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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和平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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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初给南京政府带来了重要的变化。蒋介石代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而同时保留军事委员会总司令一职。在党内，蒋是排在胡汉民之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并且是排在汪精卫之后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副主席。由于胡和汪皆在海外，蒋在两个位置上均担任了“代理主席”。蒋担任的党、政府和军队元首的正式职务，比以往更有权力，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称他为“中国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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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构成上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为了填补汪精卫及其派系辞职造成的空隙，蒋介石转向所谓的“和平派”。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曾在日本留过学，保持着许多日本的关系，并被视为赞成中日总协定。蒋和黄郛的结拜兄弟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前驻日大使蒋作宾成为内务部长。何应钦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内阁中的新面孔是吴鼎昌，他曾率领经济代表团赴日，现在成为实业部长，而银行家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据张群的回忆录，蒋选择这些人是由于他们无数的日本关系。他希望他们的关系将促成与日本暂时的和解。(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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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系主宰了新内阁。蒋已越来越依赖这个派系。随着汪精卫系的衰落，政学派是唯一被东京接受的派系。CC派、蓝衣社和欧美派均被视为反日的。随着黄郛淡出政坛，新的外交部长张群以这个派系中主要元老政客的形象出现。黄和张早年曾介绍杨永泰进入蒋的幕僚，这使该派系开始飞黄腾达。除了张，吴鼎昌和张嘉璈被看作与这个派系是一路人，而蒋作宾则被视为是杨永泰的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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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场暗杀又造成了政治骚乱。12月25日，唐有壬在他的上海法租界寓所被人枪杀。唐曾是外交部次长，主张绥靖政策，且与汪精卫是同路人。当汪离开中国时，唐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而在新的内阁中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该机构是汪精卫系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许多方面，唐的被刺与汪的枪击案相似。大众舆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唐的绥靖政策。日本人对这次事件和失去一位日本的朋友表示失望。最后，刺杀导致了蒋汪之间剧烈的敌意，并清除了内阁中汪的最后一位支持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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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华北发生了动乱和危机，张群仍积极地寻求全面的对日和解。在就职不久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张强调中国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与邻国达成和平的期望。他引用蒋在第五次全国党代会上的讲话，重申中国愿意在尊重主权的原则下进行和谈。张群和蒋介石均会见了有吉，并重提中国早期的建议——如果日本承认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就愿意与东京商谈更广泛的问题。张也决定避免任何更加“地方性的”解决方法——何应钦的使命被搁在了一边——并且他指示省级官员要把所有谈判提交给外交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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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京外务省的官员期望一个更加广泛的解决方案，但他们的手脚被军方的要求所束缚。1936年1月8日该部门的首脑讨论了张—蒋倡议，所得的结论是南京政府将不得不承认日本在解决华北问题中予以“指导和建议”的权力。由于这对与南京签订一个总协定造成了困难，外务省决定先商谈像经济提携和关税这样的单独问题，所有这些均在“广田三原则”的框架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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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展是如何的困难将很快变得明朗。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并在他非常乐观的讲话中重申他的三原则。广田对原则的阐述，有些不同于以前的说法。他的第一点关注消灭在华的抗日活动，但他强调日本并非仅是想要武力镇压，而是“与日本进行积极和有效的合作”。第二点，广田坚持最终承认伪满洲国是华北和平的必需。尽管南京仍然不愿承认，但广田说通过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局势的紧张被极大地缓释了。最后，他重申日本愿意与中国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广田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的总结，他在总结中宣布南京已经接受了他的三原则。“中国政府不仅表示与我们的看法一致，而且最近提出了按照上述路线开启谈判的建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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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立即从广田的声明中抽身。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广田是错误的，中国并没有接受三原则。