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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二六”以后形成的对南京有利的一面是一种幻觉。统制派的“温和”只不过是与其对手相比而言的；毕竟，东条英机是统制派的一名主要领导人。兵变图谋深深地震骇了东京的政治领导人；而现在步调取得一致的军队，开始对日本的政策采取更加牢固的控制。这甚至在对华外交人事的任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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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有田八郎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蒋“和平内阁”中的外交部长张群对可能出现的外交进展抱着极高的期望，因为他是有田的老熟人。但在东京兵变后，广田弘毅担任了首相，而有田则升为外务大臣。(45) 有田想任命后来担任副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出任在南京的空缺，但统制派的领导人基于他对华太软弱而否决这项举措。在另外几位候选人被明确驳回后，东京选择了当时担任天津公使的川越茂。尽管他的级别很低，通常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但前几个月中川越对天津驻屯军的支持使他赢得了统制派的青睐。(46) 在此后的数月里，川越将在南京被证明是一个强硬分子。总之，统制派最终在东京的胜利，是中国的不祥之兆，因为它使军队有了更加一致的步调，且平息了日本的政党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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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日本对宋哲元的政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尽管未能说服他在1935年12月宣布自治，但日本领导人强迫他的冀察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傀儡政权合并。司空见惯的形式出现了：中日之间的紧张造成了新的事件，它又引发了对宋的新一轮的要求。例如，1936年1月初发生在塘沽火车站涉及一起骚乱的塘沽事件，据说宋的士兵抢劫了日本的店铺并“侮辱了”日本国旗的大沽事件，发生在北平的中国警察和士兵与日本宪兵冲突的朝阳门事件。还是天津领事的川越立即要求道歉、赔偿和开除涉案人员。土肥原和多田均强迫宋宣布自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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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京“二二六”兵变的图谋转移了日本的注意力并从华北调走了关键角色时，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尽管如此，至3月中旬，日本领导人开始重新施加压力，此时利用红军势力进入山西这一借口，要求与宋进行联合防御部署。日本消息称张学良已与共产党签订一份秘密协定，目标是把阎锡山赶出山西，接下来再侵入河北、察哈尔和绥远。日本领导人照会宋，日本的援助是阻止这种威胁的关键。他们提供顾问、飞机和士兵来联合反共，联合可以包括阎，当然不包括任何中央军。日本领导人不但拒绝南京参与这样的举动，还把蒋的“剿共”战争斥为骗局。据同盟社报道，南京“正以发动‘征剿’中国的‘赤匪’为借口，在华北集中它的中央军”。它称，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插手华北和察哈尔。(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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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知》也直斥蒋“先安内”的方案是一个诡计。它称：“南京在背后对北平的学生反日游行示威以及那里共产党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它业已走到了与苏联合作，在华北反日的地步。”这篇文章断言，最终的问题是中国没有接受日本对华北的统治。“中国人无法现实地解释那里的事件。他们非常不切实际地提出国家平等的原则。”该文认为这种理论“无法在国际实践中得以证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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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宋哲元正忙于准备他自己的反共计划，并坚持认为二十九军无需日本人的帮助就可以控制局面。至4月底，红军已经转移到了黄河西侧，排除了直接行动的借口。(50) 尽管这样，日本将领仍向关内大举增兵，以进一步向宋施加压力。5月中旬，日本把华北军从不足2000人增加到超过8400人。新的援军分布在天津、北平和华北其他地区。这次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用来恫吓宋，也是为了把现行的华北军地位提升到一种与关东军相似的程度，因为前者已被授予掌控关内的所有事务。南京对这次增兵提出强烈抗议，称它极大地越出了《辛丑条约》的规定范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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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不仅拒绝了南京的要求，而且谴责蒋政府新的反日行动导致日方批准这次增兵。同盟社在5月18日报道说：“南京误以为自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军方对华北的政策已变得软弱，它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开始采取了一条限制日本活动的政策。”同盟社把南京称为“中部民国”，以强调它仅是一个地方政权，它断言南京的这种新态度已经“违背了中日亲善三原则”。(52) 其时，右翼的《报知》指责CC派曾准备派暗杀团北上除掉得到日本支持的北平和天津的中国领导人。(53) 在日本人看来，这些新的威胁是这次增兵的合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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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学生游行抗议日军的这次增兵。