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4861
1706764862
全国救亡运动激怒了蒋介石。南京想镇压它而又不至于引起点燃民众舆论的事变。1936年2月11日，政府发出一个警告，说这场运动被共产党控制，他们利用了人民对日本势态的失望，在幕后进行操纵，用它来谋取政治利益。(31) 南京还向救国会的领导人施加压力。邹韬奋报道说，刘健群（蓝衣社的一名首领）和张道蕃这两名官员找到他，露骨地暗示邹，如果他不减少对南京的批评，他就要冒承担严重后果的风险。根据邹后来对这次会谈的回忆，他们暗示如果他合作就予以金钱回报，来淡化威胁的味道。
1706764863
1706764864
邹与杜月笙商量了这件事，这位青帮首领同情抵抗运动，而又与蒋介石和戴笠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杜建议邹陪他到南京与蒋直接讨论抵抗问题。戴笠亲口保证邹的安全。邹在与密友商谈后，决定不去南京。他觉得，与蒋的私人会谈将一无所获，而且离开上海这个安全之地，风险巨大。后来，邹称他事实上已经发现了蒋准备把他软禁在南京，而对外称委任他做陈布雷的特别助理。(32)
1706764865
1706764866
尽管未能把邹诱骗到南京，但政府对最成功的亲救亡刊物《大众生活》施加的压力却升了级。由于已经禁止了对该刊的邮送，南京又令其停刊。1936年2月29日出版了最后一期。邹向其读者说出了这次镇压，但誓言抵抗侵略的斗争将会壮大起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前最主要的内容是抗X反汉奸的民族自卫战争。”(33)
1706764867
1706764868
邹没有被南京的压力吓住，他立即着手出版一份新的期刊。他乐观地把它命名为《永生》。这份刊物在被南京镇压前，发行了将近3个月。邹的慷慨语调一仍其前。例如，在《永生》较早的一篇文章中，邹直斥中日经济提携的计划将把中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如果中国人民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即日本〕发动一场抵抗战争，那么，中国将要被毁灭。”(34) 南京最终于1936年6月初查封了《永生》；出于个人安全原因，邹从上海避走香港，他在那里滞留了数周。由于从未长时间地缺乏发表自己见解的渠道，邹创办了一份日报《生活日报》。它的出版得到了蔡廷锴的支持，其日发行量很快达到2万份，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35)
1706764869
1706764870
南京官员也企图封住救亡运动其他领导人的口。由于上海市长吴铁城的施压，章乃器被浙江兴业银行开除，并被资助到国外做研究。政府想让章离开中国。他拒绝了资助，而是把他的全副身心和老辣的笔触投入抗日大业中。他在1936年2月写道：“北伐战争时代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成了一项罪名。”在3月份的一篇文章中，他实际上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让卖国贼们高谈他们的‘敌乎友乎？’吧。中国人民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36)
1706764871
1706764872
南京对单个领袖们的压力并不能阻止全国救亡运动的势头。政府对运动的反对似乎仅仅是为群众的反应火上浇油。当2月底南京公布新的紧急法令增加警察力量来控制示威游行时，救亡者们在上海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来回应。甚至在《大众生活》面临停刊时，上海的一班人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救亡警报》。由于这场运动扩展到了全中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团体。3月29日学生组织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集会，随之举行了代表全部18个省和60个不同组织的救亡领袖参加的总集会。(37)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组织活动的顶峰。这次会议的宣言中说：“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经受了四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其间，日本已攫取了“面积达168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占领了六个省，奴役了我们6000万人民，杀害了30万余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所有的军队理应结束内战……并立即采取对敌行动”。(38)
1706764873
1706764874