南京认为它们过于含糊，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该部称，在等待东京具体的方案，但仍未收到。这样的一个误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广田把他的设想建立在蒋介石与有吉谈话的基础上，在这次谈话中，蒋对这位大使说他个人赞成这些原则。张群对这个误会的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他认为蒋仅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行政院长在谈他的看法。另外，南京愿意将基于三原则的谈判一直与华北问题的解决相挂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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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原则的口舌之争对和谈是个打击。广田显然丢了脸面，他一度受到来自日本极端分子的压力。为什么南京发表这样一份尖锐而又极快的否认声明呢？中国的抗日浪潮、亲抵抗的情绪是主要因素。1935年11—12月的危机引发了群众情绪的快速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救亡运动。党、政、军中亲抵抗情绪的增长强大到足以迫使南京否认它接受了广田的原则，至少，如果它们没有与适当的华北解决方案挂钩的话。中国大众对南京的否认声明并非完全满意。正如胡适所写的那样，政府采用的秘密外交注定了中国人民和外国政府均对外交部的声明极不信任。(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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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能保持南京在北方的某些作用的话，蒋介石仍然决心避免冲突。正如蒋在广田演讲的喧嚣过后不久对矶谷廉介所说的那样，蒋告诫道：“我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是由于我真诚地希望调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次机会失去了，我怀疑是否会有下一次机会。”另外，蒋明确地说，只有在日本“严格地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不做任何容易被视为侵略的事情”时，和平才能维持。蒋承诺，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将准备营建更加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军事和经济同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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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再一次对和谈采取了“胡萝卜和大棒”的政策——合作的诱惑被冲突的前景所平衡。尽管如此，广田演讲所引起的喧嚣，说明没有汪精卫或黄郛作为政治盾牌，蒋介石只能走得这么远。当日本温和派面临着来自激进分子的麻烦时，中国调和的势力正承受着压力。矶谷了解蒋的压力，但却不予同情。在2月上旬，他返回日本，并告诉记者：“蒋政权利用迫使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及仇视日本和‘满洲国’的势力来维持权力。如果蒋总司令公开与这些势力决裂，可能会让他自己突然垮台。”矶谷认为如果蒋寻求和平，他就必须努力。他说，日本所盼望和要求的是“那些令人厌恶的势力——它们成了蒋政权中的恶瘤——被清除掉，从而实行一项坦诚和友好的政策”。(95) 换句话说，如果蒋想让日本军方满意，那他就必须放弃国民革命的全部遗产，并倒向日本的怀抱。但蒋愿意或是能够走得这么远吗？在1936年1月，对中国大众来说，答案似乎不太明确；但随着这一年的进展，答案变得明朗了：蒋不会或是不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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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已经震动了中国政坛。汪精卫枪击案和唐有壬的被杀使汪精卫系被赶出了南京政府。如果蒋想寻求和平，他能够依靠并且也能被日本人接受的唯一派系是政学系，因此有了“和平内阁”。这个阶段，蒋在军队、党和政府中把他个人的权力巩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这种权力并不能确保他的行动自由。当南京施行诸如法币改革之类被日本人反对的政策时，结果可能增加了中日之间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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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肥原决心分裂华北，此时，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平衡越来越受到日本人本身的威胁。甚至在蒋介石在中国西部地区扩张其权威时，他也不得不与日本人妥协，并给河北和察哈尔设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冀东地区完全沦丧了。南京表面上推迟“最后关头”的愿望，面临着日本无穷无尽的要求，这继续挫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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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八章 群众的抵抗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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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敌乎？友乎？》的发表到1935年11—12月的自治危机，南京政府继续坚定地贯彻不抵抗的政策，甚至把日本称为“友邦”。随着1935年局势的进展和日本在华北计划的水落石出，中国民意对绥靖政策越来越无法容忍。到了年底，在遍布全国的学生示威运动的鼓舞下，全国救亡运动在中国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氛围。“民意”给中日戏剧中以前的角色增加了活力。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发现由于民众的压力，他们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诸如日本资助的华北走私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隐瞒下去。像宋哲元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由于担心他们自己部队中救亡情绪的传播，是不会对日本人显得太驯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他们慢慢地明白了对华北的统治不仅仅需要一些地方将领的默认，还需要镇压群众的力量。日本发起的行动现在不仅遇到来自南京蔑视它的官员们的抗议，而且时常遇到诸如遍布成都和广东南部各地的暴力行动。