5月28日，数千名学生冲破路障，进行反日游行。学生组织后来在南开大学开会，组织了一次从五卅运动纪念日开始、为期3天的罢工。日本当局对试图弹压学生的中国领导人表示不满。尽管如此，增兵问题越来越为一场受共产党领袖如刘少奇领导的运动注入新的活力。由于共产党重视群众运动的工作，地下组织一直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行宣传，激发抗日情绪。地下党还在天津六大纱厂的每一家工厂的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与中国的店主和商人进行合作，致力于传播亲抵抗的精神。尽管政府进行了镇压，但学生于6月13日组织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反日集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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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军要求宋在5月30日之前宣布自治，其借口是他没有控制住反日运动。驻军首领不但引用学生游行，而且引用了津东铁路上一辆载有日本军事人员的车厢神秘爆炸事件作例证。有谣言说日本人在天津拘留了宋母，如果宋不合作就要危及她的安全。(55) 学生和知识界领袖逼宋坚定其立场。胡适在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传统来提醒宋，数以千计的二十九军士兵曾在喜峰口抗战中献身。他断言，河北的希望，“在于二十九军的领袖没有忘记那八千名为国捐躯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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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再一次保持了坚定的立场。二十九军将领们的会议一直开到5月29日深夜，做出了新的决定。次日，宋告诉记者，他不会出卖中国北方的主权。就在这时，宋把被普遍视为亲日的天津市长萧振瀛解了职，而用张自忠来取代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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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对宋已失去了耐心，并暗示他可能被赶到冀南。他显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傀儡。大阪的《朝日》提醒读者，宋是著名的抗日人物冯玉祥的部下。(58) 尽管如此，日方却更加指责南京应对宋的不妥协负责。5月，当有田八郎作为外务大臣在国会发表演讲时，他指出中日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入了死胡同”。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没有认清远东的形势。中国缺乏让中日局面焕然一新的决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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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宋哲元力图避免向日本做出重大让步，但他还在继续解决地方性的事件。他似乎已拿定主意，日本人欲壑难填，而新的让步要求将是没有止境的。这种决断大概更多地归结于政治形势和宋个人的观点。他在政治上的摇摆被华北反对再次退让的巨大的民意力量所阻止。学生示威游行获得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尽管如此，宋本可以像蒋介石那样，不理睬民意，如果它不影响其军事基础的话。有证据显示，二十九军内部的大部分人正越来越仇视日本人，即便宋个人想妥协，也难以做出进一步的退让。毕竟，喜峰口之战过去仅有3年时间，而且，学生宣传队在与部队一起工作时，集中强调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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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日益增长的抗日情绪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局面，因为这支中国部队与日本的华北方面军驻扎在一起。例如，7月9日，在大沽的中国士兵和日本部队调动时所发生的看起来很小的一个冲突，导致了一场骚乱。并且，在7月21日日军逮捕中国方面的领头人物后，天津的中国警察与日本宪兵发生了战斗。对这两起事件，日本均要求中国当局再次进行道歉并予以赔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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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中日骚乱发生在北平正南方的一个铁路枢纽——丰台。平津铁路穿过丰台，在这里向卢沟桥延伸，与平汉铁路相连接。日本对这两个铁路枢纽的控制，有效地把北平与中国南方孤立开来。实际上，日本在1935年秋的自治危机期间，曾短暂地占领过丰台并阻断了铁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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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向河北增兵时，他们在丰台开始修建军营，尽管这里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军队传统驻扎地点之一。这座城市里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小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1936年6月26日，一匹受到火车汽笛惊吓的中方马匹，跑进了日本军营的建筑区域中，并被捕获。当中国士兵试图找回这头牲口时，随之发生了一场战斗。日本指挥官立即要求宋道歉，对受伤的日本人赔偿，处罚中国士兵，并把他的军队从丰台撤走。除了最后一条，宋全部应允。他答应用他的其他部队更换卷入这次事件中的部队，但他不会放弃丰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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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月底，日本人在丰台修好了军营，2000名日军驻守这个地区。