在整个1936年春，全国救亡运动继续发展。正如林百克所说的那样，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比全国救亡运动规模更大、更有影响。他写道：“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身份标识、没有正规或系统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最后他断言：“大多数尚未信仰官方的国民党或是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的文化人，都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39)
1706764875
1706764876
救亡运动的发展破坏了蒋的“先安内”政策，并危及与日本调解的可能性。即使不支持救亡事业的知识分子，也与绥靖政策保持距离。被救亡刊物猛烈抨击、并对学生示威者们没有提供什么支持的胡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胡衷心希望免于战争，但他在1935年11月24日告诉他的读者，日本人的要求似乎没有止境，而他私下里对美国大使说，中国可能要被迫进行一场自卫战争。(40) 在接下来的夏季里，胡通过纽约的期刊《亚洲》，向美国读者描绘了一幅甚至更加严峻的前景。他说：“25年来，我一直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日本将迫使中国应战——我看是别无选择”。(41)
1706764877
1706764878
尽管说了这些悲观的论调，但胡适还是利用他的国际声誉来促成中日纠纷的和平解决。1936年4月，他提出了七点建议作为中日和谈的新途径来消除愈演愈烈的敌意。胡的建议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媒体上登载出来并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就其核心，他告诉日本的读者，如果日本希望解决中日分歧的话，它就必须放弃《塘沽协定》、河北非武装区以及华北的计划。(42)
1706764879
1706764880
胡的建议招来了各方的火力。日本媒体非常愤恨，日本人控制的在华刊物提出要把他逐出华北。救亡者们和学生组织通过比较，把胡说成是一个卖国贼，因为他在七点建议中没有谈到伪满洲国的问题，似乎承认傀儡国是一个事实。(43) 对胡的建议的反应，说明1936年没有中间立场的基础。一项既让日本人满意、又能为中国“民意”接受的中日调和方案，似乎毫无希望。这是蒋介石“和平内阁”成功的不祥之兆。
1706764881
1706764882
1706764883
1706764884
1706764886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的强硬态度
1706764887
1706764888
1936年群众的抵抗要求并没有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变弱。国民党内外的政治不满情绪加剧。如果南京能够稳定中日关系的话，那么，蒋也许可以保持他的“先安内”政策。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日本的态度如果某种程度上变硬的话，就排除了成功的外交活动。
1706764889
1706764890
日本的政策也并非完全清晰。日本的政治结构被1936年2月26日东京一次未遂的兵变极大地动摇了。尽管这次未遂的兵变在4天内就被平息，但它使整个日本帝国大受震动。从南京的角度而言，兵变图谋基本上是一次正面的事件。在承受日本多年的指责——中国是一个地理术语而非一个政治实体——后，中国领导人幸灾乐祸地看着东京陷入混乱之中。另外，兵变的失败使日本军队中皇道派急剧式微，一般认为它比其对手统制派更加激进。
1706764891
1706764892
为了尽可能地恢复纪律，统制派的领导人清洗了军队中可疑的对手，特别是对关东将领们的控制。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植田谦吉取代。1936年4月25日，东京命令关东军司令部把所有华北的文件提交给天津驻屯军，它被改名为“华北方面军”。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均被召回。(44) 所以，“二二六”的后果似乎在华北产生一种更加稳定的氛围，这种氛围对南京很有利。
1706764893
1706764894
事实上，“二二六”以后形成的对南京有利的一面是一种幻觉。统制派的“温和”只不过是与其对手相比而言的；毕竟，东条英机是统制派的一名主要领导人。兵变图谋深深地震骇了东京的政治领导人；而现在步调取得一致的军队，开始对日本的政策采取更加牢固的控制。这甚至在对华外交人事的任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1706764895
1706764896
1936年2月，有田八郎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蒋“和平内阁”中的外交部长张群对可能出现的外交进展抱着极高的期望，因为他是有田的老熟人。但在东京兵变后，广田弘毅担任了首相，而有田则升为外务大臣。(45) 有田想任命后来担任副外务大臣的重光葵出任在南京的空缺，但统制派的领导人基于他对华太软弱而否决这项举措。在另外几位候选人被明确驳回后，东京选择了当时担任天津公使的川越茂。尽管他的级别很低，通常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但前几个月中川越对天津驻屯军的支持使他赢得了统制派的青睐。(46) 在此后的数月里，川越将在南京被证明是一个强硬分子。总之，统制派最终在东京的胜利，是中国的不祥之兆，因为它使军队有了更加一致的步调，且平息了日本的政党反对派。
