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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值得注意之处，但回忆录文学对揭示蓝衣社在华北的行动仍然十分有用。例如，刘健群属于一个中坚的、高度机密、称为“力行社”的蓝衣社核心组织，在1937年它仅有528名成员。(148) 1933年3月，刘被派到华北担任蓝衣社特工的首领来从事训练和宣传工作，尤其是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内部。刘报告了宋对他的活动的某些抵制，但他说最终相处甚洽。宋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蓝衣社在华北的活动显然是效忠蒋介石的势力来侵占新的政治地盘。宋也不是唯一的反对者。日方的消息报道说，华北的几名人物，特别是黄郛，均对蓝衣社的到来进行抵制。(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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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的宣传活动着重强调长期抗战的必要性。他在1934年对河北年轻的军校学生听众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对东北或华北的威胁，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威胁。他称中国的四分五裂招致了进攻，且直言不讳地指责了冯玉祥和其他人最近的分裂活动。中国必须准备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可能会有一个像波兰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曾经做过的那样自救的机会。其间，中国青年必须竭力团结并使中国向前发展，来改良教育和农村社会。(150) 因此，刘的主题不过是在“攘外必先安内”背景下的抗日。还有，刘记述了日本人的反对妨碍了他在北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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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何梅协定》终结了他的活动。他结束了他的行动并回到了中国南方。两名同志留在了北平，他们均被日本人逮捕，并受到了拷打以问出蓝衣社的情报。因此，刘的回忆录暗示日本人有效地中止了1935年夏蓝衣社在华北的行动。(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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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略有不同的情景出现在陈恭澍的叙述中。陈也是中坚的力行社的一名成员，他是加入戴笠保密组织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逮捕。1932年11月，陈被派往北平站，在那里从事情报工作。这个保密机构以军事杂志社作掩护，主要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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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回忆说，1933年春，随着张学良的辞职与何应钦到北方就职，蓝衣社在北平的活动增加了。1933年4月在戴笠视察该局后不久，北平企图阻挠板垣征四郎建立一个傀儡政权。5月，北平局暗杀了张敬尧，给板垣的计划以重重的一击。(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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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恭澍回忆，对张的暗杀是蓝衣社在北方抗日战争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标志。随着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两位干部的到来，他们在1934年的行动确实增多了。力行社也与蒋孝先领导下的宪兵总队配合北平局的活动，以改进他们的情报搜集活动。另外，陈描述的其余任务则不像暗杀张那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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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吉鸿昌，他是冯玉祥的下属，1933年夏他曾与冯在察哈尔共同战斗。但吉上了蓝衣社敌人的名单，主要是因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34年11月初，蓝衣社企图在天津的法租界暗杀吉。这次行动因草率而没有成功；但在事后，法方同意把吉交给国民党当局。他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然后以从事共产党活动之名被处死。(154) 顺便说一句，吉依然是中国的一名英雄。最近的一部传记赞扬他是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员”与“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被处死归咎于“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他的军事法庭是“可恨而又可耻的”，并且是“亲日、反对抵抗与反革命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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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案之后，蓝衣社也是在天津法租界企图除掉石友三，但完全失败了。石毫发未损，而两名特工被日本宪兵逮捕。(156) 陈没有对《何梅协定》做具体的说明，但指出在这之后，有一年半的时间他没有插手华北的工作。不过北平和天津站在紧张的形势下继续运转。陈回忆说，在那个阶段，他们的活动仅限于搜集情报。他列出了在天津用秘密电台报告日本军事力量的4名特工。