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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日方的情报中明显地夸大蓝衣社的作用呢？不论是军队的，还是政党的，大多数日方的情报机构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路线。情报部门不是想通过与蒋介石谈判，将他在北方的政治地位合法化，而是希望削弱他。因此，尽可能多地把他的蓝衣社说成是插手了反日事件，对他们来说，在知识上和策略上非常便捷。因为，如果蓝衣社被牵连进了这些事件中，那么蒋作为他们公认的领袖，要对伪满洲国的抵抗和华北的不得体事件负责。蓝衣社的活动证明了蒋对其和平建议的“无诚意”，显示了其“两面性”的政策，并迫使日本竭力孤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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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蓝衣社的谴责还可以为日本激进分子的大亚洲主义进行辩护。如果日本在满洲创建了一方“王道乐土”，在那里，所有亚裔人种在日本的庇护下能够和谐地向前发展，那么，谁能够解释持续不断的抵抗呢？外面的煽动者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大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没有本土的抵抗才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蓝衣社的阴谋为“王道乐土”中持续不断的“麻烦”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解释。它还顺理成章地为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军事集结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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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特工在高估蓝衣社时，也许说的是实话。许多人似乎真的担心该组织可能会振兴国民党，并在南京创立一个更为强大的政权。这类担心有时近乎癔想。日本的情报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正如迈克尔·勃恩哈特对日本情报搜集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日本特工经常出错，更为严重的是，当局参考情报几乎总是用资料来支持先入为主的成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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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本特工可能由于认为蓝衣社是和自己一样的组织而误解了它。诚然，关东军激进分子追求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促进扩张主义的目标。相比之下，蓝衣社的目标更广。蓝衣社运动是一场企图复兴国民党和按照法西斯模式的路线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活动。(141) 蓝衣社的目标是建立强大而有组织的党和国家，这个目标要求解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在这种程度上反日的。尽管如此，在具体实施中，蓝衣社似乎完全效忠了蒋介石及其“先安内”政策。他们大部分的重心，特别是戴笠领导下的其“特务”分支机构的重心，是控制国民党阵营内的亲共势力以及蒋介石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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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起源于1931年底和1932年初，当时一场爱国的热情席卷了全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中国青年的呼声和抗日团体的暴增，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环境。按蓝衣社的重要领袖邓文仪之子、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邓元忠的说法，1932年初蒋介石在接见新的蓝衣社领导人时，对其观点进行了解释，认为中国尚未准备对日开战，但必须从精神上进行重建以备抗战。因此，蓝衣社接受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精神，并献身于长期抵抗的准备中。邓元忠说，他们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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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尽管蓝衣社特工试图阻止中国与日本合作，并参与刺探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计划，但抗日活动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大部分蓝衣社的情报活动似乎是针对共产党和其他中国人，而非日本人。(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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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情报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1935年的一份日本研究概述了蓝衣社天津办事处的头目张天飞的行动，他被说成是华北和伪满洲国抗日恐怖斗争的主谋。尽管它重述了这些指责，但当报告详细描述张的行动时，它清楚地说明控制共产党和工人组织是其首要的工作。另外，张花在支持伪满洲国抗日运动中的支出仅列出了8万银圆。张会见了10余位抵抗军队的代表，要求他们宣誓效忠以换取资助。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测出蓝衣社在伪满洲国的活动规模并不太大，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共产党控制抗日军队，远超实质性地损害日本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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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行动的这幅平衡画面在中国的远征军总司令部1940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这份报告是在夸大事实的需求基本过去之后编写的。这份报告称蓝衣社的目的曾经是剪除蒋介石的异己，包括共产党、胡汉民的支持者及亲日人物。这份报告尽管对戴笠情报网络的发展做了详细的叙述，但对蓝衣社在华北的作用没有做过多的叙述（另外，蒋在1938年春解散了这个机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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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对华北蓝衣社的叙述与在该地区工作的中国特工的回忆录做一对比。最近，刘健群、陈恭澍、唐良雄、干国勋和乔家才的著作以及邓元忠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该地区的重要资料。尽管如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大多数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是由戴笠的前特工们所做。他们经常把人和行动英雄化，与日本人夸大蓝衣社作用的叙述正好是半斤八两，如乔家才的一部题为《铁血精忠传：戴笠的故事》的回忆录、陈恭澍的《英雄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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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方面不作拔高的叙述较为罕见。一名戴笠的前特工魏大铭撰写了题为《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的系列文章。尽管赞扬了戴笠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但魏也做了负面的评论。他称20世纪30年代两起著名的（对史量才和杨铨）暗杀，政治上的代价极大，且是重大失误。在讨论战时情报时，他写道，西方国家把重庆看作是一个情报漏勺，它的密码为日本人尽知。在内战中，共产党似乎比国民党拥有更好的情报资料。(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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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的文章激起了批评的浪潮。乔家才把魏说成是自大和吹嘘。另外，乔谴责说，由于魏曾为戴笠工作过，他本应受到效忠规定的约束，而永远都不应发表这类言论来损害许多特工的名声。乔断言，魏对史和杨暗杀案的评论是对共产党宣传的学舌，并且是为戴笠罗罪。最后，他们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了攻击，因为戴是听命于蒋的。(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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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攻击令魏大铭感到不安，他给《传记文学》写了封短信，说他宁愿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不希望挑起争执或是伤害任何人的名声。他说他的文章是为私人用途而写，而且他没有在发表前进行适当的校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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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值得注意之处，但回忆录文学对揭示蓝衣社在华北的行动仍然十分有用。