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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的开始出版，正是民众对华北危机的关注达到顶点之时。邹强烈的亲抵抗路线再一次造就了刊物的显著成功。早在1935年11月发行的第三期中，它登载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关于中国驻日大使接受了“广田三原则”的报道。邹着重强调中国如果能被挽救的话，就必须拒绝东京的要求。每一期都重复着抵抗的主题。邹写道：“帝国主义对于所侵略的国家，决不肯因摇尾乞怜而中止，这是很显然的，革命外交是以民族的解放——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的斗争——做坚决〔定〕的立场。”该刊还引用了经常被提及的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作为中国的榜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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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开辟了由服刑的杜重远主笔的一个常规栏目《狱中杂感》。尽管杜在谈论其服刑及其原因时很慎重，但他呼吁抗击民族的敌人，并严厉地抨击胡适（作为支持南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可以作为一个最便捷的靶子）。当然，杜的栏目的最醒目之处是让读者想到了他的磨难，这更增加了《生活》群体的神秘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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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九”学生游行期间，《大众生活》已经发行很广，是这场运动向华中和华南地区传播的工具。《大众生活》用照片、现场采访和社论报道了这场示威游行来支持学生。富有煽动性的言论对学生英雄进行了赞扬，该刊登满了在街道和医院中受伤学生的照片。该刊写道：学生运动“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甘心做奴隶”。它“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23) 数周间，关于学生的文章分布在马占山主笔的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和抨击胡适的栏目，以及对埃塞俄比亚的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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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对学生的支持越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包括真正有组织的帮助。“一二·九运动”之后不久，平津学生派代表到上海以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学生代表给邹提供了游行的第一手叙述后，他就帮助他们与上海地区的学生组织取得联系，并安排访问了几所学校。邹还组织了学生代表与诸如章乃器、王造时、沈钧儒和沙千里这样几位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这种基本的工作引发了像12月24日上海游行这样的活动，这些全都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支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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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亲抵抗分子的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就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在整个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全国无数的救亡组织在上海乃至全中国建立起来，全都献身于停止内战的纲领并致力于团结抗日。这些后来合并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的组织，把学生、知识分子、职业工人等联合到了一起。据松本重治所说，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远远超出了政府所能控制的范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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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和其他亲抵抗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1935年12月12日发表了第一份宣言，要求在中国的领土上保留中国的主权，呼吁外国军队和傀儡组织全部退出冀东与满洲。在华北不应再做进一步的退让，政府必须征召全国所有的力量来抗击日本。由德高望重的马良领头，超过200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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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救国会的著名领导人中包括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王造时和沈钧儒。大多与黄炎培和职业教育社有联系，或曾经一道在民权保障同盟工作过。陶行知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是大众教育运动的一名活跃分子。王造时曾获得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上海担任律师及光华大学的学院院长。沈钧儒具有极长的职业生涯，包括在清政府中的任职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1935年，他是上海的一位知名律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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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团体是全国所组织的许多救亡机构中前所未有的一个。12月21日，数百名妇女积极分子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主要的领导人包括何香凝和一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的律师史良。(28) 其他团体包括上海新闻记者的组织（其宣言强调新闻公开的必要）、一个大学教授的救亡组织、一个大中学校学生组织的联盟，甚至包括一个电影业的组织。后来上海的一名律师沙千里组建了一个职业工人的救亡组织，而陶行知则建立了一个全国危机教育协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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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参与集会、请愿活动、发表宣言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学生和非学生组织均竭力寻求阻止在华北与日本的任何妥协，而进一步拓展抵抗事业。在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各种组织的活动达到高潮。数千人参加了1936年1月28日（选择这个日子以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4周年）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成立了这个组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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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救亡运动激怒了蒋介石。南京想镇压它而又不至于引起点燃民众舆论的事变。1936年2月11日，政府发出一个警告，说这场运动被共产党控制，他们利用了人民对日本势态的失望，在幕后进行操纵，用它来谋取政治利益。(31) 南京还向救国会的领导人施加压力。邹韬奋报道说，刘健群（蓝衣社的一名首领）和张道蕃这两名官员找到他，露骨地暗示邹，如果他不减少对南京的批评，他就要冒承担严重后果的风险。根据邹后来对这次会谈的回忆，他们暗示如果他合作就予以金钱回报，来淡化威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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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与杜月笙商量了这件事，这位青帮首领同情抵抗运动，而又与蒋介石和戴笠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杜建议邹陪他到南京与蒋直接讨论抵抗问题。戴笠亲口保证邹的安全。邹在与密友商谈后，决定不去南京。他觉得，与蒋的私人会谈将一无所获，而且离开上海这个安全之地，风险巨大。后来，邹称他事实上已经发现了蒋准备把他软禁在南京，而对外称委任他做陈布雷的特别助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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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能把邹诱骗到南京，但政府对最成功的亲救亡刊物《大众生活》施加的压力却升了级。由于已经禁止了对该刊的邮送，南京又令其停刊。