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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问题置蒋介石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如果放任自流的话，它势必将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这个基础即使在最佳时期也是很弱的。如果对这件事加以限制，南京可能要力图阻止河北本身的走私泛滥，不是派武装人员北上，就是让宋哲元直接挑战日本对中国海关官员的干涉。不论哪一种举措都要冒与华北方面军发生冲突的严重风险。第二种途径就是直接承认在河北的败局，而当货物向南进入河南和山东时，则尽力阻止其流动。这条途径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风险，但等于承认南京已失去了对河北的行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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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对上述两种途径的要素都加以利用，到1936年夏末，极大地降低了走私货物的数量。事实上，1936年上半年，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态度，比对中日关系中的几乎任何其他问题都要果敢。毕竟，走私问题意味着金钱的流失。为了保住其军饷，蒋介石宁愿冒险。但在其切身利益较少的地方，他似乎更乐意妥协。在华北的退让将给他造成一个政治难题，但这些退让不会危及他的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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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在河北强化海关的困难，中国官员悄悄地致力于控制走私货物输入该省。武装的海关人员开始登上津浦线和平汉线上的火车车厢，查扣没有中国关税缴付证明的货物。(78) 东京对这种方法提出抗议，谴责南京的检查政策正助长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并违背了《敦睦邦交令》。(79) 尽管有这种抗议，但南京不为所动，并开始控制货物的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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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拥护南京政府对走私问题展示出新的决心。1936年7月，他的部队清除了天津火车站的武装走私分子。1936年底，当后者转向公路以代替铁路向南方渗透时，南京开始在公路沿线驻扎武装卫队。中国的新态度非常强硬，殷伯克写道：“到1937年4月，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如此坚决，以至于所有的货物，不论其国别，都被置于正常的海关控制之下。”(80) 因此，1936年的夏季坚定了蒋介石和宋哲元不做重大退让的决心。尽管南京对走私的立场成功地减少了非法货物的流通，但中国和日本却越来越走向战争的边缘。蒋介石发起的外交活动与他的“和平内阁”似乎注定要失败。1936年5月底，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对记者说：“局面摆在这里，现在中国必须在与日本相互依赖，还是与日本开战中做出选择。我已向蒋总司令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尽管中国领导人曾说过，他们想解决与日本存在的分歧，但须磨称，“他们尚未显示出这么做的真实意图”，相反，“他们却正在以所谓的走私问题向日本发动攻击，并对日本增加其华北的驻军力量表示莫名其妙的反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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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南京、日本和北平——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局面一触即发。7月10日，当一名日本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外的某处被人开枪打死后，日本海军将领立即把军舰调往该地区，并开始部署海军陆战队。(82) 日本的右翼媒体马上说中国怀有阴谋，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时事新闻》报道说，对日商的谋杀“发生在反日示威日趋激烈之时，肯定不会是由私人的恩怨所造成，而是中国蓄谋已久的阴谋所致”。(83) 《中外日报》写道：“最近的事件是中国缺乏诚意及其反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态度的明确例证……在中国的反日情绪像野火似的蔓延。”这篇文章称：“在目前的局面中，日本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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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6年夏，中日关系似乎向全面崩溃迈进。蒋介石和宋哲元为高涨的抗日情绪所限，而日本的强硬分子把所有的抵抗斥责为南京策划的阴谋。在中国的整个领导层中，越来越觉得“最后关头”已然逼近。(85) “和平内阁”的倡议显然已名存实亡。不过，蒋介石仍执着于“剿共”内战，并想尽可能地推迟与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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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国民党政治与抵抗问题（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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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对日政策从来都是中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有争执的问题，而1936年春则走到了极点。广州的分裂者领导人尖锐地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立场顺带为其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理由。1935年底正在高涨的群众反日运动和迟迟未决的北方危机，与穗宁之间紧张的加剧同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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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这次摊牌的诱因是蒋介石对广州越发强硬的态度。蒋已渐渐地强化了他对两广周围各省的控制，威胁了它们的自治。福建反叛者的瓦解、中国共产党被赶出江西以及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入贵州和四川，消除了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缓冲地带。然后，蒋迫使贵州的鸦片贸易从广西改道，剥夺了该省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南京的法币改革也危及了地方货币。蒋甚至向胡汉民提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主席的职务，企图把他引诱到南京。(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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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1936年初，两广的自治岌岌可危。南方领导人进行了反击，对蒋介石的一个最弱的软肋——他的软弱的对日政策——展开抨击。胡汉民拒绝了蒋提供的职务，对记者们说，只有在政府采纳了他的包括抗日在内的“全国救亡”方案后，他才会前去南京。(87) 德高望重的国民党领导人邹鲁警告说，日本正在福建策划一场自治运动，以与河北的自治运动相呼应，而南京不但不抵抗，反而在镇压爱国行动。(88) 4月17日，广西军队的总司令李宗仁呼吁开展全国范围的救亡战争以抵抗日本。(89) 因此，抗日的高调仍然是南方领导人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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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汉民于1936年5月12日死于脑出血时，穗宁之间的争吵发展成了一场突发的危机。蒋介石显然告诉南方领导人，随着胡的去世，他们现在必须服从南京的权威。(90) 南方领导人通过抨击蒋软弱的反日政策及组建他们自己的抗日救国军加以对抗，准备通过宣布他们自己的战斗意愿来逼蒋抗日。他们还期望这项政策将使得南京中止其对南方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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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宣布，它将派遣部队北上对日作战，以拯救河北省。广州发表的一份声明要求南京也能这么做，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领导全国的抗战。