例如，刘健群属于一个中坚的、高度机密、称为“力行社”的蓝衣社核心组织，在1937年它仅有528名成员。(148) 1933年3月，刘被派到华北担任蓝衣社特工的首领来从事训练和宣传工作，尤其是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内部。刘报告了宋对他的活动的某些抵制，但他说最终相处甚洽。宋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蓝衣社在华北的活动显然是效忠蒋介石的势力来侵占新的政治地盘。宋也不是唯一的反对者。日方的消息报道说，华北的几名人物，特别是黄郛，均对蓝衣社的到来进行抵制。(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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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的宣传活动着重强调长期抗战的必要性。他在1934年对河北年轻的军校学生听众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对东北或华北的威胁，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威胁。他称中国的四分五裂招致了进攻，且直言不讳地指责了冯玉祥和其他人最近的分裂活动。中国必须准备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可能会有一个像波兰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曾经做过的那样自救的机会。其间，中国青年必须竭力团结并使中国向前发展，来改良教育和农村社会。(150) 因此，刘的主题不过是在“攘外必先安内”背景下的抗日。还有，刘记述了日本人的反对妨碍了他在北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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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何梅协定》终结了他的活动。他结束了他的行动并回到了中国南方。两名同志留在了北平，他们均被日本人逮捕，并受到了拷打以问出蓝衣社的情报。因此，刘的回忆录暗示日本人有效地中止了1935年夏蓝衣社在华北的行动。(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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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略有不同的情景出现在陈恭澍的叙述中。陈也是中坚的力行社的一名成员，他是加入戴笠保密组织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逮捕。1932年11月，陈被派往北平站，在那里从事情报工作。这个保密机构以军事杂志社作掩护，主要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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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回忆说，1933年春，随着张学良的辞职与何应钦到北方就职，蓝衣社在北平的活动增加了。1933年4月在戴笠视察该局后不久，北平企图阻挠板垣征四郎建立一个傀儡政权。5月，北平局暗杀了张敬尧，给板垣的计划以重重的一击。(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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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恭澍回忆，对张的暗杀是蓝衣社在北方抗日战争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标志。随着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两位干部的到来，他们在1934年的行动确实增多了。力行社也与蒋孝先领导下的宪兵总队配合北平局的活动，以改进他们的情报搜集活动。另外，陈描述的其余任务则不像暗杀张那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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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吉鸿昌，他是冯玉祥的下属，1933年夏他曾与冯在察哈尔共同战斗。但吉上了蓝衣社敌人的名单，主要是因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34年11月初，蓝衣社企图在天津的法租界暗杀吉。这次行动因草率而没有成功；但在事后，法方同意把吉交给国民党当局。他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然后以从事共产党活动之名被处死。(154) 顺便说一句，吉依然是中国的一名英雄。最近的一部传记赞扬他是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员”与“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被处死归咎于“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他的军事法庭是“可恨而又可耻的”，并且是“亲日、反对抵抗与反革命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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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案之后，蓝衣社也是在天津法租界企图除掉石友三，但完全失败了。石毫发未损，而两名特工被日本宪兵逮捕。(156) 陈没有对《何梅协定》做具体的说明，但指出在这之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没有插手华北的工作。不过北平和天津站在紧张的形势下继续运转。陈回忆说，在那个阶段，他们的活动仅限于搜集情报。他列出了在天津用秘密电台报告日本军事力量的4名特工。(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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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蓝衣社在华北的影响在1936年底和1937年有所提升，但其结果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陈说，下一个重要目标是殷汝耕，1935年底他在冀东开始成为日本的一个傀儡（详见下文）。蓝衣社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殷经常去北平，但并没有成功地干掉他。在他的叙述中有一段，陈描述了1936年底当戴笠首次给他们一辆汽车以做情报工作之用时的喜悦。(158) 总之，陈对蓝衣社的叙述，使他们不像是超人的形象，特别在《何梅协定》之后。他们在华北的使命在涉及面和资金投入方面都不大。他们的成绩是屈指可数的成功和大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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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其他的叙述在评价蓝衣社的活动时就不这么谦虚了。(159) 乔家才卷帙浩繁的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把力行社描写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在华北经常挫败日本人的阴谋。黄埔毕业的乔，1932年初当他在太原时，同学的信中提到了这个新组织，他知道了它的存在。他在山西的省会开始为戴笠做情报工作。乔回忆说，戴非常怀疑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勾结。乔的工作在1935年4月不是被日本人而是被逮捕他的阎的宪兵所打断。他在被释后离开了太原，并到杭州任职，直到1939年才回到北方。(160) 另外，乔的叙述并不是单独强调华北问题的。他称，力行社是为了支持“先安内”政策而组建的，它最大的挑战是1933年的福建叛乱及1936年的广东局势。(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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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邓元忠的著作，它不同于回忆录文学。邓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学者，可以得到特殊的资料，并通过他的父亲邓文仪获得访问机会。按照易劳逸的说法，邓的著作是“台湾出版的研究国民党时期最客观的著作之一”。易劳逸写道，尽管作者“对力行社在六年半存在时间里的成就做了夸大的评价”，但他的著作揭示了在运动中内部严重的派系问题。(162) 诚然，内部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蒋介石最后对这个组织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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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的研究客观而又富有启迪作用，但他不过是反映了运动中的一种自豪的意识。他称，当1933年中央军在黄杰、关麟征和蒋孝先率领下进入河北时，蓝衣社的特工（尽管他使用了力行社的术语）是北方的一支主力。他们在中央军中进行政治训练，配合前东北军的活动，反对冯玉祥的分裂行动。另外，邓承认《塘沽协定》极大地限制了北方的宣传工作。(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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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35年当日本当局提交导致《何梅协定》的要求时，他们仍然提及了蓝衣社和复兴社；但邓有些自豪地说，他们从未使用力行社的术语。因而，他断言日本的情报机构并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存在。(164) （实际上，日本的情报已查明了力行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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