两名报人，促成了《何梅协定》。(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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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十分广泛。蓝衣社——暗指蒋介石——真的是华北和伪满洲国一揽子抗日活动的背后主谋吗？日军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把它提高到作为在中国采取行动的借口。在1935年6月的谈判中，日本人喧嚷的废除蓝衣社的要求，说明了他们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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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即使是对这些情报粗率的解读也显示出其威胁被极大地夸大了。各个不相干组织的抗日行动总是千篇一律地被归入蓝衣社的名下。例如，《大公报》刊登的关于东北骚乱和鸦片的调查文章，与蓝衣社基本上不相干。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向由张学良的追随者控制着，并得到了中国青年党的支持；它不是一个由南京领导的机构。蓝衣社对满洲此起彼伏的抵抗基本上不负有任何责任。根据李昌西的研究，国民党几乎没有给抵抗者任何支持，而他们的数量在1932年最多时达30万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降到了仅有2万人。李认为，1935年这些部队的影响确实增强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之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共产党增强了对抗日军队的领导，而非蓝衣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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