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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宋在这次危机中的动机是很困难的。他确实不想成为日本人的一个傀儡——这从他在1935年的行动及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抗战来看，基本可以肯定。尽管如此，这些日子里，宋也许耍了点花招，以便提高他的地位。按照有时充当蒋—宋传话人的刘健群的说法，宋并不愿意顺遂日本人的愿望，但想从蒋那里获得比已经得到的更加坚定的支持保证。如果与关东军开战，宋不想被抛弃。其他人把宋视为利用自己的地位，以一方耍弄另一方，从而使南京和日本都向他让步。毕竟，宋从冯玉祥的一名部下很快升为两个省的军事领导人。黎令勤指出，蒋同意解除商震的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并把他的军队撤到河南，以此获得了宋的忠诚。曾驻扎在天津的商的三十二军，被宋的部队取代，使宋成为中国留在河北的唯一重要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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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学者，如中国的历史学家徐铸成认为宋只是在犹豫，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局势中无法决定哪种行动是最好的。按照徐的说法，宋的顾问们分成两派。一派以秦德纯为首，反对与日本签订任何令人不快的协定，并在谈判中主张坚决抵抗。另一派以萧振瀛和张自忠为首，主张安抚日本，并与南京保持更大的距离。宋两边的话都听，且依然犹豫不决。不论他的确切动机是什么，宋并没有在11月20日签署最后通牒，而关东军也没有发起攻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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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日本当局在北平和天津均企图恐吓他们的反对者。日本宪兵在11月上旬加强了对有敌意的中国人的逮捕。在那些被捕的人中，有6名天津审查机构的官员、2名市社会局的官员、1名二十九军在北平的参谋、2名铁路职员和1名塘沽的公共安全官员。有几位商业和金融领袖被拘留，其中包括天津总商会的2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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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1月24日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胡适为首的教育界领袖发表反对自治的声明时，日本宪兵把矛头指向了无数的教育界人士。在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商学院和法学院的院长及其艺术系的主任、河北大学的1名教授，甚至有天津市图书馆馆长。蒋梦麟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其被拘禁时的情景说：“当我进入河边将军的办公室时，我听到了钥匙的嚓嚓声，这说明我身后的门被锁上了。”蒋见到了一名“士兵站在门边，拿着一把抽出的手枪”。日本人谴责蒋的抗日活动，并企图说服他去大连。当蒋拒绝合作时，他们最终释放了他。南京再次对这些逮捕进行抗议。(64) 日本特地把矛头对准河北的教育机构，因为他们把这些机构视为抗日活动的中心。由于不满中国学校中使用的教科书是反日的，并因此在学生中间造成了强烈的反日情绪，他们要求清除令其不快的作品。11月13日，天津市长同意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来清除学校课本中所有反日的言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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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兵的行动，与军事上的耀武扬威和空中的飞越相配合，在北平和天津制造了紧张的气氛。许多中国人受到了恐吓。在天津的重要报纸、声望素著的《大公报》成了日本人大肆施加压力的对象，包括对其记者的拘押，并由审查者对令日本人不快的社论加以罚款。结果，这家报纸准备南迁。报社的主要负责人来到上海，1936年4月在那里开始发行一个分版。这次行动令人认识到河北的气氛实在太冷酷，以至于报纸无法继续下去。(66)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做一回顾，可以看出日本的行动失败了，这是因为它唤醒了大众特别是学生，甚至促成了更大的抗日怒潮。日本军方的许多人断言这种方法适得其反，后来这类行动降低了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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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11月20日蒋介石会见有吉时，华北局势似乎一触即发。蒋采用了詹姆斯·克罗利所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表示钦佩广田的三原则，但指出在华北的骚乱将阻止签订一个总的条约。(67) 蒋甚至说他个人是赞成三原则的，但立即把这种赞成与华北问题联系起来。至于“经济提携”，蒋对具体让步提出了一个总协定作为诱饵，以获得承认南京在华北方面的权力。有吉直言不讳地宣称，关东军支持自治运动，而南京必须同意北方某种形式的自治。另外，日本将无法容忍任何镇压“群众”运动或把中央军派到北方的打算。蒋反驳说，北方民众支持中央政府，而土肥原贤二炮制了这场自治运动。蒋照会有吉他正派遣何应钦北上，但有吉警告说何的北上太晚了。(68) 蒋和有吉的会谈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有吉把蒋的谈话理解为中国接受了“广田三原则”，并向东京做了汇报。蒋后来宣布根本没有准备打算这样接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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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有吉会谈之后，蒋给北方的领导人发出了另一组电报，夸大了他在会谈中的成功，以便劝阻他们与土肥原合作。在11月22日给宋哲元、韩复榘和商震的一封电报中，他称有吉保证日本军事当局将不会用军队支持自治运动，而且土肥原的话并不正式代表关东军。他重申南京将不承认任何自治安排。(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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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土肥原贤二在北方面临着一个难堪的局面。由于已经公开地提出了11月20日的最后通牒，而他却缺乏力量来执行它，且被迫宣布推迟实行更大的自治方案。