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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施加的压力也是北平警察更加强硬地处理第二次示威的一个因素。按照秦德纯回忆录中的说法，日本人曾想派遣他们的宪兵来镇压“一二·九运动”。当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向日本人保证中国警察可以控制局势，并警告他们，如果调派宪兵，结局就是一场灾难，就会发生一场新的五卅运动。秦回忆说，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看法，没有派遣他们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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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想阻止对学生的任何伤害，但同时又要绝对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以免给干涉造成任何借口。秦回忆道，对12月9日的示威，不允许警察佩带武器，只使用消防水管来保护日本人的设施。他还向学生发表演讲，企图缓和局势。当时日本当局向宋哲元控告秦的演讲是反日的。(8) 秦的回忆录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但日本人施加的压力确实已经导致了北平当局试图采取更大的行动来镇压示威运动。秦德纯向领导者们恳求结束动荡状态，而宋哲元首次禁止示威，并在后来下令平津的学校于12月23日提前放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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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凸显了运动中的一个矛盾。许多学生把宋视为卖国贼，与殷汝耕是一类人。另一方面，学生领袖意识到只有二十九军才能挽救河北和察哈尔。结果，学生组织越来越尽力向这支部队进行宣传，培养抗日情绪。许多学生甚至开始与二十九军一道训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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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全中国的学生。示威和请愿活动从北方的天津、济南、保定和张家口蔓延到包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地区的南方重要城市。至12月18日，16个城市中的22个学生组织加入运动中。至这个月底，在32个地区举行了65次示威游行活动，全都要求南京抗日。学生领袖很快组建了像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救国联合会这样的联合组织，这些机构把学生团体与其他救亡组织联系起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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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的爆发再一次把南京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使它处于日本的压力与中国民意的夹击之中。南京不得不控制学生，否则就要看着它努力建立的“和平内阁”流产。但此时抗日情绪是如此强烈，镇压实际上是为运动火上浇油。12月19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下令禁止进一步的示威游行。全国学生却以更加猛烈的抗议浪潮来回应。(12) 急于制止运动的南京，开始逮捕学生领袖并封闭校园。12月20日，政府在沪宁地区宣布戒严令，后来又发布紧急状态法，以增加其镇压示威游行的权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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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把镇压与努力取得学生对他的政策的支持结合起来。他提出在1936年1月中旬召开一次教育界和学生领袖的会议，以便政府可以直接面对学生来解决问题。并非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接受了蒋的邀请。北平学生联合会拒绝委派代表，称蒋从未履行在“九一八事变”后召开的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按照学生的说法，蒋介石那时曾发誓在三年之内收复沦陷的领土。他们愤恨地说：“四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努力收复失去的省份，而且热河和冀东以及察北的六个县也沦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断言：“政府领导抗日无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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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激进的学生组织不予理睬，但教育界会议在1月中旬还是如期召开了。1月15日，蒋亲自向学生发表演讲，再次为他的对日政策进行辩护。他否认南京默许了日本的统治。他猛烈地抨击南京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的谣言。他称，不论是《上海停战协定》还是《塘沽协定》都没有秘密条款，而《何梅协定》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保证：“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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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重申他那镇压共产党乃头等大事的观点。他称，江西共产党是他最为关注的事。随着他追击红军进入四川、贵州和云南，他不但“歼灭”了共产党，而且置这些地区于中央的统治之下。蒋称，他的成功令日本人产生警觉，他们因此对河北发动了侵略行动，以阻止中央进一步统一西南地区，以此希望把他的军队从四川调到河北来。他说他已看穿了这个阴谋，并满足日本的要求，把中央军、党的机构和特务从河北撤出。蒋说，所有这些举措都不损害中国的主权，因为河北仍驻扎着中国军队。宋哲元和二十九军遵从中央的命令。蒋以一个保证来做结论：如果和谈破裂，日本的侵略继续下去，南京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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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1936年1月15日的讲话表明，他自1931年以来的想法基本未变。尽管被自治危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仍然声称“剿共”战争必须优先于抗日。他看上去还是愿意进一步妥协以避免与东京开战。亲国民党的学者开始怀疑学生领袖的诚意，指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挽救共产党的灭亡，而不是真的希望抗日。虽然这场运动中的许多领导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但这肯定不是绝大部分加入正义的抵抗运动者的初衷。实际上是蒋介石本人如此明显地在把内战和抗战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坚持把“剿共”战争放在优先地位，甚至在面对日本确切的华北计划时，也造成了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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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邹韬奋与全国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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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全国民众的舆论。学生组织与知识界领袖，特别是像一直赞成抵抗的宋庆龄这样的左派人物共同合作。学生和知识分子一道打造了一场更广泛的全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抗日纲领和国共统一战线。赞成抵抗的全国救亡运动实际上从未消失过。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曾一再组织这类运动，得到了何香凝（廖仲恺遗孀）以及诸如鲁迅、茅盾和丁玲之类文学巨匠的支持。(17) 但直到1935年底，在拖延未决的华北危机引发民众支持抗战的浪潮之前，国民党的镇压成功地扼制了这场运动。学生运动的突然爆发，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后的新政策，创造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激发全国救亡运动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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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场新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前《生活》和《新生》撰稿人的领导。它某种程度上是邹韬奋领导下的赞成抵抗的立场，这曾促进它的发行，使之成为当时读者最多的期刊。尽管邹于1933年7月被迫离开中国，《生活》也于同年12月被查封，但它的大多数读者支持杜重远主编的后继刊物《新生》。