1706764897
1706764898
这在日本对宋哲元的政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尽管未能说服他在1935年12月宣布自治，但日本领导人强迫他的冀察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傀儡政权合并。司空见惯的形式出现了：中日之间的紧张造成了新的事件，它又引发了对宋的新一轮的要求。例如，1936年1月初发生在塘沽火车站涉及一起骚乱的塘沽事件，据说宋的士兵抢劫了日本的店铺并“侮辱了”日本国旗的大沽事件，发生在北平的中国警察和士兵与日本宪兵冲突的朝阳门事件。还是天津领事的川越立即要求道歉、赔偿和开除涉案人员。土肥原和多田均强迫宋宣布自治。(47)
1706764899
1706764900
当东京“二二六”兵变的图谋转移了日本的注意力并从华北调走了关键角色时，宋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尽管如此，至3月中旬，日本领导人开始重新施加压力，此时利用红军势力进入山西这一借口，要求与宋进行联合防御部署。日本消息称张学良已与共产党签订一份秘密协定，目标是把阎锡山赶出山西，接下来再侵入河北、察哈尔和绥远。日本领导人照会宋，日本的援助是阻止这种威胁的关键。他们提供顾问、飞机和士兵来联合反共，联合可以包括阎，当然不包括任何中央军。日本领导人不但拒绝南京参与这样的举动，还把蒋的“剿共”战争斥为骗局。据同盟社报道，南京“正以发动‘征剿’中国的‘赤匪’为借口，在华北集中它的中央军”。它称，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插手华北和察哈尔。(48)
1706764901
1706764902
《报知》也直斥蒋“先安内”的方案是一个诡计。它称：“南京在背后对北平的学生反日游行示威以及那里共产党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它业已走到了与苏联合作，在华北反日的地步。”这篇文章断言，最终的问题是中国没有接受日本对华北的统治。“中国人无法现实地解释那里的事件。他们非常不切实际地提出国家平等的原则。”该文认为这种理论“无法在国际实践中得以证实”。(49)
1706764903
1706764904
其间，宋哲元正忙于准备他自己的反共计划，并坚持认为二十九军无需日本人的帮助就可以控制局面。至4月底，红军已经转移到了黄河西侧，排除了直接行动的借口。(50) 尽管这样，日本将领仍向关内大举增兵，以进一步向宋施加压力。5月中旬，日本把华北军从不足2000人增加到超过8400人。新的援军分布在天津、北平和华北其他地区。这次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用来恫吓宋，也是为了把现行的华北军地位提升到一种与关东军相似的程度，因为前者已被授予掌控关内的所有事务。南京对这次增兵提出强烈抗议，称它极大地越出了《辛丑条约》的规定范围。(51)
1706764905
1706764906
日本领导人不仅拒绝了南京的要求，而且谴责蒋政府新的反日行动导致日方批准这次增兵。同盟社在5月18日报道说：“南京误以为自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军方对华北的政策已变得软弱，它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开始采取了一条限制日本活动的政策。”同盟社把南京称为“中部民国”，以强调它仅是一个地方政权，它断言南京的这种新态度已经“违背了中日亲善三原则”。(52) 其时，右翼的《报知》指责CC派曾准备派暗杀团北上除掉得到日本支持的北平和天津的中国领导人。(53) 在日本人看来，这些新的威胁是这次增兵的合理借口。
1706764907
1706764908
天津的学生游行抗议日军的这次增兵。5月28日，数千名学生冲破路障，进行反日游行。学生组织后来在南开大学开会，组织了一次从五卅运动纪念日开始、为期3天的罢工。日本当局对试图弹压学生的中国领导人表示不满。尽管如此，增兵问题越来越为一场受共产党领袖如刘少奇领导的运动注入新的活力。由于共产党重视群众运动的工作，地下组织一直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行宣传，激发抗日情绪。地下党还在天津六大纱厂的每一家工厂的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与中国的店主和商人进行合作，致力于传播亲抵抗的精神。尽管政府进行了镇压，但学生于6月13日组织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反日集会。(54)
1706764909
1706764910
华北军要求宋在5月30日之前宣布自治，其借口是他没有控制住反日运动。驻军首领不但引用学生游行，而且引用了津东铁路上一辆载有日本军事人员的车厢神秘爆炸事件作例证。有谣言说日本人在天津拘留了宋母，如果宋不合作就要危及她的安全。(55) 学生和知识界领袖逼宋坚定其立场。胡适在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传统来提醒宋，数以千计的二十九军士兵曾在喜峰口抗战中献身。他断言，河北的希望，“在于二十九军的领袖没有忘记那八千名为国捐躯者”。(56)
[
上一页 ]
[ :1.7067648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