(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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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蓝衣社在华北的影响在1936年底和1937年有所提升，但其结果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陈说，下一个重要目标是殷汝耕，1935年底他在冀东开始成为日本的一个傀儡（详见下文）。蓝衣社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殷经常去北平，但并没有成功地干掉他。在他的叙述中有一段，陈描述了1936年底当戴笠首次给他们一辆汽车以做情报工作之用时的喜悦。(158) 总之，陈对蓝衣社的叙述，使他们不像是超人的形象，特别在《何梅协定》之后。他们在华北的使命在涉及面和资金投入方面都不大。他们的成绩是屈指可数的成功和大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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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其他的叙述在评价蓝衣社的活动时就不这么谦虚了。(159) 乔家才卷帙浩繁的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把力行社描写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在华北经常挫败日本人的阴谋。黄埔毕业的乔，1932年初当他在太原时，同学的信中提到了这个新组织，他知道了它的存在。他在山西的省会开始为戴笠做情报工作。乔回忆说，戴非常怀疑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勾结。乔的工作在1935年4月不是被日本人而是被逮捕他的阎的宪兵所打断。他在被释后离开了太原，并到杭州任职，直到1939年才回到北方。(160) 另外，乔的叙述并不是单独强调华北问题的。他称，力行社是为了支持“先安内”政策而组建的，它最大的挑战是1933年的福建叛乱及1936年的广东局势。(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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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邓元忠的著作，它不同于回忆录文学。邓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学者，可以得到特殊的资料，并通过他的父亲邓文仪获得访问机会。按照易劳逸的说法，邓的著作是“台湾出版的研究国民党时期最客观的著作之一”。易劳逸写道，尽管作者“对力行社在六年半存在时间里的成就做了夸大的评价”，但他的著作揭示了在运动中内部严重的派系问题。(162) 诚然，内部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蒋介石最后对这个组织失去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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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的研究客观而又富有启迪作用，但他不过是反映了运动中的一种自豪的意识。他称，当1933年中央军在黄杰、关麟征和蒋孝先率领下进入河北时，蓝衣社的特工（尽管他使用了力行社的术语）是北方的一支主力。他们在中央军中进行政治训练，配合前东北军的活动，反对冯玉祥的分裂行动。另外，邓承认《塘沽协定》极大地限制了北方的宣传工作。(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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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35年当日本当局提交导致《何梅协定》的要求时，他们仍然提及了蓝衣社和复兴社；但邓有些自豪地说，他们从未使用力行社的术语。因而，他断言日本的情报机构并不知道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的存在。(164) （实际上，日本的情报已查明了力行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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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称，其时，日本当局也为隶属于关麟征中央军的学生训练团而感到棘手——这是蓝衣社作用的更有力的证据。(165) 尽管《何梅协定》关闭了许多公开的华北运动的前线组织，但邓认为蓝衣社仍然活跃。有趣的是，他引用了1935年1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来作为证据，这篇报道引用了北平日本军事人物的话，他抱怨蓝衣社的活动。(166) 总之，尽管邓的研究在台湾的那些出版物中是最有学术性的，但它着重强调了这场运动在抗日中的作用。像台湾的回忆录一样，他的著作展示了对这场抗日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提供了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情报相对应的历史资料——尽管资料越来越多，但永远不会在这些报告中得出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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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来自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这些新的叙述，澄清了许多关于蓝衣社的行动令人不解的情报。不过，由于所涉及的证据的类型，它仍然不可能对蓝衣社的行动做出明确的评判。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35年5月天津两名亲日的新闻记者被暗杀。(167) 大部分台湾出版的叙述相信是蓝衣社策动了这场暗杀。这些记者被刻画成卖国贼，他们拥护在日本统治下的华北独立，而为了国家的利益，蓝衣社不得不除掉他们。然而，谁从他们的死亡中获益了呢？日本激进分子把它用来作为提出新要求的借口，对此，南京轻而易举地退让了。《何梅协定》使南京政府极为难堪，并激起了救亡运动。那么，为什么蓝衣社要策划这次行动呢？难道它是一个失误或误算？还是日本人本来就已介入了呢？难道是双方的特工在将计就计？如前所述，某些证据显示，日本特工指挥着这场谋杀。(168) 总之，尽管有新的资料，但谋杀案仍然是个谜团。