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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蒋战胜了广州时，他还企图重新阐明他的对日态度。1936年7月13日，在对一个国民党组织的讲话中，蒋做了自1935年11月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他的话既是对中国增长的抗日势力，也是根据增兵和走私问题对日本本身做出的反应。蒋特地提到了“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决不轻言牺牲”这个原则。蒋力图对“最后关头”做更加清楚的说明。他称：“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但即便这样的时刻到来了，蒋也没有说它就是，而认为中国应该首先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蒋说，过去6个月中发生的事件，使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和平仍然有望。他暗示中国想避免战争，但日本不得进一步逼迫中国。(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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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易劳逸的研究，7月13日演讲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蒋放弃了绥靖政策，而是此时“他强调了妥协的限度而不是妥协本身”。(107) 华北的许多人因这一进展备受鼓舞。张奚若针对“保卫领土完整”一语，认为这体现了南京外交政策的新内容。张称，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进攻将会受到抵抗，尽管他承认许多北方人对蒋的保证表示怀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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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把蒋的讲话看作是阐明了外交政策上更加强硬的立场。《日日》报道说：“如果蒋介石总司令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被照办的话，那么，中国正设想一场针对本国的武装冲突。”这篇文章报道了在中国“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朝日》写道：“我们对蒋总司令在7月13日会议所做的讲话感到遗憾，在这次讲话中，他实质上宣布了中国将抵抗任何侵犯其主权的企图。”“我们将悲哀地看到，这次讲话将助长中国人反对本国情绪的高涨。”《朝日》认为，和平仍然有望，不过要按照日本人的条件。“就是华北的经济发展、该区域的贸易以及降低中国的关税问题。对这些问题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将给中日局面带来可喜的气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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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中国妥协的意愿有了明确的限度。在1936年8月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蒋介石强调他愿意与日本调和，以维持和平，但是宣布：“如果日本在任何地方对中国领土做进一步的侵犯，‘则必须进行不惜牺牲的武装抵抗’。”(110) 因此，蒋对西南的胜利，增强了他在国内的权力，但并没有平息日本问题。蒋此时公开地承诺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决不再做让步，并且，他显然意识到战争已是山雨欲来。1935年冬，他命令张治中在沪宁地区修筑工事，以备战斗之用。1936年夏，参谋人员和军校学员对这些工事进行了检测。这些努力不仅是让军官们为次年夏季将要发生的战斗做准备，而且还通过展示南京在认真地保卫中国的主权而激发士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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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还开始了经济上的备战工作。蒋认识到中国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上海，因此极易被攻击，他批准了在湖南长沙和湘潭周围建立政府控制的重工业区。由当时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全国资源委员会负责筹备，其经济方案中，规划建立钢铁厂、机器厂、无线电设备厂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以便为战争经济打下基础。当这个项目被战争打断时，成就一般。不过，这种努力揭示了蒋在1936年对战时需求的考虑。(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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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一连串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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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7月13日讲话中变得坚定的立场，将在一个未确定的地区即中国内地人口稠密的四川省得到检验。东京曾一直要求获得在成都开设领事馆的权力，其根据是，成都是省会，而且日本和其他列强过去曾在那里设立过代表处。1936年，一名法国医生在该市曾为他的国家担任过临时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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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没有同意东京的要求，认为日本已经在四川的另一个大城市、条约口岸重庆设有领事代表。当然，争论的实质是中国担心日本的进一步渗透——更多的领事馆警察、更多的冲突和事件以及可能更多的日本走私。日本增加了在中国特别是华北领事馆警察的数量，并且，他们变得越发活跃。就像黎令勤指出的那样，这些警察是“分散在中国领土内部的日本武装团伙，他们从事间谍工作，把日本居民组织成志愿团，并向地方当局施加政治压力，以便扩展日本的利益”。