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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于夸张的谴责，但这份报告指出了日本人在与蓝衣社打交道中的成功。1934年4月，当这些特工潜入山海关时，许多人已被捕获。当铁血团特工的暴动被镇压时，他们被抓了起来。不过，这份报告称，威胁仍然存在。1935年1月，一名蓝衣社的特工已着手实施在奉天地区支持抵抗的计划，并且，还有一次企图在溥仪赴日途中对他进行暗杀的活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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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认为，蓝衣社仍然控制并指挥着在伪满洲国的主要抵抗部队。它列出了吉林、黑龙江、奉天和热河将领的具体姓名，并暗示他们的部队仍然是伪满洲国的一个威胁。蓝衣社还在华北和满洲指挥着反日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媒体的活动。这份报告援引《大公报》4月刊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伪满洲国的动乱的，另一篇是关于鸦片的，作为蓝衣社成功地传播抗日情绪的例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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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报告附上了一长串属于蓝衣社特工策划的具体暗杀和暗杀企图的目录。这份目录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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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应为5月——译者注〕暗杀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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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在天津刺杀吴天民，出于他所谓的日本关系（吴曾在山海关地区率领一支亲日的傀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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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在罗隆基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后，将其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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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吕律被捕并死于监禁中，吕是一名前天津政府中反对蒋介石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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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枪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的报纸主笔刘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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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胡汉民的另一名关系人黄少谷之死（此处的指责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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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6日暗杀热河的前官员姜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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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3日在天津刺杀两名报人，促成了《何梅协定》。(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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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十分广泛。蓝衣社——暗指蒋介石——真的是华北和伪满洲国一揽子抗日活动的背后主谋吗？日军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把它提高到作为在中国采取行动的借口。在1935年6月的谈判中，日本人喧嚷的废除蓝衣社的要求，说明了他们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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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即使是对这些情报粗率的解读也显示出其威胁被极大地夸大了。各个不相干组织的抗日行动总是千篇一律地被归入蓝衣社的名下。例如，《大公报》刊登的关于东北骚乱和鸦片的调查文章，与蓝衣社基本上不相干。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向由张学良的追随者控制着，并得到了中国青年党的支持；它不是一个由南京领导的机构。蓝衣社对满洲此起彼伏的抵抗基本上不负有任何责任。根据李昌西的研究，国民党几乎没有给抵抗者任何支持，而他们的数量在1932年最多时达30万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降到了仅有2万人。李认为，1935年这些部队的影响确实增强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之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共产党增强了对抗日军队的领导，而非蓝衣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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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日方的情报中明显地夸大蓝衣社的作用呢？不论是军队的，还是政党的，大多数日方的情报机构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路线。情报部门不是想通过与蒋介石谈判，将他在北方的政治地位合法化，而是希望削弱他。因此，尽可能多地把他的蓝衣社说成是插手了反日事件，对他们来说，在知识上和策略上非常便捷。因为，如果蓝衣社被牵连进了这些事件中，那么蒋作为他们公认的领袖，要对伪满洲国的抵抗和华北的不得体事件负责。蓝衣社的活动证明了蒋对其和平建议的“无诚意”，显示了其“两面性”的政策，并迫使日本竭力孤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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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蓝衣社的谴责还可以为日本激进分子的大亚洲主义进行辩护。如果日本在满洲创建了一方“王道乐土”，在那里，所有亚裔人种在日本的庇护下能够和谐地向前发展，那么，谁能够解释持续不断的抵抗呢？外面的煽动者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大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没有本土的抵抗才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蓝衣社的阴谋为“王道乐土”中持续不断的“麻烦”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解释。