中国的政治环境由于民意的高涨而被剧烈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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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是中国最终的胜利者，学术界以前在研究学生和全国救亡运动时，主要基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样的视角。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诸如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国内党派政治，共产党对学生和救亡组织的秘密领导，以及在发表了呼吁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后群众对共产党的反应等视角。由于学界对救亡和学生运动的研究沿着这条途径发展，学者们通常几乎忽略了它们对1936—1937年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在本书中，我将不再梳理关于共产党作用的旧背景，而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即它对国民党政治及其政策的影响，来考察亲抵抗运动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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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弄清楚：抗日运动的激发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日军没完没了地施加压力所激发的众怒，与对蒋介石的深层担心——为了保住他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与东京结盟——融会在一起。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出，蒋不愿这样做；但在1935年，此事并不明朗。结果，学生、教师、商人、职员和工人等开始组织起来。民意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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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言”中已说明的那样，在中国，民意包含不到10％的人口，主要是大城市的人口。民意也不能直接左右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不面临着普选。不过，民意具有影响力。尽管在这10年中蒋的军事基础扩展了，但南京政权仍然相对较弱。它的财政基础很小，它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是有限的。即便蒋打败了许多地方性的对手，但中国的军事构成仍然包括那些效忠于其上司而不是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南京当局的一个有力武器是它掌握着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和由此带来的威望。这些因素加上它的军事实力，使南京有别于先前软弱的北洋政府。由于对南京对日政策的不安和失望从学生中蔓延到政府官员和部队的军官中，即使“中国的独裁者”也不能对民意熟视无睹。蒋在要求结束内战并抗击日本的群众情绪与他的优先打败共产党并延迟与东京的任何冲突之间，处境越来越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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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兴起的学生运动引发了赞成抵抗政策的民意的蓬勃发展。自1932年相对沉寂的学生激进主义在1935年底，特别在华北急剧形成。1935年夏日本势力的推进、“自治”运动以及日本宪兵对包括教育界领袖在内的中国人的逮捕，激起了北平学生团体的愤慨。如前所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抗日激进主义的成长，实际上得益于《何梅协定》。像宪兵一类的南京机构在河北曾有力地镇压了教育界中的左翼分子。随着国民党这些机构的撤离，左翼分子以及更多激进的学生领袖有了更多的自由来从事他们的抗日活动。日本人和宋哲元均不能有效地搜出学生激进分子。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气氛特别宜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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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河北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者最早促发了这场运动。在蒋梦麟的领导下，他们一再把自治运动斥为一场骗局。日本人对包括蒋在内的几名骨干领袖的拘禁，不过是为河北校园中的抗日气氛火上浇油。(3) 两件事使学生的活动升了级：11月24日殷汝耕的自治运动和12月3日何应钦的到来。学生把何看作是卖国的《何梅协定》的始作俑者，并认为他将要向日本人屈服。北平和天津学生发表声明，要求抵抗，并直接挑战蒋介石11月19日的演讲。他们对他的话进行嘲弄，质问道：“和平岂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中国人必须记住埃塞俄比亚的前车之鉴，进行抵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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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在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两次大游行时，达到高潮。学生抗议使北平两次陷入瘫痪，宋哲元下令关闭城门和切断电车路线。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生示威者仍在市内游行，散发抗日传单，高呼反对自治的口号，并要求面见何应钦。12月9日的活动激发了该地区的学生主体，并导致了12月16日有7000—8000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示威。学生罢课遍及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控制了大多数的校园。北平学生联合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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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必然影响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坚定了那些赞成继续与南京保持联系的人的信念。正如易社强指出的那样：“宋哲元的态度被学生运动极大地强化了”，因为宋“现在有了一道民意的堤防来防备日本人的进一步要求”。(6) 学生与宋的部队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顺顺当当的。在12月9日第一次示威中，北平警察在与学生打交道时实际上非常和缓，对学生运动显示了某些支持。但12月16日的氛围要紧张得多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学生不断上涨的激情导致与警察发生了无数次的冲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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