在此过渡时期，他实施了关于河北非武装区一个次要的自治计划。11月24日，非武装区亲日的警察队司令官殷汝耕宣布其区域“独立”。次日，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统治这块22个县的地区（其中包括11月增加进来的）及500万—600万人民。“独立的”冀东实际上处于日本的统治下。关东军已经给各个重要县的部队委派了顾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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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把冀东的独立仅看作是他能够采取进一步压力前的一个临时步骤。他特地催促宋哲元加入冀东委员会，然后宣布成立北方防共自治委员会。其时，南京企图阻止这场运动。11月26日，行政院撤销了殷的所有职务，并下令把他作为叛国者加以缉拿。如前所述，蓝衣社把殷放在了他们的敌人名单上，并对他策划了未遂的暗杀。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殷。他把首府设在离北平仅有12英里的通州，并经常前往北平，在那里很惬意地花费着他在新职位上聚敛的私人财富。(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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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殷使用“大棒”时，南京对宋哲元则竭力使用“胡萝卜”。也是在11月26日，南京委任宋为冀察绥靖主任，使他成为两个省的大权独揽的中国军事指挥官。将要回到华北的何应钦被授予一个政务头衔，担任行政院驻北平的办事长官。南京想羁留宋的忠诚。蒋在打击殷的同时，则授予宋一个地位更高的头衔，希望阻止宋参加冀东委员会。(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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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对南京干预北方感到恼火，次日便做出反应。11月27日，占领北平西南方的丰台铁路中转站，并切断在天津的铁路交通，有效地把这两座城市与中国南方孤立开来。这次行动的借口是有传言说南京想把火车车皮转移到南方。日军在长城增兵，并且，据某些报道说，新增的3000人部队被派到河北。这些举措的政治意图显然是逼迫河北领导人加入自治运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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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不能直接反对这次施压。南京对占领丰台提出抗议，而蒋给北方的领导人发出了另一轮的电报，督促他们与何应钦合作。他指示何向北平的知识界领袖如蒋梦麟和胡适重申南京不会放弃北方。显然，如果华北能被挽救的话，何的使命至关重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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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宋哲元在11月27日照会土肥原，他将在“一两天之内”支持自治，但一直拖延到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后才批准。尽管如此，何的使命的成败，不是由北平而是由东京所制定的决策来决定的。日本政府尽管已决定不支持土肥原使用武力，但也不愿完全终止它的分裂华北政策。11月22日，军部、海军省和外务省决定，理想的解决方法是让宋哲元发表一份“温和的自治声明”，这项措施在11月25日被冈田内阁批准。宋发表的这份“温和的自治声明”就是同意北方在财政和金融上独立。同时，东京将与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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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面临着与北方的中国官员、并间接地与日本官员进行紧张的讨价还价的时刻，他竭力寻找一种既可以迎合日本又能为南京和北方的军事人物所接受的方案。宋哲元一度感到双方的压力太大，干脆到山西去暂避。最后，何达成了一项妥协。12月11日，南京设立了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从南京的观点来看，该机构将保护这两个省中某些形式的中国主权，它的设立和成员任命均由南京掌握。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反对这种形式，但在东京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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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方面来看，这个机构具有某些在“温和的自治”计划中阐明的特征。该委员会具有巨大的独立性和权威，而且其组织声明宣布它将致力于中日合作的相互利益来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华北与伪满洲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尽管由南京来委任，但该机构的成员，接纳了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提出的许多亲日官员。具体说来，前安福系的成员，如王揖唐、高凌霨都被包括在内。没有一名国民党的成员。宋哲元以主导者的形象出现；商震被委任为河南省主席，而他的军队也撤到了该省。总之，双方均达到了他们的部分目的，战争被避免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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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1935年12月12日向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释这项新的安排时，称何的代表团已阻止了一个自治要求。蒋解释说，该委员会不是一个新的结构，而是与在广州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形式上相似，而且，在它的名称中并没有“自治”一词。在他的日记中，蒋记载道，他挫败了自治运动，并赢得了一场精神战的胜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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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与蒋有着同感。由于中日谈判被某种诡秘所遮盖，并由于像《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这些以前协议的条款从未正式公布过，怀疑多如牛毛。