它还顺理成章地为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军事集结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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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特工在高估蓝衣社时，也许说的是实话。许多人似乎真的担心该组织可能会振兴国民党，并在南京创立一个更为强大的政权。这类担心有时近乎癔想。日本的情报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正如迈克尔·勃恩哈特对日本情报搜集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日本特工经常出错，更为严重的是，当局参考情报几乎总是用资料来支持先入为主的成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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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本特工可能由于认为蓝衣社是和自己一样的组织而误解了它。诚然，关东军激进分子追求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促进扩张主义的目标。相比之下，蓝衣社的目标更广。蓝衣社运动是一场企图复兴国民党和按照法西斯模式的路线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活动。(141) 蓝衣社的目标是建立强大而有组织的党和国家，这个目标要求解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在这种程度上反日的。尽管如此，在具体实施中，蓝衣社似乎完全效忠了蒋介石及其“先安内”政策。他们大部分的重心，特别是戴笠领导下的其“特务”分支机构的重心，是控制国民党阵营内的亲共势力以及蒋介石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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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起源于1931年底和1932年初，当时一场爱国的热情席卷了全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中国青年的呼声和抗日团体的暴增，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环境。按蓝衣社的重要领袖邓文仪之子、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邓元忠的说法，1932年初蒋介石在接见新的蓝衣社领导人时，对其观点进行了解释，认为中国尚未准备对日开战，但必须从精神上进行重建以备抗战。因此，蓝衣社接受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精神，并献身于长期抵抗的准备中。邓元忠说，他们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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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尽管蓝衣社特工试图阻止中国与日本合作，并参与刺探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计划，但抗日活动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大部分蓝衣社的情报活动似乎是针对共产党和其他中国人，而非日本人。(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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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情报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1935年的一份日本研究概述了蓝衣社天津办事处的头目张天飞的行动，他被说成是华北和伪满洲国抗日恐怖斗争的主谋。尽管它重述了这些指责，但当报告详细描述张的行动时，它清楚地说明控制共产党和工人组织是其首要的工作。另外，张花在支持伪满洲国抗日运动中的支出仅列出了8万银圆。张会见了10余位抵抗军队的代表，要求他们宣誓效忠以换取资助。从字里行间可以推测出蓝衣社在伪满洲国的活动规模并不太大，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阻止共产党控制抗日军队，远超实质性地损害日本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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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行动的这幅平衡画面在中国的远征军总司令部1940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这份报告是在夸大事实的需求基本过去之后编写的。这份报告称蓝衣社的目的曾经是剪除蒋介石的异己，包括共产党、胡汉民的支持者及亲日人物。这份报告尽管对戴笠情报网络的发展做了详细的叙述，但对蓝衣社在华北的作用没有做过多的叙述（另外，蒋在1938年春解散了这个机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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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对华北蓝衣社的叙述与在该地区工作的中国特工的回忆录做一对比。最近，刘健群、陈恭澍、唐良雄、干国勋和乔家才的著作以及邓元忠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该地区的重要资料。尽管如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大多数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是由戴笠的前特工们所做。他们经常把人和行动英雄化，与日本人夸大蓝衣社作用的叙述正好是半斤八两，如乔家才的一部题为《铁血精忠传：戴笠的故事》的回忆录、陈恭澍的《英雄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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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方面不作拔高的叙述较为罕见。一名戴笠的前特工魏大铭撰写了题为《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的系列文章。尽管赞扬了戴笠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但魏也做了负面的评论。他称20世纪30年代两起著名的（对史量才和杨铨）暗杀，政治上的代价极大，且是重大失误。在讨论战时情报时，他写道，西方国家把重庆看作是一个情报漏勺，它的密码为日本人尽知。在内战中，共产党似乎比国民党拥有更好的情报资料。(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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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的文章激起了批评的浪潮。乔家才把魏说成是自大和吹嘘。另外，乔谴责说，由于魏曾为戴笠工作过，他本应受到效忠规定的约束，而永远都不应发表这类言论来损害许多特工的名声。乔断言，魏对史和杨暗杀案的评论是对共产党宣传的学舌，并且是为戴笠罗罪。最后，他们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了攻击，因为戴是听命于蒋的。(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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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攻击令魏大铭感到不安，他给《传记文学》写了封短信，说他宁愿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不希望挑起争执或是伤害任何人的名声。他说他的文章是为私人用途而写，而且他没有在发表前进行适当的校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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