当白崇禧率领的南方部队以北上抗日为名进入湖南省时，他们遭遇了阻止他们前进的中央军。中国似乎到了内战的边缘。(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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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危机的发生，正好是在全国范围的学生示威抗议日军在华北增兵及其支持的走私活动之时。5月底，学生和全国的救亡领导人会集到上海，组织了新的全国性团体。这场危机使这些团体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按理说，他们支持广州的抵抗呼吁，但这个时候的一场内战将使日本人坐收其利。南方领导人显然易受这样的攻击：他们是从事一场自私的反叛，而不是正当的抗日活动。即使在左派中，也没有什么人给予这样的支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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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赞成南方的事业，但却存在某些疑问。学生们敦促南京允许两广军队不受阻碍地前往抗日前线，但再次提出停止所有的内战。(93) 全国救亡联合会接着采取了相同的方法。它在6月14日发表的声明中，赞扬了南方领导人高举的抗日大旗，谴责蒋介石没有加入进来，但警告必须避免内战。救亡领导人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法是西南的军队直接开到河北去援助宋哲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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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穗宁之间僵局的持续，内战迫在眉睫，救亡领导人甚至与西南的领导人，特别与陈济棠变得更加疏远。7月15日，包括邹韬奋和章乃器在内的几位救亡领导人发表的一份声明，重申对南方事业的同情，但警告说，单纯地与南京对抗，将引发内战。当邹谴责陈“假借抵抗的词语来激起内战”从而质疑陈的诚意时，他甚至更加直率。在邹看来，陈希望南京对日作战，而他自己则不愿这样做。(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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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独立的撰稿人对南方领导人的批评甚至更加猛烈。胡适警告说：“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胡告诫说，即便一个人以前曾反对过国民党或是国民党中的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团结”。(96) 陈之迈宣称，尽管南方人唱着高调，但“全国的舆论却只觉得他们的动机是私怨……我们可以不满意于中央的当政者”。他写道：“但我们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拥护赞成一班只知泄发私怨，遂其私图的道理〔原文如此——译者注〕。”(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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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南方领导人的公信度打击最大的显然是媒体正确的报道，说他们已接受了日本人大量的援助。特别是广西拥有日本的顾问，并以低价购买了日本武器。(98) 这些与日本来往的消息，中外媒体均作了登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还报道：陈济棠曾告诉日本人不要理会广东的抗日高调，因为这仅仅是用来作为反对南京的工具。张宣称，南方领导人是这个民族的叛徒。(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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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关系的暴露，危及了西南领导人的安全，并让蒋介石坐收其利。广州的反叛罩上了一场由日本策划的、旨在分裂中国的阴谋这样的气氛。即使是南方阵营中的成员，也开始变卦。邹鲁突然远走海外，陈自己的几名将领表示反对广州的行动。湖南的军事领导人、地位极为关键的何键，捎话给蒋介石，表示忠于中央。西南领导人显然打错了算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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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瓦解了。当南方军队与中央军在湖南继续僵持时（严重的战斗被避免了），蒋在幕后进行了工作。7月中上旬，南京获得了广东第一军司令余汉谋将军以及拥有62架飞机的广东全部空军的倒戈。蒋慷慨的贿赂，加上对反叛的不满，导致了这些倒戈事件。随着地位的崩溃，陈于7月18日辞职并逃离广州。其后，南京重组了广东政府，废除了独立的西南组织。由于广西组织紧密的军事集团较少跟风倒戈，广西则更加难以对付。另外，包括蔡廷锴在内的前十九路军的领袖，于8月中旬抵达广西，使广西的抗日姿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蔡在广西组建了一个师的部队，主要收罗了他以前的部属，并准备创建一个由李济深和李宗仁领导的独立的“抗日政府”。(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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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和白崇禧急于保持广西的基础，而不愿在一场反叛中孤注一掷，他们决定与蒋和解。至9月初，他们已与南京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为该省保留了相当大的独立性。李继续控制这个省的军队，而白则到南京就职。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于9月16日前往香港，西南的反叛结束了。蒋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统治了广东这个富省，并控制了较穷的广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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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反叛的崩溃与福建叛乱的失败相类似，不仅说明了蒋介石势力的增长，而且也说明了日本问题的含糊性。尽管1936年蒋的绥靖政策甚至可能比前一次反叛时更不得人心，但蒋的敌人还是不能简单地利用这个问题。在严重危急时刻攻击南京让日本人坐收其利，并破坏了广东呼吁抵抗的论调。因此，许多救亡领导人对西南的瓦解表示欢迎，尽管他们讨厌蒋。他们坚持认为，南方的溃败并非抵抗大业的失败，尽管广州举着抗日大旗。章乃器劝其追随者不要对广州的崩溃感到灰心，而是要起来动员中国人民抗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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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尽管他击败了国内的挑战，但他的成功丝毫没有解决日本问题。实际上，这场胜利可能使中日冲突更加逼近了。把南京称为“中部民国”的日本激进分子对南京的胜利感到沮丧，甚至更加坚定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决心。正如7月底《日日》的社论指出的那样：“蒋总司令的统一，使这个国家对东亚和平构成了威胁，并将导致中国经济的混乱。”(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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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胜利也没有让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的声音静息下来。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许多人认为，国家此时已团结得足以采取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甚至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广州国民党西南分部的撤销也付出了代价。蒋曾用这个西南的机构为1935年12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做辩护。既然这些机构取消了，还有什么理由来承认那些北方的机构呢？正如知识界的一位重要领袖傅斯年在1936年7月指出的那样：“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西南两机构全是不法的组织，全是私人把持地盘的借口。”他认为，相同的组织应该同样被撤除掉。(105) 因而，蒋对广州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压力，要求在对日关系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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