特别是在北平，何应钦没有再次向知识界的领袖们做出保证。正如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忠绂所写的那样，环绕着中日协定的诡秘，“一、增加对日本恨恶的心理，二、怀疑本国的政府并仇恨一切办理对日交涉的人员”。(79) 清华大学的张奚若对蒋介石的话做出回应，他写道：“所谓外交，就是退让，就是屈辱。”他断言，像《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目前的解决方案之类的协议，“增加我们的束缚，巩固我们的锁链，一步紧一步地要置我们于死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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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广东大肆抨击新的安排。《三民主义月刊》攻击何应钦的使命，并把新的冀察委员会说成是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该刊也提到了有多大部分的察哈尔已经被伪军占领。“过去这个月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中央政府仍然支持不抵抗，且在这项政策下，它将要失掉华北。”(81) 与此同时，嫩江战役的英雄马占山将军加入了批评阵营。他援引意大利法西斯进攻埃塞俄比亚的事例，谴责道：“只有遵从阿比西尼亚的先例，并抵抗外国的侵略，我们才能洗去民族的耻辱并收复我们的失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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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猛烈的言辞反映了对冀察局势普遍的不满。尽管蒋讲了话，但大众普遍把这个委员会的设立视为对日本的一个让步，它把对河北和察哈尔的有效统治让给了东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即所谓的“一二·九运动”引爆了全国范围的反对新方案浪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谴责日本吞并华北及蒋卖国的声明。抗日浪潮（下一章将要讨论）对冀察委员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古都营造了一种抗日的政治氛围，提高了那些想抗拒日本要求的政治人物的士气，阻止了那些愿意做傀儡的人。学生的态度感染了官员们和军人。甚至连日本人也逐渐认识到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适得其反。如果日本想从政治上控制河北，它将不得不直接使用军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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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冀察委员会包括许多对日本友好的人事任命，但它仍然维持与南京的关系。例如，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其回忆录中回忆了与宋和该委员会打交道的情形。他访问北平并搞出一份计划，使北方剩余的铁路资金能够被用于疏浚塘沽港，这是一个由日本人促成的项目。宋因此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而又继续合法地通过南京来工作。张也把食盐和海关收入转用于宋的军费，以努力保证他的忠诚。(83) 另外，尽管该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没有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但用詹姆斯·克罗利的话来说，它的设立“无法掩盖日军在华北省份急剧地剥夺南京政府权力和威望的事实”。(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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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委员会的关系很紧张。最初，日本人似乎已考虑把两个机构合并。然而，由于宋的组织与南京保留着关系，殷汝耕的机构在12月25日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并把它的名称由“委员会”改为“政府”。殷切断了与宋的所有联系。土肥原至少公开地表示希望这种分裂可以被解决。他告诉记者：“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开始并没有走华北人民所希望的那条路”，除非殷和宋最终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并把两个机构合并起来。但土肥原不会预测这件事何时会发生。他向记者解释说：“由于他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他们是那种不急不忙的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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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未能完成他的完全公开的自治计划，使他丢尽了脸面，并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华北驻屯军多田骏长期以来就非常紧张的关系。后者不满作为关东军一员的土肥原的活动，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地盘。土肥原组织了许多亲自治阵线的组织和示威；而当他的计划失败时，他指责多田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土肥原认为如果多田配合的话，本来可以给宋哲元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场争吵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东京派喜多诚一到中国来调解。最后，在1936年3月，土肥原被召回到日本。他未能把五省从中国分离出来，但在河北和察哈尔破坏南京的权威方面收获颇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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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35年底给日本人带来了新的收获。尽管土肥原逾越了他的权力，并且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但关东军头目认为将来的压力会成功地把宋哲元及其冀察委员会推向日本阵营。无论如何，南京避免了一场在北方的彻底失败，蒋介石仍然没有走到“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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