各方的特工提供了关于成功和失败相冲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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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蓝衣社特工策划了这场暗杀，希望推动一场中日战争的爆发。尽管目前蓝衣社忠于蒋介石以及献身于“先安内”政策的回忆录文学连篇累牍，但这些特工希望南京抗日并力图促成这件事，这是可以想象的。易劳逸指出，蓝衣社在对日问题上蔑视蒋介石，并且对他的绥靖政策失去了耐心，至少是有可能的。(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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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涉及证据的性质，对蓝衣社的任何评判都是假设性的。日本情报把蓝衣社刻画成一系列反日阴谋的主谋，显然是夸大其词。不过中方的回忆录证明了蓝衣社与中央军结合，在1933年春天以后，力图使南京政权进入河北。他们的目标是共产党、蒋介石的其他敌人以及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因此，关东军竭力消灭蓝衣社，可以视为其努力把南京从华北全部排除出去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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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证据也显示《何梅协定》严重地打击了蓝衣社在华北的影响，尽管在西安事变后其活动有了一些增加。特工的数量减少了，并且，他们的盟友黄杰和蒋孝先指挥的部队（这两人均与戴笠关系密切）被调走了。仅有些数量不大的情报刺探行动在继续着。如果这些是真正的事实，那么，《何梅协定》就给了南京和蓝衣社以重重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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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蒋的《敌乎？友乎？》的倡议没有给中日关系带来一个改善的气象。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制造了一场新的危机，并迫使中国接受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些新的妥协在南京引发了政治骚乱，甚至在蒋自己的军队中造成了不安。蓝衣社在华北的活动，既有针对日本人的，又有针对蒋的国内敌手的，均受到了挫折。蓝衣社运动本身甚至可能也对蒋“先安内”政策大失所望，并试图破坏它（尽管其证据不能一锤定音）。从这个政策中获得的真正利益——推迟了对日本的战争，把共产党追逼到了西北——是有高昂的政治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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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5年，日本问题继续主宰着中国政治。在南京的政客中，蒋寻求和平，但似乎不愿承担迫切要求妥协的公开责任。《敌乎？友乎？》假借他人之名来发表。汪精卫打出他的“日本牌”来提高在政府中的权威，辞职并退到青岛，确信日本人对这个政治角色的支持，并迫使蒋请求他复职。而蒋确实利用他的权威公开地让汪重新参与政府中。蒋的选择范围显然是有限的；如果他的和平倡议万一获得成功的话，他将不得不依靠汪和政学系。蒋可能在中国政府中有意让蓝衣社担当更加强大的角色，但日本的反对泯灭了这个念头。因此，日本人对南京政权的结构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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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势力中，蒋继续向胜利迈进，将追击共产党作为一个契机，使南京的权威进入了新的区域。但是，华北权力的新安排现在又回到了让南京头疼的境地。张学良和冯玉祥被大大地削弱了；结果，南京把它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进了北方。这就引发了南京在华北与日本人的冲突，并导致了蒋政府一场可耻的退却。不是北方的军事人物，也不是黄郛，而是蒋的亲信何应钦不得不驯顺地同意把南京的机构从河北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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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意的角度，随着南京《敦睦邦交令》的颁发和审查得越来越严格，表面上似乎南京在镇压抗日活动和出版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南京仅是在公众的情绪上捂了一个盖子，这只锅还在继续煮着，民意依然强烈地反日。由于南京政府似乎在中国为日本人做事（杜重远由于惹恼了东京而被逮捕），甚至蒋政府中像蓝衣社这样的成员，也对中国软弱的立场变得失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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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著的引文与原史料略有出入，译文从原史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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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如此。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卒于1908年11月14日，在位年份应为“1875—190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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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如此。日方当时与中方交涉的人物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领事馆武官高桥坦，这两人在中方史料中常被写成“酒井高桥”，实际应为“酒井、高桥”。下文出现的类似问题不另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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