(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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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特别急于避免在四川和成都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不论四川省还是成都市均有长期的反外传统。成都还拘留了一大批政治上活跃的高校学生。南京也不能轻易地控制这个地区的局势。刘湘直接指挥着那里的军事，并享有巨大的独立于蒋的自治权力。由于认识到这是一个火药桶，并担心日本特工急于寻衅，南京竭力迟滞日本扩大对四川省会影响的任何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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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不等南京的同意就开始设立领事馆。东京任命的成都代总领事岩井英一，在一小支日本记者和商人的陪同下，于1936年8月18日乘船抵达重庆，并准备前往就职。8月23日，这支日本队伍中的部分人（不包括岩井）到达成都，遇到了抗议其到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次日，大约有2000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与美国有关的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进行了游行，并砸毁了一家据说是出售日本走私货物的贸易和交通公司。中国警察当场驱散了暴民，但傍晚他们又在几名日本人入住的旅馆附近重新聚集。这群人冲破了警察设置的界线，把4名日本人拖到街上，剥下他们的衣服并殴打了他们。(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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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秩序恢复时，两名日本人（均为新闻记者）被打死了。他们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城墙边被找到。另外两名日本人（商人）被打成重伤。中国政府后来称，当地警察在与暴民的冲突中遭到重创，其间打死了10名示威者。日本调查者后来对此提出争议，认为仅有60名警察被派去对付多达1万人（有人说2万人）的人群，而且警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日本人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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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日本政府被成都事件激怒了，并立即派权威人士到该市调查此事。8月28日，日本国会开始讨论这次事件。东京既谴责了地方当局，也谴责了中国中央政府没有保护在华的日本人，并嘲弄了《敦睦邦交令》。成都和南京官员企图缩小事件的损害。成都领导人致电日本驻重庆领事表示道歉，并承诺进行彻底的调查。被说成是暴民领袖的两个人于8月27日被刘湘下令处死。南京也对事件表示遗憾，并谴责了共产党人士。9月15日，外交部长张群开始与川越茂大使会谈来解决日本提出的要求。(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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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这次事件看作是向南京施加新的要求，从而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一个契机。从一开头，日本人就坚决认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的事件。9月5日，日本调查团的一名成员波左近中佐对记者说：“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这次事件的所有细节表明，这次攻击是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按照精心的策划来实施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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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当川越开始谈判时，他向张群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特别要求。他以中国尚未同意的广田弘毅的三原则及解决华北局势的必要性作开头，还加上中国禁止所有带有反日意图的聚会、解散中国所有以抗日为目标的组织的要求。关于这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川越要求南京公开道歉、处罚所有责任者、对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赔偿、在成都市开设领事馆、降低中国海关对与日本人利益有关的产品征收的税率、在长江流域发展中日联合航运公司、建立中日之间的空中联系、在南京政府的机构中使用日本的顾问，以及中国协同努力以根绝赞成独立的朝鲜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活动。川越还强调必须清除公立学校教科书中所有反日情绪，以便断绝学生中反日感情的源头。总的说来，川越给蒋介石政府提出了至今最广泛的系列要求。2艘日本军舰离开上海驶往武汉，而另外3艘已经前往东南亚水域的战舰被召回到上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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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东京在1936年8月11日实施“国策基准”(1) 后，由日本的外务省制定出来的。外务省最初决定一步一步地逼迫南京签订一系列的协议，以保证“真诚的中日提携”，并逼迫南京承认华北的自治。由于成都事件，东京有了一起提出这些和其他要求的时机。(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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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川越的要求非常强硬，但许多日本人还想得到更多。右翼的《国民新闻》呼吁日本在成都驻军，而上海的《日报》则要求东京不要再对华“软弱”。(120) 矶谷廉介少将要求解散国民党。他称：“日军认为如果南京能解散国民党”，那么，“国民政府应该可以被迫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文件，同意日本允许使用武力来解决由……国民党挑起的问题和事件”。