与当地中国军队的关系依然紧张。1936年9月18日紧张的“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这天，在丰台的中日双方的军队均出动待命。一次小小的冲突立即导致持续到第二天的一场严重的战斗，当时日本援兵攻陷了中方的阵地。于是，日本人变得不依不饶，要求所有中国军队必须从丰台撤出。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将完全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受到了其将领们的压力，并有全国各地学生和救亡组织漫天而来的电报，但宋退让了，并撤出了他的军队。此时，一条连接北平与南方的铁路只剩下卢沟桥这一站；1937年7月，当日本人企图占领它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62) 华北方面军无法说服宋参与自治计划，此时准备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军队，来征服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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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支持下的华北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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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支持下的华北走私是另一个激起中国民愤并导致1936年夏初中日关系走入僵局的问题。走私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因为关东军首领长期以来一直鼓励这种活动，帮助向华北输入种类繁多的货物，而不向中国海关纳税。这既破坏了南京在这个地区的权威，也打击了中国海关机构。海关税收几乎占了南京政府收入的半数，且是一件性命攸关之事。东京的许多政党领袖长期以来一直抗议中国的关税率太高，并在私下里支持军方的行动，作为迫使南京削减关税的一种方法。海关税收也是潜在的外国借款的担保，削减这项税收将缩小中国的选择余地。(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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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伪满洲国之间的贸易恢复后，南京在关内建立海关机构时，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者们一如既往地开始干涉中国的海关行政，竭力反对对日本人、朝鲜人或是伪满洲国公民的任何检查。1935年9月，日本人实际上解除了中国海关机构的武装，并禁止海关的任何船只进入河北非武装区的沿海水域。来自伪满洲国的走私者们可以沿着这条海岸径自卸下他们的货物，而不担什么风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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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的华北自治计划失败后，日本的阴谋家们支持一个范围广泛的经济战方案，利用冀东自治政权获取利益。榆关的特务头目竹下义晴少佐负责这次行动。(65) 因此，1936年初，在华北发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走私狂潮”。(66) 大量的船载货物卸到了非武装区的港口，然后通过铁路或卡车运入华北。海关官员无法阻止走私的泛滥，因为走私者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现随意选取一件事例，1936年2月18日，走私者攻击榆关海关机构，抢回了一船被没收的烧酒。包括几名日本人在内的走私者，在日本领事馆警察的眼皮底下，殴打了手无寸铁的中国海关官员。所以，到了仲春，中国海关官员已被彻底镇吓住了，并已停止行使职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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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种贸易合法化，并增加收入，1935年3月，殷汝耕的冀东政府施行了它自己的关税政策，税率远低于中国政府的税率。如以煤油为例，中国征收4.30元的关税，而殷的政权仅征1元。自5月至8月中旬，137万加仑的煤油被输入到中国，而没有缴纳中国关税。控制着煤油贸易的美英公司，业务经历了严重的下滑。由于日本支持殷的较低关税，走私者们缴纳这些税收；而冀东政府每月从它的海关中获得400万元，减轻了资助该政权的日本人的某些负担。当中国的机构企图阻止违禁品通过铁路输入天津时，日本人不让他们检查列车上的货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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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走私问题，南京政府的收入遭受严重的损失。在1936年的头4个月，华北的海关收入下降了40％。整个说来，走私到中国的货物价值可能占有记录的进口值的20％。因而，走私潜在地夺去了南京总收入的近10％。(69) 输入华北的大量廉价商品既损害了中国人，也损害了外国人的合法贸易。日本人利用这种局面获得了对中国北方几家大企业的控制。如1936年7月19日，天津的两家重要纱厂出售给了日本的同业。至7月底，六大中国纱厂中仅有两家幸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因此，走私活动是日本人从经济上统治华北的更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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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部分走私活动是通过冀东来进行的，但有些活动则是在日本海军的暗地保护下，从台湾直接进入粤北和闽南。在厦门，煤油的合法年度进口额，一年之中从185万桶下降到仅有31万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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