1936年2月29日出版了最后一期。邹向其读者说出了这次镇压，但誓言抵抗侵略的斗争将会壮大起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前最主要的内容是抗X反汉奸的民族自卫战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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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没有被南京的压力吓住，他立即着手出版一份新的期刊。他乐观地把它命名为《永生》。这份刊物在被南京镇压前，发行了将近3个月。邹的慷慨语调一仍其前。例如，在《永生》较早的一篇文章中，邹直斥中日经济提携的计划将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如果中国人民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即日本〕发动一场抵抗战争，那么，中国将要被毁灭。”(34) 南京最终于1936年6月初查封了《永生》；出于个人安全原因，邹从上海避走香港，他在那里滞留了数周。由于从未长时间地缺乏发表自己见解的渠道，邹创办了一份日报《生活日报》。它的出版得到了蔡廷锴的支持，其日发行量很快达到2万份，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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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官员也企图封住救亡运动其他领导人的口。由于上海市长吴铁城的施压，章乃器被浙江兴业银行开除，并被资助到国外做研究。政府想让章离开中国。他拒绝了资助，而是把他的全副身心和老辣的笔触投入抗日大业中。他在1936年2月写道：“北伐战争时代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成了一项罪名。”在3月份的一篇文章中，他实际上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让卖国贼们高谈他们的‘敌乎友乎？’吧。中国人民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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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单个领袖们的压力并不能阻止全国救亡运动的势头。政府对运动的反对似乎仅仅是为群众的反应火上浇油。当2月底南京公布新的紧急法令增加警察力量来控制示威游行时，救亡者们在上海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来回应。甚至在《大众生活》面临停刊时，上海的一班人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救亡警报》。由于这场运动扩展到了全中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团体。3月29日学生组织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集会，随之举行了代表全部18个省和60个不同组织的救亡领袖参加的总集会。(37)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组织活动的顶峰。这次会议的宣言中说：“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经受了四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其间，日本已攫取了“面积达168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占领了六个省，奴役了我们6000万人民，杀害了30万余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所有的军队理应结束内战……并立即采取对敌行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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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6年春，全国救亡运动继续发展。正如林百克所说的那样，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比全国救亡运动规模更大、更有影响。他写道：“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身份标识、没有正规或系统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最后他断言：“大多数尚未信仰官方的国民党或是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的文化人，都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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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运动的发展破坏了蒋的“先安内”政策，并危及与日本调解的可能性。即使不支持救亡事业的知识分子，也与绥靖政策保持距离。被救亡刊物猛烈抨击、并对学生示威者们没有提供什么支持的胡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胡衷心希望免于战争，但他在1935年11月24日告诉他的读者，日本人的要求似乎没有止境，而他私下里对美国大使说，中国可能要被迫进行一场自卫战争。(40) 在接下来的夏季里，胡通过纽约的期刊《亚洲》，向美国读者描绘了一幅甚至更加严峻的前景。他说：“25年来，我一直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日本将迫使中国应战——我看是别无选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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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了这些悲观的论调，但胡适还是利用他的国际声誉来促成中日纠纷的和平解决。1936年4月，他提出了七点建议作为中日和谈的新途径来消除愈演愈烈的敌意。胡的建议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媒体上登载出来并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就其核心，他告诉日本的读者，如果日本希望解决中日分歧的话，它就必须放弃《塘沽协定》、河北非武装区以及华北的计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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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建议招来了各方的火力。日本媒体非常愤恨，日本人控制的在华刊物提出要把他逐出华北。救亡者们和学生组织通过比较，把胡说成是一个卖国贼，因为他在七点建议中没有谈到伪满洲国的问题，似乎承认傀儡国是一个事实。(43) 对胡的建议的反应，说明1936年没有中间立场的基础。一项既让日本人满意、又能为中国“民意”接受的中日调和方案，似乎毫无希望。这是蒋介石“和平内阁”成功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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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的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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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群众的抵抗要求并没有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变弱。国民党内外的政治不满情绪加剧。如果南京能够稳定中日关系的话，那么，蒋也许可以保持他的“先安内”政策。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日本的态度如果某种程度上变硬的话，就排除了成功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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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策也并非完全清晰。日本的政治结构被1936年2月26日东京一次未遂的兵变极大地动摇了。尽管这次未遂的兵变在4天内就被平息，但它使整个日本帝国大受震动。从南京的角度而言，兵变图谋基本上是一次正面的事件。在承受日本多年的指责——中国是一个地理术语而非一个政治实体——后，中国领导人幸灾乐祸地看着东京陷入混乱之中。另外，兵变的失败使日本军队中皇道派急剧式微，一般认为它比其对手统制派更加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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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地恢复纪律，统制派的领导人清洗了军队中可疑的对手，特别是对关东将领们的控制。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植田谦吉取代。1936年4月25日，东京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把所有华北的文件提交给天津驻屯军，它被改名为“华北方面军”。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均被召回。(44) 所以，“二二六”的后果似乎在华北产生一种更加稳定的氛围，这种氛围对南京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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