尽管因——或可能由于——该刊评论了日本天皇，南京对该刊进行了镇压并判杜入狱，但前《生活》一班人立场坚定地领导了这场救亡正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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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邹韬奋知道了杜被捕和《新生》停刊时，他尚在美国。他立即赶回中国，在1935年8月抵达上海。(18) 尽管邹的主要刊物被南京查封了，但他仍然有一个在上海生活书店中的行动基地。早些时候，这家企业曾是中国最成功的出版和发行企业之一。尽管如此，至1935年，政府的压制已削减了它的规模；但它仍然是《生活》一班人思想传播的一个渠道。在邹不在时，银行家兼作家章乃器曾是这家企业最活跃的领导者之一，他在1934年出版了一部400页的文集，其中许多文章是针对日本问题的。1935年1月，张仲实成为这家企业的经理。张曾在苏联受过教育，在公司活动中推行了一条更加强硬的左翼路线——一条同情邹最新倾向的路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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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当务之急是创办一家新的周刊。尽管有政府镇压的威胁，但他仍于1935年11月16日创办了《大众生活》。该刊的名称反映了邹这一方复杂的动机。“生活”一语说明了新刊物与以前刊物的一致。“大众”一词揭示了邹的思想更加强烈的“左”倾。他在海外旅行中，曾在苏联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并由衷地被苏联所感染。不论如何混杂，《大众生活》很快达到了它的前两份刊物的发行量。某些消息实际上证实，在它的高峰时，每期发行了将近20万份，这可能比以前的《生活》要多得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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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的开始出版，正是民众对华北危机的关注达到顶点之时。邹强烈的亲抵抗路线再一次造就了刊物的显著成功。早在1935年11月发行的第三期中，它登载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关于中国驻日大使接受了“广田三原则”的报道。邹着重强调中国如果能被挽救的话，就必须拒绝东京的要求。每一期都重复着抵抗的主题。邹写道：“帝国主义对于所侵略的国家，决不肯因摇尾乞怜而中止，这是很显然的，革命外交是以民族的解放——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的斗争——做坚决〔定〕的立场。”该刊还引用了经常被提及的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作为中国的榜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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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开辟了由服刑的杜重远主笔的一个常规栏目《狱中杂感》。尽管杜在谈论其服刑及其原因时很慎重，但他呼吁抗击民族的敌人，并严厉地抨击胡适（作为支持南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可以作为一个最便捷的靶子）。当然，杜的栏目的最醒目之处是让读者想到了他的磨难，这更增加了《生活》群体的神秘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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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九”学生游行期间，《大众生活》已经发行很广，是这场运动向华中和华南地区传播的工具。《大众生活》用照片、现场采访和社论报道了这场示威游行来支持学生。富有煽动性的言论对学生英雄进行了赞扬，该刊登满了在街道和医院中受伤学生的照片。该刊写道：学生运动“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甘心做奴隶”。它“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23) 数周间，关于学生的文章分布在马占山主笔的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和抨击胡适的栏目，以及对埃塞俄比亚的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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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对学生的支持越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包括真正有组织的帮助。“一二·九运动”之后不久，平津学生派代表到上海以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学生代表给邹提供了游行的第一手叙述后，他就帮助他们与上海地区的学生组织取得联系，并安排访问了几所学校。邹还组织了学生代表与诸如章乃器、王造时、沈钧儒和沙千里这样几位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这种基本的工作引发了像12月24日上海游行这样的活动，这些全都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支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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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亲抵抗分子的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就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在整个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全国无数的救亡组织在上海乃至全中国建立起来，全都献身于停止内战的纲领并致力于团结抗日。这些后来合并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的组织，把学生、知识分子、职业工人等联合到了一起。据松本重治所说，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远远超出了政府所能控制的范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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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和其他亲抵抗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1935年12月12日发表了第一份宣言，要求在中国的领土上保留中国的主权，呼吁外国军队和傀儡组织全部退出冀东与满洲。在华北不应再做进一步的退让，政府必须征召全国所有的力量来抗击日本。由德高望重的马良领头，超过200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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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救国会的著名领导人中包括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王造时和沈钧儒。大多与黄炎培和职业教育社有联系，或曾经一道在民权保障同盟工作过。陶行知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是大众教育运动的一名活跃分子。王造时曾获得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上海担任律师及光华大学的学院院长。沈钧儒具有极长的职业生涯，包括在清政府中的任职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1935年，他是上海的一位知名律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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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团体是全国所组织的许多救亡机构中前所未有的一个。12月21日，数百名妇女积极分子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主要的领导人包括何香凝和一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的律师史良。(28) 其他团体包括上海新闻记者的组织（其宣言强调新闻公开的必要）、一个大学教授的救亡组织、一个大中学校学生组织的联盟，甚至包括一个电影业的组织。后来上海的一名律师沙千里组建了一个职业工人的救亡组织，而陶行知则建立了一个全国危机教育协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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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参与集会、请愿活动、发表宣言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学生和非学生组织均竭力寻求阻止在华北与日本的任何妥协，而进一步拓展抵抗事业。在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各种组织的活动达到高潮。数千人参加了1936年1月28日（选择这个日子以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4周年）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成立了这个组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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