(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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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的舆论同样激烈。甚至国民党的机构也对日本人的要求表示愤慨。例如，有位作者在《上海党声》上写道，成都不是一个条约口岸，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外国人不可以到那里旅行。中国政府在法律上对此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在成都违反了条约协议。(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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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救亡联合会有联系的作者则更加直言不讳。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攻击是正当的。有位专栏作家为《新认识》撰文说：“这次事件是敌人攻击我国五年之后群众感情的爆发。”“所有真正想拯救我们国家的人，将对成都事件中英雄的人民表示真正同情的感情。”(123) 群众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政府胆怯之时人民也采取了行动，有些人对此表示自豪。孟长泳写道：“成都事件，实际上很可叹，应该给侵略者留下一个教训，提醒他们目前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愤慨是非常强烈的。”他警告说，如果日本继续不顾中国的民意，那么，南京政府将根本无法压制群众情绪的爆发。(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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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的预言非常准确。中国的反日情绪促发大量的诱因，使张群的任务基本无望。正如双方均被成都事件所激怒那样，另一次事件在广东南部的一个条约口岸北海发生了。曾参加过西南反叛的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余部，转移到这个地区，并且支持反日活动。1936年9月3日发生的一场示威游行，失去了控制，有个暴民打死了在该市居住已久的一名日本公民中野顺三。日本人说此人有个中国妻子，是一名无辜的药商；中方说他是一名走私分子及间谍。日本海军聚集到了北海和海南岛地区。日本强烈地抗议了这次事件，并把它加到了川越的冤屈清单中。这次事件成了日本将其在海南的活动升级、扩大日本海军的目标和经济计划的借口。(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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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关键的五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中日关系极其紧张。南京千方百计阻止可能损害张群谈判姿态的新事件的发生，竭力阻拦任何纪念性的示威游行。政府甚至下令禁止前些年留下的降半旗这样一个传统。(126) 尽管南京做了这些努力，但一周中，零星的反日事件遍及中国。如前所述，在丰台的中日士兵之间，发生了交战。在汕头，一户日本人的住宅被炸掉。而在汉口，一名日本领事馆警察在靠近日租界的边界巡逻时被暗杀。针对后面这件事，另外2艘日本驱逐舰加入了武汉地区的舰队，并有一队海军陆战队前来增援汉口的日租界。日本总领事也亲自向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提出强烈抗议。(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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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已宣布在9月17—20日之间实施戒严令，实际上禁止所有的集会，上海一直较为平静。尽管如此，9月23日，4名日本海员在公共租界的日人区中遭到枪击，2人受伤，1人被打死。上海日人区的日本警察暴跳如雷，肆意拦截中国人进行搜查、盘问，并加以逮捕。日本海军还登岸保护该地区，在四川北路1932年他们曾用作一个基地的舞厅中设立了军事指挥部。9月25日，裕仁天皇批准向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增兵。8艘新的驱逐舰到来了，使上海的日本舰队一共拥有5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10艘鱼雷，陆上有2200名海军。这些举措引发了中国平民的骚动，看到战事欲来，难民纷纷涌出闸北地区，但危机很快就被平息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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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的责任一直未能清楚地查明，但日本媒体及其政府开始把它们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在华反日恐怖活动，并把责任扣到南京的头上。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些事件作为川越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和陆军部的东京会议之后，同盟社报道说：“这一系列的反日事件是由南京政府顽固的反日政策所导致的，对于这一点，三个部门已达成共识。……甚至可以想象，事件的背后不是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国民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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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依然更加直言不讳。《日日》驻南京的记者报道说：“反日宣传已被用来争取群众和巩固蒋总司令的独裁统治。”他断言，日本“必须打击并且要重重打击这个反日运动的堡垒”。《支那》报道说：“涉及屠杀日本人的反日恐怖，包括爆炸、侮辱日本士兵及绑架日本人”，而《朝日》则谴责陈立夫在挑动对日开战。日本媒体也指责不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回到首都来主持谈判。东京的《读卖》报道说：“成都事件已过去近一个月”，但蒋总司令“仍然待在广州，显然是逃避责任”。(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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